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唐宋玉器在歷史上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對於中國玉器發展史而言，唐宋玉器可謂開啟了新的華章。有唐一代開始，隨著歷史背景的轉換及中亞和西亞的文化藝術進入中原地區，玉器逐漸褪去了神秘和神聖的光環，走進尋常百姓家。及至宋代，由於城市經濟的迅速發展，市民階層的興起，玉器的商品化、世俗化進程日益加快。一些大城市出現了“玉肆”，玉石作坊與珠寶店舖組合起來，形成了“前店後工廠”的中國民間玉器加工和銷售的傳統模式，當時的杭州“七寶社”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那麼，唐宋的玉器具有何等別開生面的藝術風貌？其工藝水準達到什麼樣的高度？在當時的社會風尚中，玉器又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上海博物館研究員、中國文物學會玉器專業委員會副會長張尉接受本報專訪，進行詳盡剖析。

　　玉器徹底走下神壇

　　更為世俗和民間化

　　由於隋代短祚，目前僅見李靜訓墓出土有白玉杯、玉釵等寥寥幾件，難窺其全面真實面貌，而唐宋歷時六百多年，玉器流傳至今相對較多，充分展現了這一轉折時期玉器的基本變化。張尉表示，唐宋以後，玉器更加世俗化、民間化、商品化。

　　張尉告訴記者：“唐宋以前的玉器，多作為禮制的載體，象徵著身份等級，因此造型相對而言比較單一，不能隨心所欲地進行創新。品類以玉璧、玉琮、玉圭、玉璋、玉斧、玉戈、玉刀以及玉玦、玉璜、玉環、玉帶鉤等為主；紋飾則以象徵性的抽象幾何紋為主，如雲紋、谷紋、蒲紋等為主；雖也有人物和動物，但表現形式誇張、變形，具有程式化的特點。唐宋玉器則開始出現分野，很大一部分走向了民間，禮儀性器物漸趨減少，純粹的佩飾和裝飾性器物成為主流。雖然像玉璧等仍用於祭天，繼續發揮著禮器功用，但形制較小，飾紋上也大膽出新。”

　　“因為玉器已經世俗化，所以圖案要表達某種意思，討個好彩，為老百姓所喜聞樂見，所謂‘圖必有意，意必吉祥’。” 張尉説，譬如鹿在南北朝時就被視為“純善之獸”，《瑞應圖記》：“王者承先聖法度，無所遺失，則白鹿來。”鹿因與官祿的“祿” 字同音，故後世往往在圖案表現中與蝙蝠(寓意福)，仙翁(寓意壽)合於一處，表示“福祿壽”。早期的玉鹿見於商、西周，此後一直到唐以前，玉鹿都較少見到。唐以後玉鹿作品大增，當與“祿”和鹿意義相結合有關，是唐宋以後玉器走向世俗化的一個鮮明體現；而象也是傳統吉祥題材，《瑞應圖記》：“王者政教行于四方，則白象至。”俗語有“太平有象”。玉象始見於殷墟婦好墓，但降至唐宋以後才略微多見。

　　總之，徹底走下神壇的唐宋玉器，吉祥圖案濫觴，影響之綿長及至今日。

　　人物動物重寫實 植物花卉最多見

　　走向民間的唐宋玉器幾何紋退至次要地位，生活氣息濃烈，隨意性更強，因此現實題材上升為主流，大量日常生活中的事物被引入，像植物花卉紋非常多見，這在唐宋以前的玉器上是看不到的。人物(伎樂、飛天)、動物(飛禽、走獸)等也強調寫實，為玉器注入了濃郁的生活情調。

　　在玉器題材的世俗化方面，張尉認為，唐宋動物形玉器的長足發展，可謂代表。“動物形玉飾是古代玉器中的重要品類之一，主要指寫實的肖生動物。史前已見端倪，紅山、良渚、石家河等新石器時代諸文化均有發現，如鳥、鷹、魚、蛙、虎等。商周玉動物種類擴大，數量增多，僅殷墟婦好墓就出土百餘件。兩漢玉動物繼續製作。而唐宋的動物形玉飾不但造型與漢以前注重形式化、抽象化的裝飾風格有所區別，而且在使用功能上也大大擴展了。”如上海博物館館藏的宋代玉動物約有二十余件，如鳥、孔雀、雞、鵝、鴛鴦、魚、虎、象、馬、鹿、狗、兔等，代表了當時流行的品種，其用途主要為佩飾。“飛禽在宋代最為常見，其在當時大為發展的背景之一自然是兩宋花鳥畫的昌盛，文人的審美趣味或多或少在玉飛禽上得到流露。宋代飛禽纖秀清麗的裝飾風格既是瀰漫兩宋藝壇的時代風貌的折射，也是兩宋花鳥畫較強浸染的反映。”

