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錢慧安《烹茶洗硯圖》

　　關於茶的起源問題，一直被蒙上神秘色彩。將茶道奉作“國粹”的日本認為茶乃佛祖釋伽牟尼所“發明”，與此異曲同工的神農發明茶之説在我國廣泛流 傳，迄今對此深信不疑者仍大有人在。正是這種虛妄的茶起源説使海內外的學者産生了困惑，也為多起源説起了推波助瀾的負面作用。因此探索茶之為飲起源於何時 何地，就成為茶史研究首先需要搞清楚的重要問題。

　　戰國秦漢：茶之起源

　　神農發明茶之説，究竟由誰提出，今已難確考，但最先將此説形之於文字，並加以闡述者首推陸羽。他在《茶經·六之飲》中指出：“茶之為飲，發乎神 農氏”，在同書《七之事》中又提出“三皇炎帝神農氏”為茶祖的觀點，又引相傳為神農所撰的《神農食經》雲“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悅志”，以證其説。其實神 農、三皇、炎帝皆是先秦至秦漢間言人人殊的人們“想像中的人物”。其發明農業、醫藥等傳説，不過是人神合一的蒙昧時代的象徵。陸羽提出神農發明茶之説後， 即遭到唐宋時人的痛斥。如南宋著名思想家葉適在其讀書筆記中明確指出，所謂神農發明農業、商業之説，實在不過是漢代易學家的偽造（《習學記言序目》卷四 《周易四·係辭下》）。陸羽曾被譽為茶聖、茶祖、茶仙，《茶經》更被奉為茶學百科全書，但由於其所處時代的認知局限，留下不少經不起推敲的似是而實非之 論，神農發明茶之説，即為典型一例。

　　不妨從文獻學的角度考察一下神農發明茶之説的虛妄，這必然涉及茶學界另一個爭論已久的問題，即“茶從藥用進化到食用”，還是從食用進化到飲用？ 根據文獻考證的結果，答案應以後者為妥。關於神農嘗百草的傳説，最初的記載中，神農這一舉動只是為了解決果腹問題，然後教民耕種，發展栽培農業。這種傳 説，似始見於《淮南子·修務訓》：“古者，民茹草飲水，採樹木之食，食蠃蠬蚘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宜，燥濕肥墝高 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類似記載還見於《新語·道基》，《佚周書》等也有相似的載述。但其中都未提到 “茶”字，且茶也根本不會有解植物中毒和水毒之功能。《詩經》中保存了一張從西週到春秋時期人們食用各種食物的“功能表”，其中並無茶。迄今西南少數民族仍 保留著食用腌茶的習俗，也許為古人食用茶的余風流韻。綜合上述情形，比較合乎情理的結論似是：所謂嘗百草，首先應是食用，在長期的食用過程中，發現某些草 本或木本植物的藥理功能及療疾作用，才遴選出來作為中草藥。茶的演變過程似乎應是從食用到飲用。雖然《本草》中有茶，但按現代審評標準，與其説茶有藥用功 能，不如説茶有某些保健作用更加切合實際些。

　　值得注意的是，《孔叢子·連叢子下》有記載稱：“伏羲始嘗草木可食者，一日而遇七十二毒，然後五穀乃形。”這裡神農換成了伏羲，日遇七十毒也變 成了七十二毒，但仍然沒有茶。只能説明這類傳説有多種版本，會在長久的口耳相傳中變換其內容，力求其“可信”性而已，但這絲毫改變不了其虛妄性。

　　至於提到茶的《本草》，其經歷代傳承，由《唐本草》——《開寶本草》——《嘉祐本草》——《政和本草》一路發展完善，在距今約900年前終於有 了里程碑式的定本。但從《神農本經》起至《政和本草》，均無神農日遇七十毒、得茶而解的片言只字。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條記載竟出於清人孫壁文的偽造。當 代茶學泰斗吳覺農先生在其遺著《茶經述評·前言》中論定：“茶樹原産地是在我國的西南地區，而在戰國以前的歷史條件下，還不可能把西南地區的茶葉傳播到中 原地區。至於《茶經》説的春秋時代晏嬰曾食用過茗已不能使人置信；則神農最先使用茶葉之説，就更難以成立了。”其説尚矣！

