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民國雅士張伯駒曾遭綁架 寧死不讓妻子賣收藏

　　隋代展子虔的《遊春圖》（橫80.5cm 縱43cm 絹本）被認為是迄今為止中國存世最早的山水畫。

　　張伯駒的書法，因其獨特的風格，被稱為“鳥羽體”。

　　■陳泰鎖

　　張伯駒出生於官宦世家，父親張鎮芳是清末民初政、商兩界的風雲人物。張伯駒從小熟讀詩書、出口成章的他，卻無意于仕途，完全沉迷在舞文弄墨的書畫世界裏。因為醉心收藏，雖身為父親任董事長的鹽業銀行常務董事，張伯駒卻對銀行業務毫無興趣。他一不認官，二不認錢，獨愛詩詞、書畫、戲曲。從此，張伯駒就有了“怪爺”的綽號。為了收藏國寶書畫，他不惜變賣房産和夫人的首飾，在面對綁匪時，寧死也不願變賣字畫。新中國成立後，他將自己收藏的陸機《平復帖》、展子虔《遊春圖》、杜牧《張好好詩》卷、范仲淹《道服讚》、蔡襄自書詩冊、黃庭堅《諸上座草書卷》等國寶書畫捐給了北京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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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喜仕途癡迷書畫

　　張伯駒（1898-1982），字家琪，號叢碧，河南項城人。提起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期的項城，很多人都會想到另一個與項城有著密切關係的人：袁世凱。很多史書在記載袁世凱時，直呼他為“袁項城”。事實上，當年在項城，袁家和張家都是非常有名望的家族，而且兩家還有姻親關係。張伯駒的姑媽嫁給了袁世凱的大哥袁世昌，張伯駒也就是袁世凱的表侄子。

　　張伯駒的父親本是張錦芳，後過繼其伯父張鎮芳。張鎮芳是光緒朝進士，歷任天津道、長蘆鹽運使、湖南提法使等職務。民國成立後，任河南都督兼民政長。1915年3月，張鎮芳主持官商合股的鹽業銀行，以抗外資，張鎮芳任經理，總管理處設在北京。第二年因為袁世凱去世，鹽業銀行也改為商業銀行，由張鎮芳經營。

　　順便提一句，除了創辦鹽業銀行，如今的北京，還留有張鎮芳當年的印記。香山公園管理處辦公樓南側的一座二層建築原名為鎮芳樓，在香山慈幼院時期，它曾是慈幼院的標誌性建築。此樓的建成資金，正是來源於張鎮芳的捐贈。話題再回到鹽業銀行。因為捲入張勳復辟風波，死裏逃生的張鎮芳遠離仕途，最終回歸鹽業銀行，並出任鹽業銀行的董事長。此時的鹽業銀行，總部也搬到了天津。

　　張伯駒從小天賦異稟，被稱為“神童”。他幼年入私塾，五六歲就能背很多首古詩，十歲不到就可以寫出很多古體詩。他對《古文觀止》、《資治通鑒》等經典典籍非常熟悉。但成年後的張伯駒並沒有考取功名，他喜愛詩詞、書法，舞文弄墨，沉醉於書畫世界。張鎮芳自然不贊同兒子如此行為，張伯駒被父親所迫，參加了袁世凱的軍隊。1917年，張伯駒從中央陸軍混成模範騎兵團畢業，後在曹錕、吳佩孚、張作霖部任職，做到旅長，又因不滿軍閥腐敗生活而離開軍界。張鎮芳對張伯駒的決定非常惱火，但又無可奈何，只好安排兒子進入銀行，協助自己打理生意。張伯駒對銀行事處不感興趣，但很快發現待在銀行也有好處。

　　因為鹽業銀行的政治背景，清廷的大批文玩都抵押在鹽業銀行，張伯駒由此也得以眼見諸多“囯之重器”，造就了他日後超乎尋常的鑒賞眼光。由於張伯駒自身在詩詞歌賦上的天賦，加上接觸了大量宮廷典藏的經典書畫，其吟詩作賦、風流倜儻的做派也廣為流傳，被當時的人們稱為“民國四公子”之一。不過，關於“民國四公子”的説法有不同版本，也沒有官方的定論，多是民間的説法。張伯駒所著《續洪憲紀事詩輔注》對此曾有記載：“人謂近代四公子，一為寒雲（袁克文），二為余（張伯駒），三為張學良，四、一説為盧永祥之子小嘉，一説為張謇之子孝若。又有謂：一為紅豆館主溥侗，二為寒雲，三為余，四為張學良。此説盛傳于上海，後傳至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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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萬大洋從皇族手中購得《平復帖》

