圍繞人民幣是否能在本月底召開的國際貨幣基金（IMF）執行董事會上正式納入特別提款權（SDR）籃子的議題，已成為媒體熱炒的話題。有觀察者樂觀預計人民幣加入SDR是大概率事件，因為無論是IMF相關評估工作組還是其總裁拉加德都作了較為肯定的表態。但這個世界上任何不確定性的事情均有可能發生，臨門一腳能否成功，還取決於既有四大貨幣俱樂部國家的選擇。

　　筆者早就説過，SDR只是過期的稀缺品，實際上是早已解體的佈雷頓森林體系留下的遺産之一。它根本不是貨幣，而是常常被視為具有會計工具功能的令人費解的官方儲備資産，即貨幣兌換券。説白了，這是一種看起來很有歷史厚重感的高級古董，是供在神龕裏的貨幣符號表徵物。那麼這樣一種權利符號為什麼受到中國的追捧？這一方面説明既有貨幣體系仍然具有一定的統治力，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要在既有環境下重建一種貨幣體系的成本異常之大。

　　人民幣一旦加入這個計價俱樂部，表明既有金融體系的廣大參與者從制度層面承認人民幣是全球範圍內的可接受貨幣，當然有助於國際投資者購買以人民幣計價的資産，有利於中國資本的對外輸出，有利於中國貿易價值鏈的提升。瑞銀曾算過一筆賬，認為人民幣加入SDR帶來的顯性變化，是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份額有望從目前的1%逐步升至五年後的5%，即在全球高達11.3萬億美元的儲備資産中，今後五年中有可能每年有800億美元到1000億美元的資産變成以人民幣計價。

　　人民幣若能如期加入SDR，最多只是對中國在經濟發展、金融改革尤其是貨幣符號發育的一種體系化認可，絕非特權性的恩賜。因為在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中，真正握有特權的也只有美元一家。

　　如若人民幣加入SDR，肯定是其邁向真正意義上全功能貨幣進程中的關鍵步驟，某種程度上意味著中國在全球金融體系變遷中主動承擔體系重要擔保人角色，也是一種國家級信用資産質押，更是全球邁向三邊均勢貨幣格局的內生性邏輯。

　　美國早已不是70年前佈雷頓森林體系剛剛建立時期的那個名副其實的全球貨幣體系擔保人。1945年，美國的經濟實力可謂強大到無以復加的程度。當時美國的經濟規模相當於資本主義世界的60%，全球經濟總量的45%，擁有世界黃金儲備的59%以及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黃金儲備的75%。70年後的今天，美國儘管依然是全球第一大黃金儲備國，但8133噸的官方儲備差不多相當於德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國和瑞士的總和。美國能夠拿得出手的“幹貨”相較于過去越來越少。美國經濟佔全球經濟的權重已從70年前的45%的份額下降到不足25%，而中國經濟戰全球經濟的權重則從30年前的不足2.5%攀升至13.3%。中國更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外儲大國與貿易大國。而本來就是全球經濟重要一極的歐洲，儘管最近幾年受到經濟整體性衰退尤其是歐債問題的困擾，歐元表現跌宕起伏，但經濟體量仍比美國要大，而經典資本主義雲集的歐元區國家領袖，短期內並未做好放棄歐元的準備，歐元作為僅次於美元的主要國際貨幣，依然是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的常態化存在。

　　從全球金融競爭趨勢與中國金融業的發展邏輯來看，中國顯然對人民幣國際化的規格和標準有很高的期待：不僅僅是簡單的可兌換，而是全功能的，國際貨幣的所有功能都要具備。而人民幣在上述領域的每一步進展，都意味著中國承擔相應國際責任的增加。今日全球貨幣體系的最後擔保人依然是美國，其保持對全球貨幣體系的控制力，除了以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顯而易見的機制化體系之外，其背後蘊藏的則是美國的綜合實力。

　　現代金融絕不僅僅表現為銀行、證券、債券和貨幣等，而是對一國科技、産出、創意以及國際協調力與領導力的全面“萃取”。自佈雷頓森林體系以來，無論是日本還是歐洲，都由於在上述某一方面領域存在軟肋，加上地緣政治的約束，最終無法成長為全球金融尤其是貨幣體系的擔保人。某種意義上説，人民幣國際化意味著中國從既有全球金融體系的弱勢參與者及局部搭便車者向積極主導者及紅利提供者角色的切換，最終目標是和主要經濟和金融大國一道，成為全球貨幣體系的最後擔保人。

　　（作者繫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