　　目前，海內外茶學界關於茶的起源時間仍眾説紛紜，分歧很大。有主張上古、西周、春秋説的，也有主張戰國、秦漢、魏晉説的。究其原因，實乃主春秋 以前説者，對史料進行了曲解、臆解。可以斷言：先秦古籍中的“荼”字，均不是今之“茶”，九經無“茶”字，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不易之論。文獻資料和考古成果 都顯示，茶應起源於戰國或秦漢之際。但這一問題的含混不清由來已久，關鍵在於搞清楚古代文獻中“荼”字之形、音、義。最早對古文獻中的“荼”字作出比較正 確釋讀的是北宋末人王觀國，他在學術名著《學林》卷四中考辨了“荼”字的五種義項，四種讀音。只有最後一種別名“槚”的苦茶，才能與今之茶劃上等號，但這 乃始見於晉郭璞《爾雅注》。稍後，南宋人王楙也指出：“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者，乃苦菜之荼，如今苦苣之類；《周禮》‘掌荼’、《毛詩》‘有女如 荼’者，乃苕荼之荼也，正萑葦之屬；唯茶槚之荼乃今之茶也。”此與王觀國之説如出一轍。

　　南宋著名學者魏了翁有《邛州先茶記》（刊《鶴山先生大全集》卷四八，《四部叢刊》本）一文，他説：雖然“傳注例謂茶為‘茅莠’，為‘苦荼’”， 而且蘇軾早就有雲：“周詩記苦荼，茗飲出近世”，“其義亦已著明”；但有人仍然把古之“茅莠”、“苦菜”之荼與茶飲之“茶”混為一談，所以他感嘆：“予雖 言之，誰實信之？”這種由來已久的夾纏不清實在難以廓清辨明。清初學術大師顧炎武在《唐韻正》卷四、《日知錄》卷七中，旁徵博引，集古之大成，指出荼有苦 菜之荼（又可借作“荼毒”之“荼”）、茅莠之荼、蔈荂之荼、委葉之荼、虎杖之荼、槚之苦荼等七種含義，又引經據典，不厭其煩地對荼字的形、音、義進行辨 析。最後得出結論：“槚之苦茶，不見於《詩》《禮》”，“知自秦人取蜀，而後始有茗飲之事。”顧氏所謂“秦人取蜀”，當指秦惠王九年（西元前316年）司 馬錯伐蜀，滅之。從西漢王褒《僮約》“武都買茶”、揚雄《方言》、司馬相如《凡將篇》已出現茶字分析，蜀地當為茶的發源地之一。武都，即武陽（今四川彭山 東），是我國最早的茶葉集散中心。這表明隨著秦漢帝國的相繼建立，原産于西南的茶也沿長江流域向東南拓展。武陽作為西漢著名的茶葉集市和流轉中心，這一確 鑿史實已充分表明：作為茶原産地之一的蜀地，已有相當長時間的飲茶史了。因此筆者認為：茶的起源應始於距今約近2500年的戰國時代。就其具體地點而言， 學者又有雲南、貴州、雲貴高原或川西、鄂北等諸説；筆者以為：就其較大的地域範疇而論，似可概括為起源於我國西南地區。

　　總之，“荼”在古代文獻中是一個多義字，讀音也各不相同，有荈茗之含義的“荼”僅為其七項義符之一。從考古發現來看，上世紀以來出土的東漢茶具 上已刻有“茶”字，晉、唐碑刻上亦多出現“茶”字。眾所週知，專用茶具總比茶飲略晚些問世，據陶瓷史專家頗為一致的研究成果，我國已出土的茶具可確證最早 為東漢時燒造，亦可為上述戰國或秦漢茶起源説提供有力的佐證。

　　魏晉南北朝：茗飲與茶文化的孕育期

　　兩漢的茶事資料見於文獻者，僅寥寥數條。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魏晉南北朝史料中，茶事資料明顯增多。這表明，茗飲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和文化現象，已呈漸成氣候並穩步發展。故唐宋時主張茶起源於魏晉説者頗有人在。

