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關於人民幣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特別提款權（SDR）籃子之事備受國際金融界熱議。

　　最新消息顯示，IMF將在11月晚些時候正式開會討論這一事宜，而不是之前有專家透露的11月4日。僅這一日期的變化就成為被財經界報道的事件，足見其重要程度。

　　根據目前多方已經透露的表態，本次人民幣“入籃”幾乎無懸念。屆時消息一旦正式確認，對於中國，對於世界經濟都可謂大事。

　　資料顯示，SDR是IMF于1969年創設的一種國際儲備資産，用以彌補成員國官方儲備不足，其價值目前由美元、歐元、日元和英鎊組成的一籃子儲備貨幣決定。這就是長期以來人們常説的全球四大儲備貨幣。人民幣一旦“入藍”，將成為第五種儲備貨幣，事實上，從當前的實際使用來看，人民幣已經超過日元。

　　根據IMF規定，納入SDR的一籃子貨幣需滿足兩個標準，一是貨幣發行國家的出口貿易規模，二是貨幣能夠自由使用。IMF每五年進行一次SDR籃子審查。在2010年評審時，人民幣滿足了第一個標準，但未達到第二個標準。

　　而眾所週知，過去的五年，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出現質的變化，多國爭相建設人民幣跨境交易清算中心，中國央行與多家央行實現貨幣互換。最近4年來，貨幣互換量增長了350倍。尤其是今年以來，人民銀行出臺一系列措施加快人民幣市場化進程，包括：公佈外匯儲備中的貨幣構成，向外國央行、國際金融組織和主權財富基金開放銀行間債券市場和外匯市場，完善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報價機制。中國還採納了IMF數據公佈特殊標準，將按照這一特殊標準公佈相關統計數據。

　　在今年8月份發佈的初期評估報告中，IMF已經給予比較明確的暗示：種種跡象表明，人民幣國際使用規模和國際交易的不斷增長是長遠趨勢。IMF第一副總裁利普頓在10月下旬的一次採訪中也説，人民幣納入SDR是“積極的”。

　　但技術評估與最終的確認之間並非易如反掌，期間還要經過複雜的大國博弈等許多看不見的政治角力。預定於11月舉行的G20集團峰會上，SDR估計也是離不了的話題之一。

　　不管怎麼説，借助中國經濟騰飛之勢，人民幣國際化順風順水，成為主要儲備貨幣是不可阻擋之歷史潮流。今年的11月，有望成為人民幣國際化的一個重要歷史節點。現在，也許該考慮的是，“入籃”之後，人民幣又該如何？

　　對中國而言，人民幣“入籃”當然是利好。花旗銀行新興市場部經濟主管戴維·盧賓日前在英國《金融時報》上説，對中國而言，近期收穫最大的好處是會催生資本從世界各央行流入中國，各國央行會增加它們對中國投資的儲備份額。這有利於中國對衝資本外流的風險。長期而言，人民幣“入籃”對國際貨幣秩序有著極大的影響。盧賓説，利害攸關的中國有機會建立一個“有中國特色”的國際貨幣體系。

　　俄羅斯《觀點報》近日引用外匯專家傑耶夫的話説，人民幣早就有權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籃子的成員。另一位俄羅斯金融專家薩莫法洛娃則預言，人民幣再過一些年會開始更加積極地擠佔美元的國際市場。英國渣打銀行預測，今後大宗商品可能以人民幣而非美元來重新定價，這將導致中國擁有更大的金融權力。進一步地，英國《每日電訊報》記者蒂姆·華萊士把這一事件看作是美國作為全球無可爭議超級大國時代的終結。

　　業內人士表示，美國之所以一直能夠對世界各國銀行以及在其他國家進行的交易強制實施他們自己的規則和制裁，是因為美元是在紐約結算的。而中國正在建立起自己的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交易可以在中國直接結算，從而使中國獲得與美國類似的金融權力。

　　渣打銀行預測，從現在到2030年，世界經濟增長的70%將來自新興市場。新興市場在全球GDP的佔比到2030年預計將增至60%以上，而在2010年僅為40%。

　　面對世界經濟的變化，未來“入籃”的人民幣無疑也將面臨許多挑戰。從金融領域看，這包括本國金融市場的廣度與深度是否已經足夠吸納來自世界的鉅額資金往來，中國是否已經真正具備國際一流的金融監管能力，能夠防範可能出現的金融風險。最近有不少金融專家就提醒，在中國十三五規劃期間，如何避免出現大範圍的金融危機是至關重要的。

　　而從國際關係的角度，如何審慎使用人民幣帶來的金融權力並非易事。尤其是，如何處理好與受到嚴峻挑戰的美國的關係，將相當微妙。

　　最近英國《金融時報》刊登的專欄作家戴維·皮林的一篇文章頗值得思考。在這篇題為《“中國敘事”挑戰西方價值觀》的文章中，皮林引用了自上世紀70年代就負責報道中國事務的美國資深新聞人、學者夏偉（Orville Schell）的觀察：中國的形象依然處於“受傷的巨人”與“崛起的強國”之間的分裂期。

　　這種觀察在西方智識階層很有認同，其實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美國人的不安。從很多意義上看，人民幣“入籃”獲得的金融權力及未來影響，決不僅僅限于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