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燒瓷業發展到了唐代，出現了以浙江越窯為代表的青瓷和以河北邢窯為代表的白瓷兩大瓷窯系統，並出現了評品瓷器高下的專薯——陸羽的《茶經》，瓷器的生産有了很大發展。晚唐時期越窯青瓷的品質已大為提高，原料經過很好地粉碎、淘煉，瓷胎胎質細膩緻密，不見分層現象，氣孔也少，胎色呈灰淡紫等色。成型技術也普遍提高，器型規整，碗、盤、執壺等胎面光滑，釉層勻凈，坯體顯著減輕，圖足纖細，足壁外撇，製作十分認真。釉料處理和施釉技術也較前有很大改進，釉面均勻，開細紋片，沒有剝釉現象，呈色黃或青中泛黃，滋潤而不透明，隱露精光，如冰似玉。

　　匣缽的使用是唐代瓷業裝燒技術的一個重大貢獻。越窯在中唐以前，多采取疊燒，用明火烤成。凡碗、盤等圓器，都逐層疊燒，以增加裝燒量，所以器底很厚，碗、盤的內外底均留有支燒痕跡，釉面也不可避免有煙炱或砂粒粘附。中唐以後，匣缽的創用，使越窯成為一代名瓷，促成了五代時期越窯青瓷的新發展。

　　邢窯是北方最先燒成白瓷的名窯，並且是把白瓷提高到“白如雪”的高水準的重要瓷窯。邢窯“類銀”、“類雪”的白瓷在邢窯白瓷的産量中僅佔少數。這類白瓷採用優質原料，製作精細，造型規整，胎質堅硬，釉色潔白，河北省邯鄲陶瓷公司研究所對之作了初步測定，邢瓷細瓷的白度大約在7 00以上。

　　雖然陸羽從品茶的角度，抑邢而揚越，認為越窯瓷器品質應在邢窯之上，從窯址中發現，邢窯確是大量生産粗白瓷，陸羽貶之也不無道理。但是，我們從《茶經》的記載裏知道，北方邢窯白瓷和南方越窯青瓷在唐代是齊名的。

　　唐代的陶瓷生産佈局雖有“南青”與“北白”之説，但這是對整個唐代陶瓷發展整體情況而言，唐代瓷器生産除了青瓷與白瓷之外，還有“釉下彩”瓷與“花瓷”等新品種，“三彩陶器”也是唐代制瓷工藝成就的重要組成部分。

　　“釉下彩”是唐代制瓷工藝的新成就之一。唐代越窯青瓷採用刻劃花裝飾的同時，浙江臨安唐水邱氏墓出土的越窯青瓷即採用褐色釉下彩繪裝飾。然而越窯的釉下褐彩並沒有發展起來，北方邢窯也仍然採用刻劃花裝飾，唯獨湖南的長沙窯發展了釉下彩，釉下彩的運用，為瓷器裝飾開闢了一條新的途徑。長沙窯初期採用模印貼花裝飾，為了突出它的效果，往往又在貼花上再施褐色彩斑，然後施青釉。這種釉下彩的褐色水漬斑在元和三年雙係罐一類器物上以及模印貼花壺就已普遍使用。壺罐肩上飾以褐綠四圓斑，時間可能稍晚。出土器物有唐大中十二年鎮江少卿墓中的一件雙係罐。釉下褐綠彩有兩種：一種是在坯上用褐綠彩直接畫紋樣；另一種是先在坯上刻出紋飾輪廓線，再線上上填繪褐綠彩，最後施青釉。釉下紋飾的大量出現，為後世釉下彩的繼續發展創造了條件。

　　“花瓷”的出現，是唐代陶瓷工藝又一大成就。所謂“花瓷”，是指一種黑釉帶乳白色或乳白中呈現針狀藍色斑的瓷器，器形主要有壺、罐、拍鼓等，故宮博物院藏唐黑釉斑點紋拍鼓是它的代表作，這種瓷器曾經在古董市場出現並稱它為“唐鈞”，建國以來在河南鄭州、泌陽、郟縣等地的唐代墓中出土較多’因此推測它的窯址可能就在河南這些地區。

　　關於它的産地。根據唐人南卓《羯鼓錄》“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魯山花瓷，……撚小碧上掌下須用明肯之聲……且操用石末花瓷，因是腰鼓……”的記載，可知它的産地在河南魯山。 1 9 7 7年故宮博物院第3次派人赴魯山調查，終於在魯山段店窯址中，發現黑釉斑點紋腰鼓的殘片多件，與故宮博物院所藏腰鼓完全相同。證實了南卓《羯鼓錄》記載的可信，而且得知燒“花瓷”的窯址除了郟縣黃道窯、魯山段店窯外，還有禹縣的上白峪窯。腰鼓殘片在上白峪窯也有發現。