　　約與陸羽同時代的韓翃曾代田神玉作《謝茶表》，其中有一聯名句稱：“吳主禮賢，方聞置茗；晉臣愛客，才有分茶。”（《文苑英華》卷五九四引）前 句指吳主孫皓密賜韋曜以茶代酒的故事，後句指晉臣分茶給友人。此乃中國文人常見之禮俗，又稱“分甘”或“分貺”等，而有學者竟又與宋代才有的茶藝形式“分 茶”混為一談。唐宋時人仍有將名茶贈給友人稱作“分茶”者，如邵雍《擊圵集》卷五《謝城中張孫二君惠茶》：“仍攜二友所分茶，每到煙嵐深處點。”即為明顯 例證。被譽為“大歷十才子”之一的韓翃就主張茶飲始於魏晉。無獨有偶，歐陽修亦以為：“茶之見載前史，蓋自魏晉以來有之。”《茶經·七之事》凡輯録茶事資 料四十五條，其中三十九條為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茶事，佔87%的絕對多數。茶事記載的增多，與茶飲由南向北逐漸推廣應是同步的。故陸羽卒後約半個世紀，唐楊 曄在《膳夫經·茶錄》中寫道：“茶，古不聞食之。近晉宋以降，吳人採取其葉煮，是為茗粥。至開元、天寶之間，稍稍有茶；至德、大歷遂多；建中以後盛矣。” 《膳夫經·茶錄》約撰于大中十年（856），作者認為晉宋間吳人還保留著茶葉菜食的習俗，可能是指尋常百姓人家，也許當時茶還是貴族、文士的專享品，猶如 “舊時王謝堂前燕”，尚未“飛入尋常百姓家”。他還認為，中唐以後，茶事始盛。此乃頗有見地之論。楊曄是書，罕見前人論及。

　　在陸羽《茶經》成書以前，關於餅茶的製作及煮飲，僅見一條獨家記載，據稱出於《廣雅》：“荊巴間採茶作餅，既成，以米膏出之。[若飲]，先炙令 色赤，搗末置瓷器中，以湯澆覆之，用蔥、姜、桔子芼之。其飲醒酒，令人不眠。”這段引文，始見於《茶經·七之事》。日本學者布目潮沨教授早在半個世紀前就 已指出，此文與張揖《廣雅》之文體完全不同，不可能是《廣雅》中文字，疑是書名有誤。此文亦見宋本《太平禦覽》卷八六七、《太平寰宇記》卷一九三等，皆引 作《廣雅》。是否在唐以前還存在另一種同名為《廣雅》之書呢？三國時魏國的張揖不可能如此詳盡地記載餅茶的製作、煮飲法及其功效，殆無可疑。但是南朝後期 乃至隋唐間，隨著茗飲的推廣，人們對餅茶的認識有可能達到這樣的水準。但畢竟某種程度承繼了《修文殿禦覽》資料彙編功能的《太平禦覽》，完全有可能據同名 之《廣雅》記錄下這條可貴的資料。這條唐以前史料最值得注意者有二：一是茶以“米膏出之”，這是茶米一詞最合理的詮釋；二是以姜蔥等“芼之”，即保持茶菜 食的孑遺。可認為是從菜食到飲用的過渡期方式。誠如明人曹學佺《蜀中廣記》卷六五所雲，這一搗末煮飲餅茶之法，一直流傳到明代，“蜀人飲擂茶是其遺制”。 上引資料的重要性還反映了魏晉南北朝時從茗粥到茶飲的過渡期，也是中國茶文化史上的孕育、奠基期。

　　所謂“魏晉風流”，即主張個性的解放和張揚。《世説新語》中的許多故事，堪稱其代表。這種“風流”，並非終於東晉，南朝仍一脈相承。茶文化的獨 特魅力就在這樣的人文環境中得以充分展示。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論，魏晉風流與兩宋文化是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黃金時代。其先後輝映的基本特徵，即為“獨立精 神，自由思想，批評態度”。發人深思的是：這兩個時代堪稱茶文化史上的兩大轉折期，前一個轉折以茗飲從王公貴族到士大夫間的流行為特徵；後一個轉折則以茶 飲的精緻化、普及化、平民化為主要特徵。如果説魏晉是茶飲的發軔期，宋代無疑是其發展的頂峰期。盛行于日本的茶道，正是南宋茶藝東傳，經其本土化改造而 成。其核心技藝，如代表性茶具茶筅的運用，早在宋徽宗的《大觀茶論》中就有高度成熟、出神入化的描繪，這比日本茶道的萌芽期早了100餘年。