　　後世標準的龍之造型在唐代已趨於定型，北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中提出龍的“九似”：“角似鹿，頭似駝，眼似鬼，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這在唐龍身上已基本得到體現，其對後世龍紋影響極大。

　　以透雕手法琢制的足踏祥雲的行龍也為唐代新的創造，其鮮明特點為行龍氣勢飛動，身下襯托著奔騰漂浮的大朵流雲，此類風格影響及于宋代，但後者在總體氣勢上與前者不可比肩。

　　唐雄健宋婉約 玉器差異較大

　　儘管唐宋玉器在中國玉器史上都以嶄新的面目示人，但張尉明確指出，兩個時期的玉器風格差別很大，這跟時代背景直接相關。

　　唐代比較強盛，中外交流比較頻繁，這種社會風貌賦予唐代藝術品一種雄健豪邁的風格，在玉器上也體現得非常明顯；而宋王朝並未完全統一全國，北方有遊牧民族不時侵擾，西夏、遼、金虎視眈眈，因此玉器在骨力方面比唐代玉器要弱一些。同時由於當時文化昌盛，文人士大夫引領社會風潮，玉器整體上也受到影響，比較細膩、內斂。“清代乾隆工是歷代玉器工藝中最精細的，其次可能就是宋作工了。皮殼俏色巧雕的做法，雖然在商代就已出現，到了兩宋以後，才大量出現，成為鑒賞當時玉器的一個參考標準，這也反映宋人崇尚自然，追求回歸自然的意境。”

　　除了審美上的傾向，宋代文人士大夫也喜歡揮毫寫字作畫，玉器中的文房用具因此在宋代以後才多有出現。宋代文人士大夫還好古崇古，金石學風潮就肇始於宋代，在其推動下，也産生了倣古玉，為古代玉器增加了新的品類。像1952年安徽省休寧縣朱唏顏夫婦合葬墓出土的獸面紋玉卣，就是南宋時期倣古玉器中的代表作。“倣古玉從宋代開始到清朝，一直很興盛，尤其是乾隆年間發展到頂峰，可見宋代文化對後世影響的深遠。”

　　藝術總是相通的，可以説，唐宋玉器在某種程度上跟唐詩宋詞有著對應關係，唐詩的雄健和宋詞的婉約，于玉器上有著實體化的展現。

　　唐宋上乘玉料罕見

　　出土小件作品較多

　　唐宋玉器徹底走下禮制神壇後，其高高在上的地位似乎也漸漸失去。張尉表示，相對於金銀器和瓷器來講，唐宋玉器的生産規模和數量都不算太大。“唐代的金銀器要比玉器發達，估計這和佛教的興盛密切有關。金銀是佛教信徒供奉佛祖的最高等級供品，法門寺發現的很多金銀器，就是當時皇帝用於供奉佛祖的。上行下效，整個社會也就比較崇尚金銀器。由此，玉器的主題圖案、形式等有些也借鋻於金銀器；宋代則是瓷器非常流行，五大名窯在當時就非常出名，宋徽宗對瓷器的熱愛，也代代流傳。所以宋代玉器的器型、紋飾有些亦受到瓷器影響。玉器在當時的典籍中記載也不多，因為它不像青銅器，歷來就是國之重器，也不像書畫一樣，受到很多文人的推崇。在唐宋年間，玉器更多只是被作為工藝品看待，用於美化生活，重視程度不太夠。”

　　當然，導致唐宋玉器質和量受到限制，還在於玉料來源的不穩定。“學術界基本已有共識，從漢代以後，玉料主要來自於新疆的和田玉。但直到乾隆年間，玉料進入中原都要通過貿易、進貢等方式，局限性比較大：首先是無法保證想要多少玉料就有多少玉料；其次也不能保證玉材的品質。所以我們看清代以前的玉器，很多玉料都不是很好。宋徽宗雖然也喜歡玉器，衣有玉束帶，樂有玉磬，祭祀有玉圭、玉冊，在內廷也專門設立了玉作坊，叫做‘文思院’。但他對這一愛好，無法像乾隆皇帝一樣隨心所欲，想要多少就直接頒布詔令讓新疆地區的官員督運過來，再挑挑揀揀。”張尉説。

　　也因此，現在出土的唐宋玉器並不多，已知出土作品小件多，大件少。傳世品數量相比較其他時代也不算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