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北京3月16日電 （李海霞）15日，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潘功勝在參加“普惠金融助力實體經濟轉型發展”沙龍時表示，發展普惠金融是中國今後一段時期我國金融發展工作重點內容之一。他認為，發展普惠金融，大家共識度比較高，但是怎樣發展，如何發展，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和認識上的問題。

　　潘功勝認為，普惠金融需要建立一個有效的，為社會各個階層群體提供服務的金融體系，為弱勢群體提供平等，享受了現代金融服務的機會和權利。對於享受基本的金融服務的權利，與人的生存權、發展權、受教育權一樣，都是人的基本的權利。

　　“中央國務院對發展普惠金融，尤其小微企業的金融服務和“三農”的金融服務為主體非常重視。”潘功勝説，應該説這些年來也取得了一些不小的進步，但仍然是中國金融的薄弱環節，與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和社會各個方面的期待還是有很大的差距。

　　“發展普惠金融，大家共識度還是比較高的，但是怎樣發展，如何發展，大家在這些問題上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有一些認識論上的問題。”潘功勝認為，目前公眾對發展普惠金融有五方面認識上的問題。

　　第一，容易把普惠金融等同於政策性金融，過度強調社會性，忽視市場原則和可持續性。“大量的案例使國際社會形成共識，微型金融、普惠金融，要在政府政策支援的基礎上進行市場化操作，走保本微利的可持續發展制度。”潘功勝説。

　　他舉例，從國際上看，上個世紀70年代普惠金融發展的早期，世界銀行跟組織在亞非拉國家大量的“微貸項目”，有過資金使用低效浪費、腐敗叢生的慘痛教訓。比如説印度以轉增和政府支援為主的開發性銀行，由於過度強調它的政策性，一度認為滋生腐敗的溫床。優惠利率貸款被村莊的存儲人挪用，真正需要支援的貧困人群得不到貸款，早期的孟加拉鄉村銀行也經歷過慈善金融的失敗。大量的案例使國際社會形成共識，微型金融、普惠金融，要在政府政策支援的基礎上進行市場化操作，走保本微利的可持續發展制度。

　　第二，容易把普惠金融等同於過高的融資滿意度，對風險相對忽視。事實上普惠金融也是金融，而且主要是針對風險承擔能力較差的弱勢群體，交易能力比較高，風險更大，不顧條件，因為追求政策寬鬆，降低信貸標準，甚至搞印度式普惠，效果可能適得其反。

　　潘功勝介紹，本次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國出現了小額信貸危機，根本原因在於政府企圖在短期內快速提升融資的滿意度，盲目開展全民小貸行動計劃，造成了危機。過高的融資滿意度也可能會産生錯誤的政策導向，因為導致企業盲目擴張，投機活動，也不利於銀行發放道德風險，保持適度的融資環境可能對小微企業的發展是合適的。

　　潘功勝認為，“在金融危機以後我們的金融機構的一些順週期的行為，對金融機構的順週期的一些行為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當宏觀經濟增長的速度非常快的時候，銀行的風險偏好降低，融資條件寬鬆，甚至造成信貸的狂歡，當過度寬鬆的融資條件，可能將小微企業送上不歸路。”

　　“我們今天反思一下，東部的一些省份在金融危機以後所出現的一些金融風險方面的問題，這是需要我們認真思考的，2008、2009、2010年，可以説是一個信貸的狂歡，東部的沿海地區，一些過度融資的行為，銀行過度降低信貸標準，小微企業過度融資的行為，實際上是把一些小微企業送上了不歸路。”潘功勝説。

　　第三，衡量金融的普惠性，不僅僅是看它的融資需求是不是能夠得到滿足，也需要包括存儲款、轉帳、支付等等，貧困的人群和貧困的弱勢群體，能不能享受到一些現代的金融服務。

　　潘功勝認為，目前公眾容易把普惠金融的供給等同於銀行信貸，忽視了供給的多樣性。“不同的市場主體，不同發展階段的企業，融資渠道和方式有差異很正常，農村家庭粗放型的企業在銀行難以借款，更多的是靠熟人借貸和民間融資，這在世界各地也是如此。”他認為，農村家庭通過民間金融滿足了需求，是正規金融的有益補充，同樣也是普惠金融。世界銀行20國集團在普惠金融中也十分強調供給的包容性和多樣性，正規金融和民間金融，傳統金融和新金融，銀行與非銀行都是實踐普惠金融的供給主體。

　　第四，市場上也存在一種過於政治化的觀點——認為銀行的經營者過於追逐利潤，思想覺悟不高。

　　“要求提高這個行業從業人員思想道德水準，希望通過提高這個行業從業人員思想道德水準的方式來解決中國普惠金融的問題，我覺得這種想法過於情緒化，或者是過於政治化的。”潘功勝認為，這樣的想法不可能來真正的解決普惠金融面臨的問題，但是這一類的質疑和批評，至少對我們銀行業有一些啟示。

　　“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商業組織，需要在追逐商業利益和社會責任之間達到平衡，形成一種平衡。商業銀行的內部績效評價體系和內部授權體系，要體現這樣一種平衡。要有助於微型金融的發展。”潘功勝強調，商業銀行目前的競爭性越來越強，商業銀行站在自身未來發展的角度，發展小額金融，也應該成為自身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五，從一個更為廣泛的視角看，小微企業，三農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實際也是整個經濟體制轉型滯後的反映。

　　潘功勝認為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和經濟體制有關，由於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需要以及國企的預算軟約束，讓銀行更願意服務於大企業，從而消弱了小微企業的融資能力，形成擠出效應。 應該降低地方政府過度的發展經濟需求，規範地方政府和國企的融資行為，十八大後這方面的情況已經有所好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