　　無獨有偶，魏晉與兩宋，又都是對釋、道比較寬容或包容的時期，是儒釋道三教並存交流、融合滲透的時期。茶作為三家共同嗜飲的飲料，絕非偶然。三 教茶飲方式的各不相同，也將我國的茶藝水準推向極致。魏晉玄學的興起，與茶不無關係：以茶養廉，以茶示儉，藉以為媒；服食祛疾，參禪打坐，藉茶以助。甚至 以茶為祭品，亦始見於齊武帝祭母及遺囑。道家將茶作為養生保健飲料，亦始於此時，代表人物是有深厚道學修養的陶潛。

　　河北宣化遼代壁畫之備茶圖

　　中唐至兩宋：與茶有關之“生態”逐漸穩固成熟

　　中唐以後，“茶道大行”。這絕非如封演小説家言所謂，禪教盛行而為之推波助瀾。如是，經過“三武滅佛”中規模最大的一次——唐武宗滅佛，與禪教相伴隨之茶飲豈非也要絕跡？事實上，中唐以後，茶文化的發展繁榮有著更為深刻的社會原因。

　　長慶元年（821），李玨曾論：“茶為食物，無異米鹽，人之所資，遠近同俗。既蠲渴乏，難捨斯須。至於田閭[之間]，嗜好尤切。”消費需求的激 增，必然刺激生産的發展，這是商品經濟的規律。據今存唐宋時人著作中涉及的唐五代産茶之地，已近七十州，遍及今秦嶺、淮河以南的十四省區，今日全國的産茶 區除台灣省外幾乎在唐、五代都有産茶的記載。至唐末、五代，人工栽培茶的技術已相當成熟，接近現代水準，而每畝茶産量，更高達120斤（折合今量約183 斤），令人吃驚。筆者認為：這可能是剛採摘的毛茶，加工成成品茶，每斤約需三斤毛茶。故如以古今同一口徑即成品茶折算，亦不過畝産60余斤（今量）。而至 宋代，茶産地和産量都比唐大幅增加及提高。

　　宋代的茶，已成為人們日常生活必需品。所謂“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的民諺就産生在宋代。李覯説：“君子小人靡不嗜也，富貴貧賤靡不用 也。”可見，其普及程度遠勝於唐。茶的生産、栽培加工製造技術，宋人也有明顯的進步——今似未見唐以前人採夏秋茶的記載，宋人則普遍開採。黃庭堅、陸游、 范成大等人的遊記中均有關於賣秋茶的記載。茶的一年數採，始於宋人，這不僅可大幅提高産量，而且有利於茶樹之新陳代謝，生長髮育，此已為當代茶樹栽培理論 所證實。宋代的制茶工藝也已達到精緻化、藝術化的程度，以北苑貢茶為代表。歷代的貢茶製作以宋代工藝水準最高，也最為奢華和精美，甚至成為可供賞玩的工藝 品。宋代不僅北苑貢焙一枝獨秀，各地名品相繼涌現，推陳出新，名茶各地多有，據不完全統計，品種已逾百。尤值得注意的是，宋已大規模利用水磨加工茶葉，稱 為末茶，以解決東京等大城市100余萬人口的食茶需求，及如雨後春筍般涌現的城鄉茶館的消費需求。宋代官私茶園的規模也很大。據丁謂《北苑茶録》之説，北 宋初年，福建建安的民焙就達到1300余所。

　　更令人嘆為觀止的是：北宋已有茶苗異地移栽成活的範例，南宋人工栽培茶苗異地移栽技術已相當成熟，達到當代水準。茶苗異地移栽技術在當時已大規模推廣，在四川甚至有頗具規模的茶苗走私貿易。

　　唐宋時期，因茶的規模生産已達到較高的水準，故産生了一批産茶專業戶，稱茶戶或園戶（宋代文獻中，園戶又指蔬菜或種花專業戶等）。如唐文宗時， “江淮人什二三以茶為業”（《冊府元龜》卷五一○）。在我國紅茶的主産地歙州祁門縣，唐懿宗鹹通初，編戶齊民約5400余戶，“業于茶七八矣”。唐宋時 期，不僅有富甲一方的大茶商，也有無數中小茶商活躍在流通領域，架構起溝通生産與消費的橋梁。

