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州市北郊約30公里的重巒復澗之間，有一個名叫壽山的小山村，這裡出産一種晶瑩溫膩、五彩斑斕的“靈石”——獨絕天下、名揚中外的壽山石。

　　由於壽山石“溫潤光澤，易於奏刀”的特性，很早就被用於作雕刻的材料。1965年，福州市考古工作者在市區北郊五鳳山的一座南朝墓中出土兩隻壽山石豬俑，這説明，壽山石至少在1500多年前的南朝，便已被作為雕刻的材料。元代篆刻家以葉蠟石作印材，使壽山石名冠“印石三寶”之首，登上文化大雅之堂。加上明、清帝王將相的百般青睞，從而形成壽山石雕刻藝術從萌芽到發展到鼎盛的一脈獨特的民間工藝文化史，壽山石雕也成了上至帝王將相下至黎民百姓都喜愛的文化藝術珍品。

　　(一)

　　當今，作為藝術的壽山石雕本身，可以説不論從數量上還是品質上已經發展成為一門獨特的藝術。但從歷史的角度看，它見載于典籍的文字史料卻又如此缺乏。毋庸忌言，壽山石文化是在嚴重的“缺血”狀態下發育起來的。這是一種文化的錯位。

　　壽山石雕的地位十分特別：一開始便被作為雕刻粗用器具的原材料，壽山上的僧侶，閒時就地取材，用壽山石雕香爐、念珠、佛像等，還被廣泛作為殉葬的石俑。這些最早的雕件絕大多數都石質粗劣，雕工粗陋。現在很難見到明朝以前，工好材優的壽山石圓雕，甚至，連質地粗劣，雕工簡陋的圓雕也難見到。顯然壽山石雕在當時只被當作一種廉價粗俗的日常品。缺乏可作為考據的實物，無疑給壽山石文化史的考證增加了難度。

　　元明以降，壽山石的“身分”開始“兩極分化”，這種“分化”在清朝表現得最為充分：或貴為天子身邊的寵物，或賤比民間的粗雜之物。宋元明以來，偶有極個別材質較精的“幸運兒”巧遇青睞，被精雕細琢，擺進文豪權貴的案幾之上，一時身價百倍。除此以外，絕大多數石雕仍然逃不開“貧賤”的地位。

　　任你隨意審視一種諸如“茶文化”、“鬼文化”、“才子文化”等，動輒都有數千年的歷史，文字典籍卷帙浩瀚，與此相比，在壽山石藝術的文化坐標上，有一個特殊的“盲區”：就是“書面文化”的嚴重“缺血”。被稱為壽山石文化的第一部專著的出現晚在清朝，高兆的《觀石錄》，全文2700字。書中對壽山石進行了“山坑”、“水坑”的簡單分類，對140余枚壽山石作了描述和評價，分神、妙、逸三品，並言及石雕名人潘子和、謝奕、楊玉璇等人的藝術技巧，總結了他們雕刻壽山石“相石”、“解石”及磨光的經驗。其實，《觀石錄》只是一本薄薄的壽山石的“文化品玩”雜感，難稱“理論”。稍後，毛奇齡著《後觀石錄》，全文也只有3600多字，對49枚壽山石作“品玩”式的記錄。文中較有歷史意義的是對壽山石分類上首次提出“山、水、田”三坑之説，至今仍普遍被人們接受。“前後觀石錄”被後世譽為“雙璧”。幹隆年間，藏石家鄭傑編寫《壽山石譜》，一反高、毛“因相命名，隨色取號”的定名法，提出以産地命名石種的觀點，被後人普遍採納。

　　所謂文化，狹義地講，就是文人對事物文化的介入。“前後觀石錄”的面世，標誌著文人從文字上對壽山石藝術的真正介入，但“兩錄”充其量只是帶有欣賞性質的文化隨筆而已，真正較為完整、全面且理論性較強的壽山石專著應該是龔綸對壽山石的名品、産地、徵故和雕冶作系統的評價的《壽山石譜》，全文一萬餘字。而後，還有張宗果的《壽山石考》、陳子奮的《壽山石印石小志》、潘主蘭的《壽山石刻史話》、方宗王圭 的《壽山石志》及《壽山石全書》、陳石的《壽山石雕藝術》、施寶霖的《印鈕藝術》、陳石和王植倫合著的《壽山石文化》等。這，大約就是幾千年曆史中有關壽山石雕藝少得可憐的一點“專著”文字的“代表作”了。此外，還有一點歷代名人吟咏壽山石的詩句、散文等文學作品。與卷帙浩瀚的中華傳統文化相比，數量上少得可憐。

