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製作假幣的電子設備操作越來越簡單，效果也越來越逼真，不法分子也呈現年輕化、智慧化趨勢

　　關注理由

　　重大案件總在不經意間發生。快餐式的閱讀後，案件又會不經意間從你腦海消逝。其實，有些案件值得留在你心底，因為其中有生命、有道德、有法治、有警示……每週，《法制日報》案件版都會推出“案件特稿”欄目，為你解讀上周重大案件，體會其中法理情。

　　上周，廣東省警方搗毀了兩個特大偽造貨幣窩點，繳獲2005年版第五套100元面額假人民幣2.1億元，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警方在窩點現場收繳假幣量最多、印刷設備最多、團夥成員最多的一起假幣案件。

　　貨幣從來都是造假的重災區。制售假幣，就像一個噬血的幽靈，不僅干擾貨幣流通的正常秩序，破壞社會信用體系，更侵蝕國民經濟的健康肌體，成為社會經濟生活中的毒瘤。

　　9月17日，廣東省公安廳以惠州為主戰場，組織汕尾、深圳、廣州、汕頭、揭陽等地公安機關聯合開展統一收網行動，搗毀分別位於惠州市惠城區和仲愷區的特大偽造貨幣窩點兩個，繳獲2005年版第五套100元面額假人民幣2.1億元，抓獲犯罪嫌疑人29名。所幸，生産的假幣無一流入社會。

　　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警方在窩點現場收繳假幣量最多、印刷設備最多、團夥成員最多的一起假幣案件。

　　貨幣從來都是造假的重災區。自從貨幣誕生，假幣就與真幣一同出現在流通的各個環節。從一元硬幣至百元大鈔，打擊假幣與制售假幣的戰鬥從未停止。

　　一般來説，假幣流通的氾濫會造成國家經濟不穩定，甚至釀成經濟和社會危機。制售假幣，就像一個噬血的幽靈，以非法手段干擾了貨幣流通的正常秩序，破壞社會信用體系，損害群眾利益，侵蝕著國民經濟的健康肌體，成為經濟生活中的毒瘤。

　　制假幣“歷史悠久”

　　早在人類使用貝殼和其他自然産品作為支付手段和流通工具的時代，精明的造假者就已經用種種別出心裁的技巧，偽造出足以亂真的流通工具。

　　人類一直不乏偽造貨幣的技術和新鮮創意，在17世紀的美國，珍珠曾一度作為貨幣流通，當地印第安人就將白色的珍珠染成更為值錢的黑珍珠。

　　如今，不法分子緊跟科學技術的發展，製造假幣的手段越來越智慧化，辦案人員查獲的假幣數量亦隨之增加。

　　1.67億元假幣——這是廣東省東莞市史上涉案金額最多的假幣案，主犯叫肖桂宏。

　　2009年8月中旬，肖桂宏等人招募了多名印刷工人，開始正式印製假幣。2010年9月3日，肖桂宏等人成功製造出一批2005年版100元面額的假幣，總面額達到5600萬元，並成功售出。肖桂宏團夥第一次“買賣”獲利180萬元。這個16人的制售假幣團夥有兄弟，有母子，有夫妻。

　　首批假幣售出並獲取暴利，肖桂宏等人決定擴大生産規模，再設立一個制假窩點，專門負責假幣的燙金程式。據法院統計，此案涉案的假幣共3筆，分別為5600萬元、1.109715億元和278.5萬元，總計1.697565億元。

　　2011年1月25日，此案在東莞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16名被告人中，幾乎只有肖桂宏對檢方指控“照單全收”，回答問題時不緊不慢，泰然自若。在其他被告人落淚懺悔時，肖桂宏多次淡定地微笑示人。

　　在16名被告人中，有9人被認定是主犯，其中一人被判死刑，一人被判死刑緩期執行，兩人被判無期徒刑。主犯肖桂宏被判死刑。

　　肖桂宏對媒體説，“所謂生又何歡，死又何懼。只要你想通人生，就能面對人生”。

　　在我國，製造假幣的歷史可以追溯至宋朝發行紙幣開始。

　　在南宋查獲的一起偽鈔案中，一次性起獲假幣相當於現在的30萬元，參與造假者53人，犯罪人分工明確、各司其職，明顯呈規模化、團夥化傾向。

　　元代鉛山州(今江西鉛山縣)素以製造假鈔聞名，吳友文所造假鈔遠至江淮、燕薊一帶，他本人也以偽鈔致富，豢養打手，常派人威脅告發他的人，甚至與官府中專門負責打擊偽造假鈔活動的官員對抗。