　　關於宋代茗飲的風尚、習俗和茶藝，“茶道專家”宋徽宗在《大觀茶論》裏有一概括性的述評：“本朝之興”，“百廢俱舉，海內晏然”。“薦紳之士， 韋布之流，沐浴膏澤，熏陶德化，鹹以高雅相從事茗飲。故近歲以來，採摘之精，製作之工，品第之勝，烹點之妙，莫不鹹造其極。”宋代的茶藝，大致有以下幾種 形式：

　　鬥茶，即審評茶葉品質及比試茶技藝高低的一種活動，各地多有。范仲淹即作有《和章岷從事鬥茶歌》。鬥茶十分講究茶的色香味，用來鬥茶的均為極品 名茶，也頗講究水質和茶器，如福建建州專門生産“鬥盞”。鬥茶以水痕先退者為負，耐久者為勝，故論勝負則如蔡襄《茶録》卷上《點茶》所雲“相去一水兩 水”。

　　點茶，是宋代最為流行的茶藝活動，包括炙茶、碾羅、烘盞、候湯、擊拂、烹試等一整套複雜程式的茶藝。其關鍵在於候湯和擊拂，茶筅、湯瓶、茶盞是 此種茶藝最具代表性的茶具。各地還有不同的點法，如流行于衢州的衢點、饒州的饒點，甚至不産茶的汝州汝點（汝州有著名的汝窯，或因産茶器而盛行點茶）。客 來點茶，成為宋代城鄉最普遍的風俗，如王安石弟子陸佃《依韻和趙令畤三首》之一詩云：“鸜鵒逢君要點茶。”（《陶山集》卷二）連養在家裏巧舌如簧的八哥也 知道呼喚客來要點茶，足見當時點茶的普及程度。宋徽宗趙佶堪稱點茶高手，他妙于擊拂，將茶筅運用得爐火純青，茶面呈“疏星皎月”狀態。他將所點之茶，分賜 群臣，稱之為“自布茶”。在《大觀茶論》中還有精彩獨到的點茶經驗之談。

　　分茶，則是始於宋初，盛行于宋元的一種高級茶藝，又稱“茶百戲”或“幻茶”。即下湯運匕，使茶面幻出蟲魚花鳥之類，纖巧如畫，但須臾即散。曾幾 二侄曾迪、曾造，陸游及其子子約，南宋初分任宰執的史浩、陳與義，李清照等均為宋代分茶好手。看來，和琴棋書畫一樣，分茶也成為宋代文雅之士的必修課。楊 萬里《誠齋集》卷二《澹庵坐上觀顯上人分茶》記載了在胡銓家見到的這位禪門分茶專家的絕技表演：“二者相遭兔甌面，怪怪奇奇真善幻。紛如擘絮行太空，影落 寒江能萬變。銀瓶首下仍尻高，注湯作字勢嫖姚。”分茶的關鍵還在於名茶、名泉（水質）、茶具及茶湯的溫度等，神來之筆則在於擊拂及以銀瓶注湯之技巧，全在 于手法及指法上的“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煎茶、點茶、鬥茶、分茶是既有區別又相聯繫的四種茶藝形式。煎茶，是唐宋時代最為盛行的茶藝，又稱煮茶、烹茶等。後三種均是宋代始有的茶藝，其 共同特徵是均需擊拂。宋代茶文化在物質和精神兩個層面都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茶藝的精緻化、藝術化，其廣泛普及與平民化的雙向張力，推動了宋代茶館盛況空 前的大發展，並奠定了今日茶館的基礎。宋代星羅棋佈于大小城市的茶樓、茶肆、茶鋪、茶坊，有的還兼營飯店、旅館、浴室等。在北宋京城東京及南宋都城臨安就 有滿足各色人等消費需求的茶坊。鄉村和偏僻山區也遍設茶館。洪邁誌怪小説《異堅志》中有許多關於城鄉茶館的故事，完全是兩宋社會的真實寫照。在南宋中期， 杭州四百四十行中，有一行專賣“茶坊吊挂”——茶館裝飾用品，其業之盛可見一斑。宋代茶藝非常講求其藝術境界，往往與文人雅集、吟詩作畫、賞花聽琴、焚香 插花，相輔而行。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宋徽宗《文會圖》、劉松年《鬥茶圖》及河北宣化遼墓出土的《茶道圖》均有極為細緻、逼真、生動的描摹。

