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專用紙能否成假畫防火牆

　　

　　

著名畫家劉書民至今仍在使用20年前定制的防偽專用宣紙創作。

　　“又訂制了一批羅氏紙，連庫存的一起鋪開來，面積比足球場還要大。”近日，書畫家羅淵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分享這條資訊，引來大批圈內朋友圍觀。實際上，早在十多年前，楊之光、劉書民和方楚雄等一些廣州美院的老教授便率先在嶺南畫壇使用個人創作專用宣紙，從而引發大批中青年畫家紛紛效倣。

　　在內地省份，這股潮流就興起得更早。藝術家在宣紙上熱衷於私人定制，一方面是為了滿足不同藝術家在藝術創作上的個性需求，另一方面則是緣于市場上日益猖獗的造假問題。

　　不過，隨著時代和科技的發展，造紙技術的更新明顯落後於造假技術的升級。在與造假集團不斷較量中，很多藝術家漸漸發現，要想靠專用紙來在真品和贗品之間設一道防火牆，變得越來越不現實。

　　現象

　　專用紙伴隨藝術市場崛起

　　在羅淵的家裏，一刀刀帶有明顯羅氏創作風格烙印的宣紙與一大堆卷成紙筒的書畫藏品，被整整齊齊地放在一間秘密的倉庫裏邊。

　　羅淵是在五六年前開始成為紅星宣紙廠的私人定制服務對象的。據一位來自安徽的宣紙專業經銷商透露，所謂私人訂制，就是依照不同書畫家在用筆用墨的習慣來定制原料配比不同的專屬宣紙，這樣的宣紙吸墨性或柔韌性各不相同，更有針對性。

　　自古以來，國畫家在創作不同題材、尺幅的作品時，對宣紙的紙質、結構、花紋和厚度等特性都有著不同的要求。而隨著時代、科技和藝術市場本身的不斷發展，藝術家的創作風格、習慣和收藏者的審美情趣也在不斷調整變化。藝術圈日益多元化的用紙需求，則推動著安徽的一些傳統宣紙生産廠家不斷擴展和升級自己的品種結構。從市場最早出現的國畫專用紙、書法專用紙，到後來的山水畫專用紙、人物畫專用紙和花鳥畫專用紙，再到不同花紋、尺寸、材質、厚度的個性紙，並最終發展到藝術家個人專屬用紙、收藏級宣紙等。

　　“在市場上買回來的通用紙雖然種類也很多，但總是挑不到能夠跟自己的創作習慣相吻合的。”羅淵告訴記者，“後來聽説紙廠可以專門為一個人設計和生産有個性化需求的宣紙，對我來説，既提供了方便，又可以改變以前大紙小用的浪費做法。當時，我一訂就是一大批，用不完的還送給朋友用。”

　　實際上，羅淵所訂制的還只是一般意義上的專用紙。記者在中央文史館國院南方分院院長、廣州美院教授劉書民家裏見識過其訂制的一種專用紙，紙上還專門印製畫家個人的簽名作底紋。

　　“藝術家專用紙的出現，是市場不斷細分化發展的需要。”劉書民告訴記者，早在二十年前，便有專業的宣紙經銷商向他推銷這種個人專用紙。當時，廠家還可以把藝術家自己用毛筆書寫的簽名製作成花紋標簽一起印到宣紙上，以起到防偽的作用。

　　劉書民特意把記者帶到了他書房的內室，指著堆滿整個墻角的幾箱宣紙對記者説，看到這麼好，他當年一高興就訂了一池紙漿，要求廠家全部用於為他生産“劉書民專用宣紙”。據劉書民所知，當年和他一起購買過這種定制化服務的還有著名花鳥畫家方楚雄。

　　二十年前，正好是國內的藝術品市場伴隨著經濟不斷開放發展起航的年代。當市場發展到一定規模時，造假産業也崛起了。那時已經開始進行書畫收藏投資的廣東省收藏家協會副主席何文發發現，藝術家在宣紙上熱衷於私人訂制，一方面是為了滿足不同藝術家在藝術創作上的個性需求，另一方面則是緣于市場上日益猖獗的造假問題。

　　據他所知，近十多年來，楊之光等一批嶺南一線名家，均飽受贗品侵權之苦。他們早年的確曾寄望于用這種方式來防止別人對自己作品的造假。

　　分析

　　真紙也可能幫助贗品掩蓋真相

　　當前，國內藝術品行業的體量已經接近4000億元，中國也是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藝術品交易市場。作為一直穩踞其中半壁以上的江山的中國書畫板塊，就算以1000億元的規模作為基數，那麼，假設有10%贗品在市場上流通，就意味著造假集團每年在收藏者身上巧取豪奪的灰色經濟利益高達百億元。

　　“實際上，贗品的氾濫程度，遠遠超出了我們的想像。”何文發對南方日報記者坦承，幾乎每個星期，他都會在圈內碰到不止一次的假貨推銷活動。有的贗品製作粗略，只要稍有一點常識的業內人士便可以一目了然。但有的贗品，借助了高清列印技術支援，就算讓作者本人來鑒定，僅僅依靠肉眼，也一時難分真假。不管是對藝術家本人，還是對收藏者來説，要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都迫切需要在真品與贗品之間建築一道有效的防火牆。