　　“百元大鈔”如雪花

　　在廣東警方破獲的2.1億元假幣案現場，辦案人員看到的是這樣的場景：“當時，兩生産線正在同時開工，4名技術工人手上都沾滿了紅色的油墨。現場一片熱火朝天趕工的場景。墻角，速食麵、王老吉、紅牛等方便速食儲備充裕。”

　　見到突然進來的警察，現場制假工人四處逃竄，有人倉皇逃竄翻墻出去，不料掉到了臭水溝裏。面對警察，技術工人舉著沾滿紅色油墨的兩手狡辯：“我只是打雜的，不關我事……”

　　在另一處制假窩點，為毀滅證據技術員慌亂之中將膠版扔出屋外，但很快就被警方起獲。

　　警方很快控制住現場。沒想到，還等來了不甘心被查而自投羅網的犯罪嫌疑人。一名團夥成員開車返回窩點，正在工廠門口鬼鬼祟祟的四處張望時，被警察當場抓獲。

　　去年12月30日淩晨，廣東省揭陽市惠來縣葵潭鎮一個附近荒無人煙的磚廠，突然被上百警力包圍。當警方破門而入時，看到的並不是窯爐燒磚的場面，而是一張張從印刷機裏如雪花般飛出來的“百元大鈔”。

　　警方現場繳獲假人民幣1.3億元，抓獲羅某華等7名犯罪嫌疑人。揭陽市公安局經偵支隊金融大隊大隊長林永忠説：“這些假幣已是成品，如果再晚一個星期，上億元假幣可能就會流向社會。”

　　辦案人員介紹，廣東一些地方製造假幣“歷史悠久”“經驗豐富”，易成為不法分子集中造假的據點。僅2014年，廣東省就搗毀12個製造假幣窩點，繳獲假幣2.92億元，破獲相關案件64宗，抓捕117名犯罪嫌疑人，其中絕大多數製造假幣犯罪出現在粵東地區。

　　廣東省粵東地區汕尾陸豐、揭陽惠來假幣屢打不絕，茂名籍人員流竄性制販假幣活動時有發生。珠三角地區因地理、交通、人流、物流、資金流匯集等原因，成為假幣販賣的集散地。

　　同時，外省假幣買家活躍，假幣需求量較大。2015年以來，廣東警方連續偵破的多起販賣假幣案件，均是外省買家到該省境內購買假幣。

　　如2014年年底，湖南省公安機關在湘粵交界處搗毀4個假幣窩點，均是廣東沿海提供假鈔半成品，轉運到湖南偏僻山區雇村民二次加工，然後再往四川、重慶等地銷贓。

　　嚴打形勢下，假幣貨源減少，造成假幣價格上漲。目前，每張100元面額假幣從窩點出售價格由原來的3元到4元上升至10元。

　　製作假幣會上癮

　　假幣真正氾濫起來，是在紙幣大規模流通後。因為造假紙幣的成本比偽造金屬貨幣要低得多，而且更加不容易被識破。在所有國家，偽造貨幣都是非常嚴重的犯罪，幾乎所有被抓捕的偽造者都要被處以極刑。

　　在中國，歷史上各個朝代懲罰此類金融犯罪都十分嚴厲，但利之所在，人皆趨焉。清朝法律嚴禁私自鑄錢，為首者和工匠要斬首，財産要被沒收；同夥者、知情者、買賣使用者，管理100戶的村民小組長(甲長)與地方官知情者，分別要斬首，舉報者賞銀50兩(約現在的兩萬元)。其知情者分利與同居父兄、伯叔與弟，減罪一等，打100棍，流放三千里。

　　不法分子都心知肚明，知道自己做的事是違法的，因此，他們具有極強的反偵查意識。

　　他們在窩點選址等過程中精心策劃，妄圖逃避打擊。在選取印製假幣地點時煞費苦心，選取周邊環境複雜、來往行人不多、非常隱蔽、不易被發現的五金廠、廢品收購站等設立印製窩點，窩點外設有配備對講機的暗哨，有專人進行盯守，在進入窩點的路口安裝了攝像頭進行24小時監控，進入窩點及返回住地經常有意捨近求遠，確定沒有問題才進入窩點或者回到住地。

　　2014年6月27日淩晨，在廣東省普寧市假幣案收網現場，該“印鈔廠”車間極其隱蔽，執法警員連破6道門之後，方才進到車間。

　　為了掩蓋印鈔機開動的巨大聲響，這些假幣製造窩點還專門設置了隔音設備。

　　由於這是高風險的“行當”，製作假幣的收入也很高。“這批貨全部印製完，5名工人可以拿到90萬元。開工之前，老闆已經先給了50萬元定金了。”據落網的技術員鄧某交代，作為主要技術人員，他一個人就可拿到30萬元。