　　宋代茶文化的鼎盛，是毋庸置疑的。文學是生活的真實寫照。茶詩的盛衰就頗能説明問題。盛唐前期的玄宗開元末之前，很少有茶詩，李白、杜甫等天才 詩人僅有茶詩寥寥數首；唐中期，即元和末以前，茶詩大增；唐後期即穆宗至唐亡，茶詩盛行；見於《全唐詩》者55人，存茶詩233首。宋人茶詩則數以萬計， 文士幾無人無之，陸游一人就有茶詩320余首之多。黃庭堅又有茶詞數十首，是歷朝寫茶詞最多也最好的一位。宋人詩詞反映茶事生活面的深廣度遠勝唐人，膾炙 人口的名作也遠多於唐人。這與中國茶文化莫盛于宋的狀況是完全吻合的。哲理化、藝術化、精緻化的茶藝、茶俗、茶禮、茶道以及文士和民眾的豐富多彩的茶事實 踐，為宋代文人提供了縱橫馳騁的廣闊天地，成為傳世傑作成批涌現的豐富源泉。

　　明清：文士的閒適化和民間的普及化

　　朱元璋出身貧寒，發跡前備嘗民間疾苦。登基後，即詔令罷貢龍鳳團餅茶，只貢少量茶芽，從此開創了茶文化史上葉茶、散茶沖泡烹飲的新時代。因其簡 便易行，此法一直沿襲至今。明人重視貯藏置頓之法，無論在茶品審評、採摘炒焙、擇泉煮水、火候湯候、烹點飲啜、品飲時宜禁忌及人文環境等方面均有與宋元不 同之處，即已從烹飲末茶為主過渡到以啜飲散、葉茶為主。以蘇州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六府成為新的名茶産地，茶人茶侶亦群聚於此，把文人茶推向極致，成為領導 潮流的新的茶藝中心。與此同時，江西、福建等地也有一批文士嗜茶成習，以喻政、徐 為代表的茶人在探求茶藝的同時，還匯刻《茶書》。這是我國歷史上最早的茶書叢刊，所收茶書多達數十種，為總結唐至明代文人茶的茶藝、茶道，推進我國茶文化 的發展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同時，在明人的別集中，還有內容豐富的茶詩文，充分展示了在追求優雅閒適生活方式的明代士大夫心中，飲茶成了不可或缺的必修之 課。正如陸紹珩總結的那樣：“幽人清課，詎但啜茗焚香。”由退休官僚、文人隱士、書畫與賞鑒名家及茶商為主體構成的茶人集團，其生活方式無非就是：“明窗 之下，羅列圖史琴尊以自娛。有興則泛小舟，吟嘯覽古于江水之間。渚茶野釀，足以消憂；蒪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士，佛廟絕勝。家有園林，珍花奇石， 曲沼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烹茗為這種優雅精緻的社會生活方式注入了活力。

　　自陸羽《茶經》以來，對器具、泉水的講求代代相傳。有“天下第二泉”之譽的惠泉，自相傳陸羽品泉以來即長盛不衰。無錫惠山泉長達一千餘年的盛 名，充分證明茶、泉、器具相得益彰，缺一不可，共同構成茶藝的三要素。茶器具則各代各具特色。陸羽《茶經》所述之二十四具，乃日常用品；法門寺出土的皇家 茶具之精美，令今人嘆為奇觀。宋代極重建盞鬥器及長沙白金茶具等，又發明瞭茶藝的核心器具——茶筅，其成為日本茶道中首要茶具。甚至我國各個時代對茶具的 顏色也有不同要求。如唐代崇尚綠茶，選用茶具以越窯、岳窯為上，因其色青，可益茶色。而宋代尚白茶，則以建盞黑瓷為宗，亦以其“咬盞”分明，宜於鬥茶。當 時的一種兔毫盞，尤集萬千寵愛于一身，後來流傳到日本，被稱為“天目碗”，今已是“國寶”級文物。明初王寵家藏茶鼎，與供春紫砂壺、惠山竹爐、宣窯茶具齊 名。竹爐最能體現返璞歸真的茶藝思想，因而深得明代南方茶人的喜愛，詩酬吟咏，歷久未衰，綿延明清兩代近五百年尚餘音繚繞，其盛況可見清吳鉞、劉繼增輯錄 《竹爐圖咏》，堪稱明清的代表性茶具之一。茶文化發展的鼎盛期應在宋代，清陸廷燦《續茶經》等書中所搜輯的宋代茶事數據最多，即為明顯例證。在《全宋文》 《全宋詩》《全宋詞》中收集的宋代涉茶詩文詞賦中尤有充分體現。筆者數十年致力於爬梳搜輯，已近百萬餘言，這仍將是有待繼續整理的珍貴文化遺産。