　　禹縣是宋代鈞窯的故鄉，宋代鈞窯的産生與“花瓷’’有著密切的關係。

　　唐代陶瓷生産中的另一突出成就，就是一般俗稱“唐三彩”的陶器迅速發展。在唐代以前的北朝時期，儘管出現過黃綠彩陶器而被視為唐三彩的前身，然而它畢竟還不是三彩。唐代的三彩釉陶是唐代陶瓷生産中的一支獨放異彩的鮮花，是我國古代藝術寶庫的珍品，它的出現與發展又是唐代厚葬之風的産物。唐三彩雖是陶器，但與一般低溫的釉陶不同，它的胎體用白色粘土製成(高嶺土)，釉料則用數種金屬氧化物為著色劑，主要有3種：用氧化銅燒成綠色、氧化鐵燒成黃褐色，氧化鈷燒成藍色，並用鉛作釉的溶劑，利用鉛在燒制過程中的流動性燒成黃、赭黃、翠綠、深綠、天藍、褐紅、茄紫各種色調，斑斕絢麗，使人想見盛唐的風采。它的燒造工藝是兩次燒成，先是在1 1 00℃左右的高溫下燒出素坯，然後在已素燒過的胎體上施釉，再經900℃低溫燒成。

　　唐三彩器大致可分如下三大類：一類是生活用器，有瓶、壺、罐、缽、杯、盤、碗、盂、燭臺、枕等1 0多種，而每一種又有許多式樣，如瓶就有雙龍耳瓶、雙係扁瓶、花口瓶、洗口瓶和細頸瓜腹瓶等多種；一類是俑，人物有貴婦俑、男女侍俑、拉馬俑、文官俑、武士俑、胡俑、天王俑等，動物俑有馬、驢、駱駝、豬、牛、羊、狗，禽有雞、鴨等；再一類是居室用具的各種模型，常見的有亭臺樓閣，又有花園中堆砌的假山和水榭，各種房屋、倉庫、廁所、車、櫃等等，凡死者生時所享用的事物無不具備。

　　唐代三彩陶器的製作始於何時，從有紀年的唐墓考察，早於唐高宗時期的唐墓不見出土。這似乎説明，三彩陶器始燒于唐高宗時期。三彩器在唐墓中作為一種隨葬品而盛行，大約在唐高宗至唐玄宗時期(650——756年)o出土三彩器重要的紀年墓按其年代早晚為順序，計有昭陵陪葬鄭仁泰麟德元年墓(664年)、獻陵陪葬虢王李鳳上元二年墓(6 7 5年)、咸陽北郊契必明萬歲通天元年墓(6 9 6年)、西安東郊紅慶村獨孤君妻元氏長慶三年墓(70 3年)、乾陵陪葬永泰公主神龍二年墓(706年)、乾陵陪葬懿德太子神龍二年墓(70 6年)、乾陵陪葬章懷太子神龍二年墓(7 0 6年)、昭陵陪葬越王李貢開元元年墓(7 1 8年)以及西安西郊鮮于庭誨開元十一年墓(7 2 3年)等等。可見三彩器的製作至遲在唐高宗時期就已經開始並很快發展起來。三彩生活用器的出現要早于三彩俑，武則天以後的墓葬中三彩俑才較多地出現。唐開元、天寶年間(713 --756年)，是燒制三彩陶器的高峰時期，這一時期不僅産量大、品質高、色彩絢麗、造型多樣，而且人體結構準確，形態逼真傳神。天寶以後三彩的數量逐漸減少。至中晚唐以後，三彩器在墓中幾乎沒有出土而被瓷器所代替。

　　出土三彩器的地區除西安、洛陽唐墓外，還有江蘇揚州、山西、甘肅兩省的唐墓，其他省區很少。這種情況似乎説明用三彩器隨葬主要流行于西安和洛陽。

　　唐三彩器的産地目前只在河南鞏縣發現了燒三彩器窯址一處，出土的標本有黃綠白三色的雙係缽、白釉藍彩碗以及藍釉瓶，還出土有貼花陶范等。鞏縣窯發現後雖然可以據出土標本推知洛陽唐墓出七的部分三彩陶品中有鞏縣窯的産品，但鞏縣窯址中沒有發現三彩俑類標本。洛陽唐墓出土的三彩俑很多，應當還有專燒三彩陶俑的窯場。更值得提及的是，西安出土三彩陶器的數量比洛陽還多，特別是其中大型的陶塑，不可能從遠地運去，據此推測，西安附近也應有窯場，今後在河南、陜西等地發現是完全可能的。

　　唐三彩與越窯青瓷、邢窯白瓷一樣，在唐代就已經輸出海外。國外的考古發現表明，沿著陸上的絲綢之路和東海、南海海路沿線都發現了我國的三彩陶器，如印度尼西亞、伊拉克、埃及、朝鮮和日本。在唐三彩的影響下，古代朝鮮的新羅還燒成了“新羅三彩”，奈良朝的日本也倣燒成功“奈良三彩”。可見，唐代三彩釉陶器並不僅作為明器殉葬之用，而且同時還大量銷往海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