　　張伯駒從30歲開始收藏中國古代的名人書畫。1927年，他偶然從琉璃廠買到一塊康熙早年題寫的大字匾額“叢碧山房”，他很喜歡“叢碧”二字，索性給自己起了個號：“叢碧”，書齋也改名為“叢碧山房”。從此他對古書畫的收藏一發不可收拾，後來逐漸把收藏珍貴書畫當作一種使命。他曾經説：“予生逢離亂，很少讀書，三十以後嗜書畫成癖，見名跡巨制雖節用舉債尤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

　　張伯駒收藏的書畫名跡僅記載在他的著作《叢碧書畫錄》裏的就有118件，他的藏家地位和影響力可以説在當時無人可比。

　　在張伯駒的收藏過程中，其鹽業銀行董事的身份對其幫助頗大，這無疑是他對外收藏書畫的一個財力招牌和收藏渠道。在其著作《春遊紀夢》中提到稀世珍品米友仁的《姚山秋霽圖》和黃庭堅的《摹懷素書》，曾經都是舊主劉可超在天津鹽業銀行的貸款抵押。不過，張伯駒最讓世人折服的不是他的“財大氣粗”，而是他“見名跡巨制，雖節用舉債，尤事收蓄”的魄力。他曾在自己的著作中談及了自己為何不惜一切收藏珍貴書畫的初衷：“故予所收蓄，不必終予身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傳有緒”。

　　在張伯駒的諸多藏品中，最具影響力的則是陸機的《平復帖》。《平復帖》是西晉大書法家陸機問候自己生病的朋友賀循的書札，因其中有病體“恐難平復”字樣而得名，距今已有近1700年。《平復帖》也是我國現存最早的書法真跡，比王羲之的手跡還早七八十年。不足一尺長的作品，卻蓋滿了歷代名家的收藏章記，朱印纍纍，滿紙生輝，被收藏界尊為“中華第一帖”，人們尊稱它為“墨皇”。

　　《平復帖》在乾隆年間流入清朝內府，後來被乾隆皇帝賜給了皇十一子成親王永瑆。光緒年間，書帖又到了朝廷重臣恭親王奕 的手裏。上世紀30年代，張伯駒于打聽到《平復帖》在奕 之孫、著名畫家溥心畬手裏。幾經中間人斡旋，20萬大洋的天價仍然讓他無力承擔（民國初期，魯迅在北師大學做教授時月薪是300大洋，20萬大洋相當於他七年的工資）。1936年，讓張伯駒擔心的事發生了，溥心畬舊藏唐代韓幹《照夜白圖》經古董商人流失海外，張伯駒十分惋惜。又請張大千（在畫界溥心畬與張大千齊名，有南張北溥之稱）做説客，從中間説和，表示願以6萬大洋購買《平復帖》，但仍未如願。1937年年底，張伯駒在火車上與著名藏書家傅增湘相遇，從他口中得知，溥心畬母親過世，需款正急，可以借機購得《平復帖》。但張伯駒憂慮，現正遇溥心畬母喪，重提相求之事，有乘人之危之嫌。後來，傅增湘斡旋促成了此事。幾日之後，傅增湘把《平復帖》抱來了。“心畬要價4萬，不用抵押，一次賣斷較為簡便。”張伯駒立即先付2萬大洋。

　　雖説張伯駒出身世家，但此時父親張鎮芳已經去世四年，張伯駒雖是鹽業銀行的常務董事，但對銀行的事從來不聞不問，能拿得出來的錢並不多，為了湊足餘下的2萬大洋，他將妻子潘素的首飾都變賣了。《平復帖》來之不易，在收藏後，張伯駒把自己的書房改成為“平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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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遭綁架寧死不讓妻子賣收藏