　　明人張源將茶道總結為“造時精，藏時燥，泡時潔”的“精、燥、潔”三字經茶道。其《茶錄》堪稱深得茶道真諦的經驗之談，這是他長期飲用名茶碧螺 春總結出來的茶藝心得，雖語言樸素，卻不失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藝茶準則。而杜浚（明清之際著名詩人，以嗜茶著稱於世，撰有《變雅堂集》等）所謂“茶有 四妙”，“湛、幽、靈、遠”，卻更多蘊含了他對空靈幽遠境界的精神寄託，代表了明清文人對茶道的追求，這與日本茶道有某種相似之處。總體而言，明人藝茶， 追求環境優雅，白石清泉，烹煮得法，善於觀賞，將其視之為茶人茶道的精粹。清代的茶文化，在“君不可一日無茶”的清高宗乾隆時代達到了高潮，體現在《紅樓 夢》等小説中的茶藝，也達到了較高的水準。老舍先生的《茶館》，僅以三幕就抒寫近代三個不同時期的眾生相和社會百態，從這個角度而言，茶館某種意義上也是 社會的縮影，故歷代的茶館也是社會學史家關注的對象。

　　“茶馬貿易”在宋代始成制度

　　黃庭堅詩云“蜀茶總入諸蕃市，胡馬常從萬里來”，生動貼切地概括了我國歷史上的茶馬貿易。茶馬貿易制度的歷史，值得研究。首先面臨的問題是：茶馬貿易始於何時？

　　我國歷史上的茶馬貿易之始，向來有“定論”，即始於中唐以後。封演《封氏聞見記》卷六《飲茶》雲：“回鶻入朝，大驅名馬，市茶而歸。”封演隨心 所欲的十二字小説家言，被歐陽修抄入《新唐書·陸羽傳》，後又被宋末王應麟、馬端臨分別據以寫入《玉海》（卷一八一）及《文獻通考·徵榷五》，遂不脛而 走。封演之説歷來被視為不刊之典，但細究其實，這無非是一種毫無史料根據的主觀臆説。

　　安史之亂後，回鶻大驅名馬入唐，確為史實，但唐政府支付的為絹帛而不是茶。安史之亂前後，唐茶還只是一種奢侈消費品，尚未普及到民間，絕無可能 用相對而言較昂貴而又稀缺的茶去交換西馬。唐代徵收茶稅，始於建中三年（782），但是作為權宜之計推行的；正常的開徵十一稅率茶稅始於貞元九年 （793）。文宗大和九年（835），王涯進行了一次不成功的榷茶試驗，不到一年即告失敗，也為自己招致了殺身之禍。直到宣宗大中六年（852），裴休立 “稅茶十二法”，才使得唐代茶法稍具規模。更重要的是：茶馬貿易具有某種封建國家財政經濟“計劃體制”性質，作為由政府組織或主持的易貨互市的經濟模式， 是以官方榷茶為必要前提的。而唐代沒有史料可以證實茶為易馬之物；相反，絹馬貿易的史料卻比比皆是。絹帛，是唐代實行兩稅制度徵收的主要實物稅，是唐政府 支付西北少數民族之馬的主要償付物。唐代有一專有名詞——“馬價絹”。確切而言，唐代實行的是絹馬貿易，而絕非茶馬互市。