　　再如揭陽的假幣案中，犯罪嫌疑人熊某祥、羅某華長期住在汕頭市，沒有正常的合法收入來源，卻能經常出入高消費場所揮霍，“連制假幣的印刷‘工人’,在假幣窩點開工一天就拿近1萬元的工資”。

　　辦案人員説，做假幣的人就像吸了毒一樣，根本離不開、做久會上癮，有些因為做假幣被判刑的罪犯，服刑多年後出獄卻不思悔改，繼續從事假幣犯罪。

　　在製造假幣的路上，不少人“前赴後繼”，更有不少奇葩事。

　　在上述2.1億元假幣案中，之所以將窩點設在惠州，是老闆朱某、李某等依照當地風俗，找到民間“大師”問卦推算出來的“風水寶地”。

　　然而，“風水寶地”卻沒能罩住他們。

　　在山東臨沂市蘭陵縣，有三名男子合夥製造假幣賺錢，他們不造假百元大鈔，只假造1元硬幣。臨沂費縣公安機關在這起制販假幣案中，繳獲假幣共四千多枚，全部是1元硬幣。

　　36歲的錢某是蘭陵縣的一名農民，在上海做生意失敗後，拉攏堂弟錢某和朋友許某合夥造假幣。錢某發現，上海有製造遊戲機幣的機器，認定這個機器就可以製造假幣。

　　三人將機器和原料買到手後，就開始大量生産1元假硬幣，原本計劃大賺一筆，可假幣造出來三人傻眼了——投入18萬元成本，只造出了16萬多枚硬幣，虧了近兩萬多元。

　　禍害無窮亟須嚴懲

　　對於假幣的危害，不法分子都不以為然，甚至可以説無知者無畏。

　　肖桂宏就曾對採訪他的記者説：“我對犯罪事實認定沒有意見，不過我覺得對社會的危害程度，沒他們(法官)想像的那麼大。”

　　業內人士認為，假幣是經濟運作中的毒瘤，既擾亂金融秩序和貨幣市場，又會給老百姓造成直接損失。

　　以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樁假幣案為例。

　　1903年2月4日，上海一錢莊夥計持通商銀行鈔票去兌換，發現有幾張10元的假幣。

　　第二天，通商銀行檢查自己的鈔票時又發現了幾張10元和5元的假幣，當場將其撕破並蓋上“假幣”戳記，同時將假幣及假幣的辨別方法張貼于外，以幫助人們辨別真偽。

　　消息傳出，“市中大鬧”。錢莊紛紛拒絕使用通商銀行鈔票，市民爭先恐後地去兌換現銀。上海引發了一場規模空前的擠兌風潮。租界巡捕不得不動用消防水龍維持秩序。

　　在北京得知消息的通商銀行創始人、大股東盛宣懷一邊吩咐隨到隨兌，一邊向其他銀行尋求幫助。通商銀行以庫存金銀作抵押，一次就向匯豐銀行換得70萬兩現銀。

　　2月6日，匯豐銀行發現一日本人持4000元通商銀行假幣來兌換，迅速報警。經審訊得知，此人叫中井義之助，與其他幾個日本浪人在大阪郊區一處民房裏印製假幣，然後運到上海通過日本商社流入市場。他們以為中國人不懂假幣，沒想到這麼快就落網被捕。

　　在中國駐日使館的強烈要求下，日本警察逮捕了中井義之助的其他同夥，並銷毀了制假機器及假幣。但因日本“對偽造他國鈔票者”，“法律無規定懲治之專門條文”，此案最後不了了之。

　　這樁假幣案給中國通商銀行打擊重大，存款自1899年底的397萬兩下降到1904年底的189萬兩；放款自1899年底的582萬兩下降到1904年底的261萬兩。通商銀行在中國的“威風”迅速掃地。

　　如果不嚴厲打擊，假幣氾濫還會造成通貨膨脹。1991年索馬利亞政權倒臺後，其整個銀行系統隨之崩潰，假幣也因此氾濫。由於中央銀行已不再印製紙幣，投資商及軍閥勢力在加拿大和東南亞一帶自行印製新先令並運回國內使用。世界銀行估計，該國流通的80%貨幣都是假幣或再版幣。在索馬利亞，500先令僅能喝一杯茶。2007年，索馬利亞先令對美元的匯率為1387.77:1。

　　制販售假幣是嚴重的犯罪行為。隨著現代科學技術手段的發展和網際網路的普及，現在製作假幣的電子設備操作越來越簡單，效果也越來越逼真，不法分子也呈現年輕化、智慧化趨勢。

　　面對“假幣囂張”的態勢，辦案人員認為，打擊制販假幣犯罪既要增強情報資訊“撒網捕魚”，嚴懲不貸，更要推動重點整治地區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加強普法進行標本兼治，祛除滋生假幣犯罪的社會土壤。(記者　廉穎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