　　抗日戰爭爆發後，時局動亂，因為這些價值連城的書畫，張伯駒曾遭到綁匪的綁架。1941年初春的一個清晨，在上海鹽業銀行上班的張伯駒，突然被人綁架，綁匪索價偽幣300萬元。此時的張伯駒，為了收藏珍貴字畫，早已囊空如洗。張伯駒了解到，這幫綁匪的目的就是為了讓他交出收藏的珍貴字畫。因此張伯駒寧願餓死，也不願讓他們得逞。於是他連日絕食，沒過幾天他就昏迷不醒。

　　綁匪只得通知張伯駒的夫人潘素來見他一面。潘夫人見到此時的張伯駒面容憔悴，形容枯槁，忍不住痛哭流涕。張伯駒連忙安慰妻子，反覆叮囑她：“我寧可自己死在這裡，也決不允許你變賣我收藏的古代書畫來給我贖身。”潘素只得連連點頭。

　　後來綁匪與張伯駒僵持了整整八個月，綁匪見敲詐沒有指望了，就又寫了一封信給潘素。信中説，如果從即日起七日之內不拿出40萬元贖身，就請做好收屍準備。潘素見信，知道綁匪急了。潘素找親朋好友四處籌措，大夥也解囊相助，最後終於湊足了錢，將張伯駒贖了出來，他收藏的珍貴書畫卻一張未動。張伯駒置性命于不顧以求保藏文物珍品的故事一時傳為佳話。

　　經此劫難，張伯駒決心離開上海。後來，他們一家取道南京、河南來到西安，潘素將年幼的女兒張傳彩託付給西安的一位友人，而張伯駒和潘素則多次往返于北京和西安之間。他們正是為了將收藏的字畫帶到西安。為了不讓人起疑，潘素將這些書畫偷偷地縫在被子裏，一路擔驚受怕地帶出北京。1943年至1945年的三年時間，張伯駒一直居住于西安。

　　日本投降後，張伯駒再次回到了北京。他收藏的這些珍寶讓很多人獲益匪淺。著名文物專家、文物鑒賞家王世襄（1914-2009）就曾多次鑒賞《平復帖》，並寫下了《西晉陸機平復帖流傳考略》，留下了寶貴的研究資料。

　　王世襄當時負責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工作，由於對文物的愛好和工作上的需要拜見張伯駒，見面後他倆也很快就熟稔起來。1947年在故宮博物院任職時，王世襄很想在書畫著錄方面做一些工作，試圖將書畫作品的質地、尺寸、裝裱、引首、題簽等分欄詳列，並記其保存情況，考其流傳經過，以期得到一份比較完整的記錄。為了研究《平復帖》，王世襄常去張伯駒家，張伯駒説：“你一次次到我家來看《平復帖》太麻煩了，不如拿回家去仔細地看。”

　　王世襄在《〈平復帖〉曾藏我家——懷念伯駒先生》一文中詳細記述了看帖時的情景和心情：“到家之後，騰空了一隻樟木小箱，放在床頭，白棉布鋪墊平整，再用高麗紙把已有錦袱的《平復帖》包好，放入箱中。每次不得已而出門，回來都要開鎖啟箱，看它安然無恙才放心。觀看時要等天氣晴朗，把桌子搬到貼近南窗，光線好而無日曬處，鋪好白氈子和高麗紙，洗凈手，戴上白手套，才靜心屏息地打開手卷。桌旁另設一案，上放紙張，用鉛筆作記錄。《平復帖》在我家放了一個多月，才畢恭畢敬地捧還給伯駒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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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北京老宅購《遊春圖》

　　日本宣佈投降後，溥儀帶到東北的書畫文物比較集中地在市場上出現，北京琉璃廠的古董商穆蟠忱、馬霽川等人最早奔赴東北，以合股的方式收購到不少字畫精品，其中就有隋朝畫家展子虔的《遊春圖》。展子虔是北齊至隋間的大畫家，《遊春圖》被認為是現存最早的山水畫，畫上並沒有展子虔的簽名，之所以被認為是展子虔的畫作，是因為宋徽宗趙佶的題字。

