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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玉器在歷史上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 發佈時間:2014-09-25 11:10:27  來源:人民網  作者:佚名  責任編輯:田燕

  原標題:唐宋玉器在歷史上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對於中國玉器發展史而言,唐宋玉器可謂開啟了新的華章。有唐一代開始,隨著歷史背景的轉換及中亞和西亞的文化藝術進入中原地區,玉器逐漸褪去了神秘和神聖的光環,走進尋常百姓家。及至宋代,由於城市經濟的迅速發展,市民階層的興起,玉器的商品化、世俗化進程日益加快。一些大城市出現了“玉肆”,玉石作坊與珠寶店舖組合起來,形成了“前店後工廠”的中國民間玉器加工和銷售的傳統模式,當時的杭州“七寶社”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那麼,唐宋的玉器具有何等別開生面的藝術風貌?其工藝水準達到什麼樣的高度?在當時的社會風尚中,玉器又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上海博物館研究員、中國文物學會玉器專業委員會副會長張尉接受本報專訪,進行詳盡剖析。

  玉器徹底走下神壇

  更為世俗和民間化

  由於隋代短祚,目前僅見李靜訓墓出土有白玉杯、玉釵等寥寥幾件,難窺其全面真實面貌,而唐宋歷時六百多年,玉器流傳至今相對較多,充分展現了這一轉折時期玉器的基本變化。張尉表示,唐宋以後,玉器更加世俗化、民間化、商品化。

  張尉告訴記者:“唐宋以前的玉器,多作為禮制的載體,象徵著身份等級,因此造型相對而言比較單一,不能隨心所欲地進行創新。品類以玉璧、玉琮、玉圭、玉璋、玉斧、玉戈、玉刀以及玉玦、玉璜、玉環、玉帶鉤等為主;紋飾則以象徵性的抽象幾何紋為主,如雲紋、谷紋、蒲紋等為主;雖也有人物和動物,但表現形式誇張、變形,具有程式化的特點。唐宋玉器則開始出現分野,很大一部分走向了民間,禮儀性器物漸趨減少,純粹的佩飾和裝飾性器物成為主流。雖然像玉璧等仍用於祭天,繼續發揮著禮器功用,但形制較小,飾紋上也大膽出新。”

  “因為玉器已經世俗化,所以圖案要表達某種意思,討個好彩,為老百姓所喜聞樂見,所謂‘圖必有意,意必吉祥’。” 張尉説,譬如鹿在南北朝時就被視為“純善之獸”,《瑞應圖記》:“王者承先聖法度,無所遺失,則白鹿來。”鹿因與官祿的“祿” 字同音,故後世往往在圖案表現中與蝙蝠(寓意福),仙翁(寓意壽)合於一處,表示“福祿壽”。早期的玉鹿見於商、西周,此後一直到唐以前,玉鹿都較少見到。唐以後玉鹿作品大增,當與“祿”和鹿意義相結合有關,是唐宋以後玉器走向世俗化的一個鮮明體現;而象也是傳統吉祥題材,《瑞應圖記》:“王者政教行于四方,則白象至。”俗語有“太平有象”。玉象始見於殷墟婦好墓,但降至唐宋以後才略微多見。

  總之,徹底走下神壇的唐宋玉器,吉祥圖案濫觴,影響之綿長及至今日。

  人物動物重寫實 植物花卉最多見

  走向民間的唐宋玉器幾何紋退至次要地位,生活氣息濃烈,隨意性更強,因此現實題材上升為主流,大量日常生活中的事物被引入,像植物花卉紋非常多見,這在唐宋以前的玉器上是看不到的。人物(伎樂、飛天)、動物(飛禽、走獸)等也強調寫實,為玉器注入了濃郁的生活情調。

  在玉器題材的世俗化方面,張尉認為,唐宋動物形玉器的長足發展,可謂代表。“動物形玉飾是古代玉器中的重要品類之一,主要指寫實的肖生動物。史前已見端倪,紅山、良渚、石家河等新石器時代諸文化均有發現,如鳥、鷹、魚、蛙、虎等。商周玉動物種類擴大,數量增多,僅殷墟婦好墓就出土百餘件。兩漢玉動物繼續製作。而唐宋的動物形玉飾不但造型與漢以前注重形式化、抽象化的裝飾風格有所區別,而且在使用功能上也大大擴展了。”如上海博物館館藏的宋代玉動物約有二十余件,如鳥、孔雀、雞、鵝、鴛鴦、魚、虎、象、馬、鹿、狗、兔等,代表了當時流行的品種,其用途主要為佩飾。“飛禽在宋代最為常見,其在當時大為發展的背景之一自然是兩宋花鳥畫的昌盛,文人的審美趣味或多或少在玉飛禽上得到流露。宋代飛禽纖秀清麗的裝飾風格既是瀰漫兩宋藝壇的時代風貌的折射,也是兩宋花鳥畫較強浸染的反映。”

