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油送鍋、免費旅遊、親戚推薦、高利率、媒體廣告轟炸，對於中老年投資人來説，這都是讓他們陷入網際網路金融騙局的有效手段。

　　這些中老年投資者不懂網際網路，也無處獲得基本的投資者教育。面對高利率的誘惑，他們更願意相信電視廣告、親戚朋友，而不是將投資決策建基於常識。

　　1投十個，爆一個

　　即使大半輩子在投資領域戰功卓著，王玲仍是踩中了網際網路金融的一顆“雷”。

　　2015年12月，一家P2P公司涉案被查，她因此損失了近兩萬元，在QQ群痛訴的人當中，她只算是擦破了一點皮，但打破了她以往的“不敗”戰績。

　　從2013年開始，以P2P網貸為代表的網際網路金融發展得如火如荼，也亂象頻生。它把民間金融的脆弱以網際網路為媒介攤在了臺面上。

　　據網貸之家統計，截至2015年12月，P2P網貸行業累計平臺數達到3858家，其中問題平臺總量1263家。也就是説，遍及全國的網貸公司，每三家中就有一家出了問題。

　　以此為參照，浸潤該行業兩年的王玲投資了十五家平臺，倒掉一家，已經算是頭腦靈活、眼光機敏的投資人了。

　　王玲家住安徽宣城，從保險公司退休後，就開始接觸P2P行業，曾在當地的兩家P2P公司當過業務員。“第一家産品的年化率7.2%，比銀行存款高、比國債高，就夠了，我不是很貪婪。”她説，“後來我發現它裏面有資金池，就走了。”

　　此後，一位被稱作“袁總”的人找她加入另一家P2P公司。此人之前是一家保險公司的副總，王玲認識他很多年，但不熟，“這個人為人不咋地，我不怎麼信任他”。

　　2015年7月，這家P2P公司的宣城分公司成立，袁任一把手，找王玲去做業務員，主要是拉客戶，零底薪。王玲去開過會，後來還是拒絕了。

　　“我又不太了解他們在做什麼，再説就讓我當個業務員或者小官，我才不幹呢。如果讓我當大官，也許我就上當了，就要被逮起來了。”她對南方週末記者説。

　　但回來後，她還是下載了這家公司的App，投了不到兩萬塊錢進去。

　　王玲看到中央電視臺也在播它的廣告，更是放下心來，在銀行工作快四十年的丈夫看了廣告，也覺得能搞。如今出事以後，王玲並不怎麼責怪電視臺，“它是不是詐騙，誰又能判斷呢？那麼大的企業擺在那兒，誰又能不相信呢？”

　　因為始終在金融業工作，王玲知道以目前的經濟形勢，難以支撐近15%的年化收益率。她想，給客戶的利息那麼高，運營成本又那麼高，哪個小微企業能承受那麼高的利息？

　　但質疑歸質疑，她並沒有改變自己的決策。就像在此輪採訪中，南方週末記者接觸到的投資人幾乎都沒有從基本常識去考慮問題。他們投資網際網路金融，藉以判斷的都是與金融本身無關的因素。

　　讓王玲産生懷疑的，是這個P2P公司的軟體界面。她覺得“憋屈”，驗證碼小到不把臉貼上去、打著特別亮的燈就看不到的地步。因為這點，她沒再敢多投錢。

　　12月8日，該平臺宣佈被調查而停業後，王玲給袁總打過電話，對方還只是説，“沒事兒，就像銀行一樣，銀行不也經常有工作組來查嗎？”

　　與眾多不熟悉金融和投資的同齡人相比，王玲算是比較專業的投資人了。在她的P2P投資籃中，有15家平臺，都是相關機構評出的全國前百強。餘額寶她已經不玩了，利息太低，只零星存點錢在裏面轉賬和消費。

　　2015年上半年，她也玩過股票，下半年就不玩了。她覺得“玩股票對老年人不好”，波動太大，投個幾萬塊錢又沒多大意思。

　　她準備下一步買黃金，以後交給孫女。除了國債，她的錢沒存過銀行，過去買了很多保險，也買過郵票、紀念幣和紀念鈔，現在沒什麼要買了，覺得只有黃金才可以保值。王玲的投資經並沒有跟身邊的朋友分享，“我自己的東西不會隨便告訴別人的，和一個知識不全面的人怎麼聊啊？”

　　2003年，她投資過當地的房産，即便家人都不同意；2013年，還是在家人的反對下，又賣了，置換成市中心的一套房子。2008年，兒子剛畢業在上海工作，她為他買了一套93平米的花園洋房，當年市場價180萬，作為工薪階層，為此，她到處借款，現在，又為兒子在上海置換成了300平米不到的聯體別墅。

　　王玲的兒子是北大本、碩畢業，現在小兩口都在上海的金融行業工作。接受採訪這天清早，王玲還在電話裏跟兒子講，讓他跳槽到亞投行去，兒子笑著説，“你最適合去國務院工作。”

　　至於對出事的這家P2P公司的追償，很多投資人在QQ群裏討論維權，王玲卻勸大家，被反罵回來。她認為人犯了錯誤習慣歸罪給別人，很不理性，投資人應該獨立承擔判斷錯誤的責任。

　　她遇事習慣自己扛著，“我為什麼不把自己的錢告訴家裏人？因為他們對風險的承受能力不行，包括我老伴。跟他們講了又要嘮嘮叨叨、擔驚受怕。我就自己調整，能想得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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