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肥和農藥被妖魔化了。”近日，全國政協委員、原農業部副部長牛盾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專訪時提醒，在國內農産品安全問題上，有害微生物的危害遠比民眾關注的農藥殘留要大得多。針對公眾普遍關注的轉基因農産品安全問題，牛盾透露，《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目前正在修訂過程中，在加強監管、保證消費者知情權等方面會有更多考量。

　　談農産品安全

　　“對化肥、農藥有點兒妖魔化了”

　　如何保障中國的農産品品質安全？牛盾認為，目前最關鍵也是最為薄弱的，便是執法落實環節。為此，一定要實行各級領導負責制，對監管不力的要處罰，才能堵住漏洞。

　　牛盾説，現在個別媒體和消費者對化肥、農藥有點兒妖魔化了，有害微生物的危害遠比民眾關注的農藥殘留要大得多。

　　北青報：當下公眾對餐桌上的農産品安全有一些顧慮，比如有報道稱海産養殖濫用抗生素等。如何才能保障農産品的品質安全？

　　牛盾：農産品的品質安全是全社會都高度關注的事情。在中國出現這樣的問題，是發展中的問題。我們應該向工業化國家借鑒學習，提升農産品安全。

　　從技術上講，我國抓農産品安全才20多年。現在是千家萬戶小規模生産，我們的監管覆蓋需要搭配，要把市場入口封好。哪個國家都有漏洞，西班牙、德國的黃瓜、番茄出現過有害微生物污染。出現漏洞，我們儘量縫好就是了。

　　保證安全，第一要制定出品質安全標準及配套體系，標準可參照發達國家；第二是建立強大的技術保證和技術支撐體系，能對進口和國內農産品進行技術檢驗和檢測；第三是建立農産品認證、認可體系。經過認證無公害、綠色、有機的産品，要給其證書和資質；第四是整個國家要有強大的投入，推動前面三項建設，要有強大的行政執法能力落實這個事情。至少四個環節，才能保證一個國家農産品安全。

　　北青報：目前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牛盾：現在執法落實環節最薄弱，容易出問題。現在缺的不是好的理念和政策，缺的是落實。執法是要碰硬的，要剝奪一部分人的權力，保護一部分人的權利。政府要明確是各個部門的職能，還要注意資訊反饋，收集批評和建設資訊。

　　北青報：對於監管不力的部門和主要領導，強調追責會不會更有效？

　　牛盾：一定要實行各級領導負責制。對瀆職領導幹部要問責。我認為，追查農産品安全犯罪，不要只對犯罪分子進行懲罰，對監管不力的部門、領導也要懲罰。

　　北青報：據您所知，有領導幹部因為農産品出現品質安全問題被追責的嗎？

　　牛盾：有。農業部也有這方面的案例。不只農産品安全，各領域如環保等，出了問題，也有領導被追責的。

　　北青報：您怎麼看消費者追求純天然、有機綠色食品這一現象？

　　牛盾：一味追求純天然綠色食品，那是小部分歐洲貴族的生活方式。都照那樣的標準，世界恐怕要餓死一半人口。

　　我認為，現在個別媒體和消費者對化肥、農藥有點兒妖魔化了。現在市面宣傳一種産品好，就強調沒有用化肥和農藥。這都是不全面、不專業的表述。化肥是人類科學技術創新的優秀成果，不施化肥，作物的營養從哪來？現在強調的是要科學施用、不能濫用，造成殘留的對人類有害，所以不能以偏概全，去反對化肥、農藥。這是不科學的態度。

　　實際上，我們食品安全領域，最大的問題是生活習慣，比如食用隔夜菜、臘肉等，由此産生的有害微生物，對國民的危害比你們關注的藥殘污染要大得多。困擾西方國家的化學污染，比如比利時飼料有強烈的致癌物二惡英，而我們更突出的是微生物污染問題。公眾認知其實有很大的偏離。

　　北青報：部分消費者對超市有機農産品標識碼也是心存疑慮的，覺得真假難辨。

　　牛盾：這就是信任危機的問題。所以要強調對不法企業施以重典，否則市場機制就變成劣幣驅逐良幣。要用鐵的手腕，發現一起處罰一起。

　　談糧食安全

　　轉基因大豆油中只有微量轉基因碎片

　　自2015年3月被任命為中國常駐聯合國糧農機構代表，牛盾在國外履職一年。據他觀察，西方國家食品安全問題也有漏洞，只是國內媒體鮮有報道。去年我國進口了8000萬噸大豆，國內大豆的産量卻正在縮減。針對在國內種植轉基因大豆的建議，牛盾認為，非轉基因大豆和進口大豆不是替代關係。

　　北青報：我國大豆去年進口8000萬噸，國內市場消費對進口大豆依存度達到80%以上。這樣下去，未來不會有糧食安全隱患嗎？

　　牛盾：我們有自信能保證糧食安全和主要農産品的有效供給，目前無非是個別結構需要優化和調整。大豆只是單一的品種，隨著民眾生活水準的提高，國內對大豆需求量增大，所以要大量進口。從另一個角度考慮，為降低風險，我們進口多元化，進口國不一定限定在美國，還可以同阿根廷、巴西等國家開展友好貿易關係。其次，遵循市場規律，按照自願互利的原則，我們可以採取股份制、合作制等方式，在大豆主産國建立生産基地。