　　“安史之亂”後，大唐昔日水草豐美的牧馬勝地隴右等淪失殆盡，吐蕃乘虛而入，“苑牧蓄馬皆沒”，“馬政一蹶不振，國馬唯銀州河東是依”。安史之 亂平息後，為了維護國防，須保持一支相當規模的騎兵，除了國內括馬外，唐政府就只有向回紇、吐蕃等市馬一策。絹馬互市就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産生。“馬價 絹”對唐王朝是一項十分沉重的財政負擔。但在任何唐代文獻及出土資料中，迄今尚無可考見真實可信的茶、馬互市數據。因此，所謂乾元以後唐與回紇始行茶馬貿 易，不過是封演心血來潮、向壁虛構的小説家言而已。即使僅從史料學而言，孤證是不足以採信的。正如陳寅恪先生早就指出過的治史原則：“通論吾國史料，大抵 私家纂述易流於誣妄。”

　　即使到五代，甚至宋代中期，高昌回鶻以馬換回的仍然主要只是錢和絹帛，殆無可疑。

　　明確記載茶馬互市的史料似始見於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四：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沿邊歲運銅錢五千貫于靈州（今寧夏靈武西南） 市馬”，因路途遙遠，運錢不便；又恐“戎人”得銅錢後熔鑄成兵器，故應鹽鐵使王明之請，“自今以布帛、茶及他物市馬，從之”。而茶馬貿易真正形成制度則在 宋真宗鹹平元年（996），《長編》卷四三有載：應楊允恭之請，正式置估馬司，主管市馬，定河東、陜西、川陜諸路市馬之處凡十九州軍，皆置市馬務，遣官主 其事。又重申：“以布帛、茶、他物準其直”，歲市五千余匹。又在邊境設招馬之處，遣牙吏入蕃招募，給路券，至估馬司定價。這是歷史上最早出現的有比較完備 機構、制度和具體規定的茶馬貿易資料，作為一代典制的要素均已具備。不久後還産生了與唐代“馬價絹”相對應的“馬價茶”一詞。這一“馬價茶”，堪稱茶馬互 市的標誌物。其後，關於茶馬貿易中茶作為主要交易物的史料屢見於載籍，《宋會要輯稿》等史籍中就有無數條詳盡記載。現存散在《宋會要》各門中的茶馬史料， 至少有數十萬言，加上明代的茶馬資料，已有百餘萬字；筆者經多年整理、校證，即將在《茶書全集》中刊行。

　　茶馬貿易的高潮在熙寧七年至元豐末年間（1074—1085），這是為了適應神宗開邊拓地積極進取的軍事需要。宋神宗命李杞、蒲宗閔相繼入蜀主 持榷茶、買馬，在成都和秦州（今甘肅天水）分別置茶、馬兩司，榷茶買馬。作為熙豐新法的措置之一，大張旗鼓在川陜展開，並作為趙宋王朝的不易之典延續至南 宋之末。北宋買馬年額約在15000至20000匹左右，最初易馬茶用一馱（100斤）易一馬，後比價不斷上升，至南宋數十馱茶尚換不到一匹善馬。最多時 每年用博馬茶逾1000萬斤，約為蜀茶産量的三分之一。通常以雅州名山、洋州等四色茶為主。北宋易馬多在西北。南宋因西北易馬之地喪失殆盡，市馬之處以西 南為主，多為不及格尺的駑馬，難以上陣。戰馬不充，質劣數少，沒有強大的騎兵軍團，是宋軍在宋遼、宋夏、宋金、宋蒙之戰中屢戰屢敗的重要原因之一。宋臣多 有激憤痛切之論，然馬政弊壞，茶馬之政也每況愈下。

　　茶馬貿易作為一代成典，體現了宋政府以無用之物易有用之物的經濟觀念。宋代的茶馬貿易也影響到明清兩朝，尤其明代。湖南安化等地的茶磚等緊壓茶 創造于宋代，數百年來一直是暢銷邊茶的主要品種之一。當然，宋代茶馬貿易也會伴隨一些血淚代價，宋政府帶有超經濟壟斷性的茶馬貿易政策也必然會蒙上不平等 交易的陰影。但茶馬互市作為一種歷史現象畢竟利大於弊，其長盛不衰，高潮疊起，達七百年之久，絕非偶然。其對促進漢族與少數民族間的交融及我國西北、西南 緣邊地區經濟文化發展、進步，無疑有積極的影響。但與早已成為顯學的陸上及海上“絲綢之路”研究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宋明茶馬貿易的研究，尚未引起中外史學 界的充分關注，仍是尚待“墾辟”的“處女地”。

　　（作者為北京大學歷史文化研究所兼職教授；其新著《中國茶書全集校證》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