  後世標準的龍之造型在唐代已趨於定型,北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中提出龍的“九似”:“角似鹿,頭似駝,眼似鬼,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這在唐龍身上已基本得到體現,其對後世龍紋影響極大。

  以透雕手法琢制的足踏祥雲的行龍也為唐代新的創造,其鮮明特點為行龍氣勢飛動,身下襯托著奔騰漂浮的大朵流雲,此類風格影響及于宋代,但後者在總體氣勢上與前者不可比肩。

  唐雄健宋婉約 玉器差異較大

  儘管唐宋玉器在中國玉器史上都以嶄新的面目示人,但張尉明確指出,兩個時期的玉器風格差別很大,這跟時代背景直接相關。

  唐代比較強盛,中外交流比較頻繁,這種社會風貌賦予唐代藝術品一種雄健豪邁的風格,在玉器上也體現得非常明顯;而宋王朝並未完全統一全國,北方有遊牧民族不時侵擾,西夏、遼、金虎視眈眈,因此玉器在骨力方面比唐代玉器要弱一些。同時由於當時文化昌盛,文人士大夫引領社會風潮,玉器整體上也受到影響,比較細膩、內斂。“清代乾隆工是歷代玉器工藝中最精細的,其次可能就是宋作工了。皮殼俏色巧雕的做法,雖然在商代就已出現,到了兩宋以後,才大量出現,成為鑒賞當時玉器的一個參考標準,這也反映宋人崇尚自然,追求回歸自然的意境。”

  除了審美上的傾向,宋代文人士大夫也喜歡揮毫寫字作畫,玉器中的文房用具因此在宋代以後才多有出現。宋代文人士大夫還好古崇古,金石學風潮就肇始於宋代,在其推動下,也産生了倣古玉,為古代玉器增加了新的品類。像1952年安徽省休寧縣朱唏顏夫婦合葬墓出土的獸面紋玉卣,就是南宋時期倣古玉器中的代表作。“倣古玉從宋代開始到清朝,一直很興盛,尤其是乾隆年間發展到頂峰,可見宋代文化對後世影響的深遠。”

  藝術總是相通的,可以説,唐宋玉器在某種程度上跟唐詩宋詞有著對應關係,唐詩的雄健和宋詞的婉約,于玉器上有著實體化的展現。

  唐宋上乘玉料罕見

  出土小件作品較多

  唐宋玉器徹底走下禮制神壇後,其高高在上的地位似乎也漸漸失去。張尉表示,相對於金銀器和瓷器來講,唐宋玉器的生産規模和數量都不算太大。“唐代的金銀器要比玉器發達,估計這和佛教的興盛密切有關。金銀是佛教信徒供奉佛祖的最高等級供品,法門寺發現的很多金銀器,就是當時皇帝用於供奉佛祖的。上行下效,整個社會也就比較崇尚金銀器。由此,玉器的主題圖案、形式等有些也借鋻於金銀器;宋代則是瓷器非常流行,五大名窯在當時就非常出名,宋徽宗對瓷器的熱愛,也代代流傳。所以宋代玉器的器型、紋飾有些亦受到瓷器影響。玉器在當時的典籍中記載也不多,因為它不像青銅器,歷來就是國之重器,也不像書畫一樣,受到很多文人的推崇。在唐宋年間,玉器更多只是被作為工藝品看待,用於美化生活,重視程度不太夠。”

  當然,導致唐宋玉器質和量受到限制,還在於玉料來源的不穩定。“學術界基本已有共識,從漢代以後,玉料主要來自於新疆的和田玉。但直到乾隆年間,玉料進入中原都要通過貿易、進貢等方式,局限性比較大:首先是無法保證想要多少玉料就有多少玉料;其次也不能保證玉材的品質。所以我們看清代以前的玉器,很多玉料都不是很好。宋徽宗雖然也喜歡玉器,衣有玉束帶,樂有玉磬,祭祀有玉圭、玉冊,在內廷也專門設立了玉作坊,叫做‘文思院’。但他對這一愛好,無法像乾隆皇帝一樣隨心所欲,想要多少就直接頒布詔令讓新疆地區的官員督運過來,再挑挑揀揀。”張尉説。

  也因此,現在出土的唐宋玉器並不多,已知出土作品小件多,大件少。傳世品數量相比較其他時代也不算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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