　　北青報：有來自農業界的政協委員認為，如果讓東北部分地區也種植轉基因大豆，國內大豆的産量和價格競爭力就上來了。

　　牛盾：中國的土地資源有限，大豆單産又低，所以要滿足巨大需求量只能進口。美洲都是轉基因大豆，轉基因技術培育出來的是高油大豆，而我們的非轉基因大豆是高蛋白大豆，後者要保證國內和東南亞地區的特殊需要，比如做豆醬、豆腐。人們害怕轉基因大豆存在風險，其實轉基因成分沒有在脂肪裏，是在蛋白質裏，豆油中只有微量轉基因碎片。目前也沒有數據證明轉基因大豆對人類健康有威脅。

　　國內沒有批准生産轉基因大豆，但是可以加工銷售。通過大豆振興計劃、經過種植面積調整，可以提高國內非轉基因大豆的産量。但是它和進口大豆不是一個替代關係。

　　北青報：有科學家不解，國內研發的轉基因大豆無法轉化為商業化種植，而國外種植的轉基因大豆正佔領中國市場。

　　牛盾：品種結構貿易的問題跟科學研究有一定聯繫，但不存在必然聯繫。國內也有研究轉基因大豆，我們進行安全評價時認為數據還不夠，還需要更多的比如代際數據。

　　我們吃的非轉基因大豆經過5000多年的驗證，但至今還有人對大豆蛋白過敏。一個品種的研發需要非常慎重。我們認為安全了，就可以商業化。進口大豆也是經過國外很長時間的試驗，並通過了中國的安全評價，拿到了中國頒發的安全評價證書。

　　談轉基因

　　非轉基因標識是不合法的商業促銷方式

　　擔任農業部副部長期間，牛盾總被媒體追著問：您自己吃不吃轉基因食品？領導幹部是否有特供？

　　本次接受北青報採訪時，他很坦誠地回應：“我吃的農産品你們都可以買得到。我保證，我消費的農産品不是所謂的特供。我吃轉基因農産品，但一定是經過安全評價的。”

　　北青報：現在市場上非轉基因産品標識特別醒目，以此吸引消費者。可按照相關規定，不是含有轉基因成分的産品才需要特別標識嗎？

　　牛盾：這是一個賣點，但這種商業促銷的方式是不合法的，屬於工商總局監管範疇。執法力量不夠，就沒能力全覆蓋。

　　現在市場的力量太大了，只要得到效益，他就反過來標識。轉基因技術出現僅20多年，代際數據一個也沒有，所以人們有一些疑慮，覺得非轉基因更安全可以理解。我覺得這只是一種慎重的態度，不是完全排斥轉基因技術。

　　北青報：轉基因技術如何科普？

　　牛盾：轉基因科普，農業部門也在強力推。但畢竟它屬於高端生物技術知識，普及過程中還受到受眾自身科技素養限制。此外，“挺轉”和“反轉”當下力量對比很激烈。

　　北青報：農業部夾在中間，是不是很為難？

　　牛盾：這是我們的職責。農業部門肯定不會支援其中一方，這樣不科學。我們要按事實、法律和結果説話。現在，支援轉基因的科學家説主管部門不抓住機會，反對轉基因産品的人就説把民族健康放在第一位，更有極端言論講，你們跟美國串通在一起……我們聽得多了。

　　北青報：為滿足公眾知情權，轉基因標識管理是否應該加強？此前還有專家呼籲儘快修訂《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

　　牛盾：確實應該加強標識管理。《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施行10多年了，現在正在修訂過程中，需要進一步完善。如何更準確監管、如何讓消費者有知情權及選擇權、如何不造成歧義，這些都在研究當中。

　　北青報：社會都很關注轉基因作物濫種的問題。

　　牛盾：這是一個執法的問題。濫種就是違法，出現一起就要查處一起。不過具體調查過程很複雜，比如種子來自哪？怎麼流出來的？誰批准種植的？任何人違法都不行。比如前些年的黃金大米事件，做科研的想要數據，其他人想要效益，最後查清楚了，證據確鑿，違法人員都被繩之以法。國家沒有規則不行，不按法律規定辦事的，一定要受處罰。

　　我們希望，包括反腐倡廉都要形成一個長效機制，對大家都好。這樣大家都能規範地依法地開展工作。好比你開車技術再高、再遵守交通規則，遇到碰瓷的，你總是躲避不過的。很多人會因為你有公權、有資源，就打你的算盤、拉你下水。權力尋租在哪兒都一樣。

　　北青報：民眾總是好奇，農業部領導吃的農産品和老百姓吃的農産品是否一樣？他們吃不吃轉基因食品？

　　牛盾：我的回答是——我吃的農産品你們都能買得到，我保證，我消費的農産品不是所謂的特供；我吃轉基因農産品，但是一定經過安全評價的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