　　對如此珍貴的書畫，張伯駒認為應由故宮博物院收藏為宜，但當時故宮財務困難，院長馬衡説：“故宮博物院經費困難，難以週轉。”張伯駒則説：“院方經費困難，伯駒願代為週轉。”接著他開始並請墨寶齋的馬保山從中週旋，希望購買《遊春圖》，最終，幾經斡旋以二百兩黃金（金條二十條）談定。但二百兩黃金對剛返回北平不久的張伯駒來説，已是力不從心。表面上家大業大，但十幾年裏，他手裏的錢幾乎都買了古書古畫，萬貫家財已經散盡。在購買《遊春圖》前，張伯駒剛剛收藏了范仲淹的《道服讚》，《道服讚》是范仲淹為友人所制道服撰寫的讚文，也是范仲淹唯一傳世手跡，張伯駒一見此帖便愛不釋手。最終，張伯駒變賣部分家産又加以舉債，以110兩黃金從收藏家靳伯聲處購得此帖。（《道服讚》與《遊春圖》一起剛剛從戰後的東北流回北平）。

　　為了買下《遊春圖》，手頭拮據的張伯駒決意賣掉自己位於東城弓弦衚同佔地15畝的宅院。這宅院據傳原為清朝大太監李蓮英所有，是張伯駒最喜愛的居處。宅院最終賣給了輔仁大學，再加上賣掉夫人的首飾，張伯駒湊齊了二百兩黃金。

　　據一些資料記載，《遊春圖》最後的成交價格為黃金一百七十兩。這其中也有一些小故事。當年張伯駒湊得黃金後，按照約定的時間辦理手續，但黃金鑒定師對金條進行成色鑒別時，發現金條成色太差，只有足金130多兩，少了70兩。最後，張伯駒答應補齊，並由馬保山擔保。至此，《遊春圖》才最終為張伯駒所購得。後經幾次補交，待補足到170兩黃金時，已經是1949年初。此時北平已和平解放，正是新、舊社會交替，餘下的30多兩黃金也就不了了之了。

　　當年，張伯駒賣掉弓弦衚同的宅院後，張伯駒一家人又搬到早年買下的位於西郊的承澤園。儘管買下《遊春圖》備嘗艱辛，但他還是掩飾不住內心的欣慰和喜悅，很快就把自己的住所更名為“展春園”，他隨自號“春遊主人”。在展春園裏，張伯駒每日裏還給自己定了一門功課，就是把他所收藏的書畫進行整理編目成書，定名為《叢碧書畫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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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藏字畫悉數捐給故宮博物院

　　新中國成立後，張伯駒一生所藏文物精華，大多歸於故宮博物院收藏。故宮博物院共計收藏有張伯駒《叢碧書畫錄》著錄的古代書畫22件，幾乎件件堪稱中國藝術史上的璀璨明珠。

　　1952年，張伯駒夫婦把展子虔的《遊春圖》、唐伯虎的《三美圖》連同幾幅清代山水畫軸捐給了故宮博物院。1956年，張伯駒和夫人潘素商量後，將所藏的陸機《平復帖》卷、杜牧《張好好詩》卷、范仲淹《道服讚》、蔡襄自書詩冊、黃庭堅《諸上座草書卷》等珍貴文物八件捐獻給了故宮博物院。

　　在此前，張伯駒還通過統戰部徐冰將李白僅存於世的《上陽臺帖》轉呈毛主席，毛主席收到此帖後，觀賞數日，十分愛惜。1958年，轉交故宮博物院珍藏。

　　1962年，張伯駒任吉林省博物館副研究員、副館長。在此期間，他也將多件字畫捐獻給吉林省博物館收藏，其中最知名的則是 南宋楊婕妤的《百花圖卷》。《百花圖卷》是已知我國現存最早的一件女性畫家的作品，該畫卷乾隆時期收入清內府收藏，清朝滅亡後散失於民間。張伯駒曾這樣表述：“我終生以書畫為伴，到了晚年，身邊就只有這麼一件珍品，每天看看它，精神也會好些。”

　　當代山水畫家、國畫理論家關瑞之回憶：1980年夏，他陪同張伯駒、關松房、啟功、魏龍驤等老人同遊頤和園時，一位領導問關松房、張伯駒兩位老人：當今很多名人都在考慮建博物館、灌唱片將自己的藝術作品傳世，你們是不是也有考慮？張伯駒回答：“我的東西都在故宮裏，不用操心了”。張伯駒的回答也令在場的所有人肅然起敬。1982年2月26日，張伯駒病逝于北京。傾其私産保護國寶字畫，一代名士張伯駒無私的風骨讓人感慨萬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