　　但是宣紙個人定制化服務在藝術圈的濫觴，真的能夠有效抵擋住群魔亂舞的造假集團的侵害嗎？

　　在羅淵看來很難。“隨著時代和科技的發展，造紙技術的更新明顯落後於造假技術的升級。不管藝術家訂制的專用紙再怎麼巧妙，對造假集團來説，都是可以複製的。”羅淵説，“況且，在專用紙上印上自己簽名的花紋，也不是什麼很複雜的技術，造假集團輕易就可以加以破解和效倣。”

　　羅淵甚至還有一種擔心，一些非法紙廠也許會瞞著藝術家，在合同約定的數量以外再增加一些産量，然後再把這些本屬於藝術家專用的宣紙賣給其他人，牟取灰色經濟利益。因為廠家打多少紙漿，最後生産出多少紙，是藝術家無法監控的。就算守在車間監控整個生産流程，也未必能夠堵住這個漏洞。因為配方和模板都在廠家手上，他們隨時都可以複製一份交給別人。

　　“專用紙實際就是一把雙刃劍。”美術評論家胡紅拴則認為，萬一造假集團直接或倣冒了藝術家的專用紙來製作假畫，對市場的傷害也更大，因為它會提升鑒定者對贗品的識別難度。目前市場流通的很多古代假畫，就是用與真畫同年代的老紙來製作的。鑒定機構借助光譜儀等科學設備就算對這些宣紙準確進行斷代後，證實宣紙是那個時代，也未必就能夠證明這張畫是真的。由於紙是真的，反而會影響到鑒定專家對這幅贗品的質疑，讓一些人信以為真。這些年，越來越繁榮的老紙交易市場，從一個側面也能夠反映出造假産業的需求。一些上個世紀由安徽廠家生産、已經發黴的宣紙，在市場上居然可以賣到兩三萬元一刀。這些在過去都是沒人要的東西。而清代以前的老紙，價格則可以賣到天價。

　　正是因為越來越多的業內人士意識到，僅僅靠專用紙來防假已經不太現實，很多我身邊認識的名家，早已開始放棄使用這類專用紙。羅淵坦承，自己訂制專用紙，目的是滿足個人創作習慣的需要，並不是用來防假的。

　　發展

　　微觀顯相下找藝術品DNA

　　正因為造紙技術容易被造假集團複製和利用的短板，這些年在國內大力推動藝術品鑒證備案的雅昌藝術網等一些文化機構，果斷地放棄了把紙張作為主要鑒定依據的做法，轉而把他們的注意力集中到在微觀層面上去觀察藝術家最終實現的筆墨與紙張互相接觸和反映客觀狀態。

　　雅昌藝術網廣州分公司負責人向仕傑告訴南方日報記者，從紙張去判斷作品的真實性是不科學的。他們更傾向於以藝術家在一張作品上所使用的墨裏邊所含的礦物質成分作為主要判斷依據，同時把紙張放大50倍後觀察墨在紙張纖維結構中滲透和固定後的狀態，由此拍攝相片作為日後鑒定的原始影象記錄。

　　據文化部中國藝術科技研究所曾對宣紙類書畫紙的微觀狀態，結合墨色、印跡進行過大量的檢測實驗。該所發現，每一張宣紙任何一處微觀纖維狀態都是唯一的。造假分子就算可以複製出同類的紙，但無法複製其纖維結構的微觀狀態。而這種纖維結構狀態的差異性，主要是由其特殊生産工藝所決定。切割工藝中的切割方式決定了紙漿纖維的長短不一，撈紙工藝中無序組合的紙漿纖維被竹簾撈出水面，各微小纖維都是以偶然狀態凝聚形成紙張。

　　書畫作品的物質形態是由紙、墨、色、印泥等材料結合構成的物質結合體。這些材料往往因其歷史變異、品種差異而使其內部物質成分發生變化與差異。每一種不同物質成分的紙、墨、色、印泥往往都具有不同時空的烙印，都能成為防偽、辨偽的依據。

　　正是有了這些客觀證據，哪怕是目前在市場上識別難度最高的高清高印複製品，也難以逃脫科學檢測儀器的追查。

　　專用紙能否成假畫防火牆？ 業界認為，只有在作品微觀狀態下才可以找到真實DNA

　　為此，文化部中國藝術科技研究所有關負責人尹毅此前在接受科學日報採訪時就曾經指出，這些噴墨列印複製品，肉眼上看雖然能與原作媲美，但在一定倍數的顯微鏡下觀看，就能看到各色噴點，與原作明顯不一。

　　雅昌藝術網這些年在嶺南畫壇推動的楊之光、陳永鏘等名家名作鑒證備案，其實就是根據上述這套邏輯來運作的。“用這套辦法雖然很難去對備案以外的作品進行識別，但是卻能夠對畫家生前與鑒定機構一起進行過取證和備案的作品進行百分百的精確證偽。”參與了推動這項鑒定備案活動的何文發也告訴記者，在微觀狀態下取證，就把該幅作品DNA放到了鑒定機構的數據庫裏邊。將來市場出現類似的一件作品，我們就可以以同樣的辦法在其身上取得相應部位的微觀顯相狀態，與數據庫裏邊的DNA數據進行比對分析，從而幫助鑒定人員作出正確的鑒定結論。這是目前業內能夠實現的比單靠一張紙來認定真偽的更科學有效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