　　石農們的壽山石“文化”是幾個全世界“通用”的“傳説”，諸如女媧補天、鳳凰下蛋之類，既可用在鐵馬冰河的北方，又可用在杏花春雨的江南，只要故事的地點改換一下就行。藝人們的“理論文化”通常是“一相抵九工”之類的“經驗談”，往往只是“口頭文化”，需幫閒的墨客整理成文，才能得以留傳。真正佔踞文壇的文人雅士常“惜墨如金”，不屑為這“下裏巴人”“浪費”筆墨。

　　(二)

　　19世紀以來，中華民族一直沉陷於烽火戰亂的嚴重侵擾之中，諸業俱廢，民不聊生。壽山石雕行業也難於倖免。解放後，星移斗轉，滄海桑田，百廢俱興，壽山石雕藝人的身分有了實質性的變化，他們從卑微的社會底層一下子變為受人尊敬的民間藝術家。壽山石雕藝人們自發組織了雕刻組，不久，東、西兩大門派又屏棄宗派之見，聯合成立了合作社，併發展為後來有數百人的工藝石雕廠，結束了長期以來壽山石雕刻界“各自為戰”的“單幹”局面。新老藝人們一起創作、研究，互相取長補短，大大地拓寬了創作的路子及思想的境界。揉諸派于一堂，結合薄意、鏤雕、透雕、鏈雕等技法，在傳統的基礎上吸取其他美術的長處，擴大了題材內容的領域，技藝與素養都大有長進，形成一種技藝上的知識迴環。政府選送藝人到美術院校深造，藝人們在美院中接受藝術熏陶，藝術境界得到提升。數十年來，每日刻苦練就的“基本功”，和許多零碎的“經驗”與靠長期的實踐得來的潛在的藝術觀有了理論高度的涵蓋，使壽山石雕藝産生突破性的進展，壽山石“實踐文化”進入一個新的境界。

　　實踐上有了長足的進步，但，“文字文化”“缺血”的“貧瘠”局面仍然一時難於改觀，文化是需要時間長久的“溫養”的。

　　50年代，壽山開採了一批材大、色豐、質優的石料，由此，産生了一批如馮久和的《群豬》、陳敬祥的《求偶雞》、郭功森的《九鯉連環卣》及後來的《花果纍纍》、《海底世界》、《海味盤》等大型的作品。“文革”時期，壽山石雕藝與其他文化一樣，慘遭摧殘。直到80年代，壽山石雕行業才又等來了解放後的第二個春天。60年代後，陸續有一些美術院校的畢業生加入壽山石雕的行業，為壽山石雕刻藝術注入了新鮮的血液，陳文斌、林飛及劉愛珠就是這批“學院派”的代表。90年代，隨著壽山石行業的發展，美術院校畢業的新生力量不斷進入石雕行列，壽山石雕藝術開始逐步形成多種風格並存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

　　文化與經濟有著密切的關聯，經濟的繁榮無疑為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嶄新的課題。80年代以後，隨著改革開放的到來，壽山石也逐步走入市場經濟。樟林壽山石一條街的興起，開始了壽山石雕自由市場的運作，為壽山石雕全面走向市場樹立起一塊豐碑。改革開放，為港、澳、臺及海外的玩石一族提供了良好的機遇，他們涌進剛剛開始發育的福州壽山石市場，採購了大批壽山石雕，壽山石雕的身價也由此迅速飛漲。隨後，花鳥市場的週末壽山石地攤應運而生。

　　(三)

　　1997年8月17日，國家郵電部發行首套福州地方選題郵票——《壽山石雕》特種郵票，一套五張(含一枚小型張)，福州壽山石雕終於登上“國家名片”的殿堂。配合郵票發行，福州的新聞媒體作了系列的宣傳，為壽山石蒙上一層文化的光環。但這期間，亞洲金融風暴的巨大陰影沉重地籠罩在整個東南亞的經濟市場之上，剛剛開始發育的壽山石市場受到嚴重的摧殘。就在壽山石市場開始一片蕭條之時，1999年，政府推出“首屆壽山石文化節”，圍繞“文化節”舉辦許多展銷活動。在這場規模宏大的壽山石文化的宣傳活動中，有一個引人注目的新亮點：就是私營大財團對壽山石雕市場的深度介入：藏天園集團一下子投入2000多萬的鉅資，並在藏天園開闢了壽山石一條街，為培育福州的壽山石市場立下汗馬功勞。每逢週末，藏天園前的壽山石一條街上，壽山石農、石商在此“擺龍門陣”，與玩石、購石的“石迷”們共度週末。壽山石原産地壽山鄉則籌劃開發以壽山石文化為龍頭的綜合旅遊項目——“五個一”工程：開發壽山石商品一條街，建造壽山石文化展覽館，推出壽山石超級旅遊拾寶一條溪，開放壽山石觀光礦洞，圈起尚未挖掘、永不挖掘一塊田黃原産地的“最後兩畝地”，作為獨特的壽山石文化旅遊景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