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流著眼淚説滿意

　　一個炎熱的夏日，75歲的劉桂花(化名)像往常一樣，站在一棟白色二層樓的門前乘涼。這是她花畢生積蓄蓋起來的，可她現在只享有乘涼的權利。

　　樓房歸兒子居住，她則被“趕”到樓房不遠處一個銹跡斑斑的鐵皮房中。每到夏日，這個10多平方米大小的鐵皮房就像烤箱一樣。劉桂花或許將在此度過余生。

　　在中國東部某省這個“新農村建設示範村”裏，老宅基地被收回，經統一規劃後，重新分配。但只有兒子們擁有入住新居的資格，他們的父母，則要麼搬到統一規劃的“老人之家”社區，要麼跟隨兒子一起住。

　　劉桂花無力在“老人之家”蓋房，兒子又不許她同住，只得住進兒子買給她的鐵皮房。

　　這只是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農村養老案例。

　　去年年中，上海財經大學組織力量，對河南、甘肅、安徽、廣東等21個省份537個村的養老狀況進行調研。在分析上萬個樣本後，新近發佈的《2014中國農村養老現狀國情報告》(下簡稱《報告》)顯示，在一半以上的農村家庭出現空巢化、三成老人生活上需要得到照料的背景之下，仍有將近八成農村老人對自己目前的生活狀況表示滿意。

　　而根據調研人員觀察，像劉桂花這樣為兒女蓋新居、自己住在破舊屋子的現象並不少見。

　　“這是農村老人在內心經過無數衝突、調適之後的無可奈何，這種滿意還不如不滿意！” 項目首席專家、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張雄説。他皺著眉，重重地拍了一下沙發扶手。

　　就像耗盡了最後一滴燃料的火箭助推器，無論老人自己或是年輕人，都把老人的犧牲視為“天經地義”

　　劉桂花一提起兒子就哭。好心的老人告訴她，回答調研學生的問題，會得到20元錢，這名瘦小的老人就守在比較醒目的兒子家門口，等著工作人員來找她做問卷。

　　在河南鹿邑，摘一天煙草花能賺10元錢的老人把前來調研的學生團團圍住，爭著要做問卷，有的還與村幹部産生了衝突。“真想給他們每人發20元。”課題組成員、帶隊調研的劉長喜説。

　　《報告》顯示，只有40%的中國農村老人有存款，從東部到西部，有存款的比例下降，均值是35741元。這意味著，農村有60%的老人沒有存款。而在報告中，農村老人一年的支出均值為11303元，其中人情往來的支出已位列當下我國農村老人支出第三位，成為較大的經濟負擔。

　　河北無極縣的一對老夫婦，僅靠種地維持生計，年收入不足2000元，人情往來開銷比收入高出一倍。為了鄰里鄉親關係和諧，老兩口得病不敢吃藥，只能硬撐。

　　本為“防老”的兒子，現也成為負擔。

　　“現在農村結婚講究萬紫(5元)千紅(100元)一片綠(50元)，這就是十幾萬，還得買車呢！”河南農家出身的劉長喜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由於農村男女比例失衡，比起小夥子，農村姑娘更容易在城裏成家，農村老年人背負了沉重的競爭壓力。為兒子娶媳婦蓋房子、準備盡可能豐厚的彩禮，成了他們避無可避的一道坎兒。

　　劉桂花所在村的工作人員為前來調研的帶隊老師算了一筆賬，當地每人平均年收入6000元，兒子結婚彩禮加酒席10萬元，蓋房子30萬元，兒子成了家，老年人的儲蓄也基本掏空了。

　　“我給兒子蓋完房子，孫子有時候還來看看我。”坐在用繩子圍成的院墻裏，一名老人滿臉輕鬆地説起自己的最大成就。不過調研的學生卻看出了悲哀。

　　“婆媳關係怎樣？”有調研的學生問住在“老人之家”的一名老人。

　　“好！”老人回答。

　　“為什麼不一起住？”

　　“自己自由一點。”老人説完，移開了目光。

　　事實上，這個村子的很多老人和劉桂花一樣，安頓好兒子後，他們多數已無力再為自己蓋房了。“老人之家”土地歸集體所有，以自己小家庭為中心的兒子們也不願在老人住房上投入過多。這些傾盡所有的老人如同耗盡了最後一滴燃料的火箭助推器，默默地隱沒在“老人之家”黑漆漆的小屋裏。

　　“年輕人住現代化小區，老年人住破磚瓦房，簡直就是兩個世界。”前來調研的學生唏噓不已，當地的老人和年輕人卻並不覺得有何不妥。有年輕人告訴帶隊老師，將來自己老了，也會把現在的二層樓重新裝修留給兒子，自己去住“老人之家”。

　　“付出與回報在兩代人之間並不對稱，但在傳統的大家庭裏代代貫通。”張雄將其歸因為傳統文化的延續，在物質條件匱乏的時候，一代代人選擇犧牲自己，為年輕一代提供比上一代更好的環境。

　　一對老夫妻幸運地住進了孩子們的新村區。兒子外出打工，他們來幫兒媳照料孫子、耕種一家四口的土地。老太太高興地獲得了20元獎勵的訪談機會，每回答一個問題都要偷眼看看旁邊兒媳的臉色。59歲的老伴澆完兒子的地回到家，衝衝腳上的泥走進來，兒媳連頭也沒抬。

　　當現代和傳統、企盼和現實衝突時，這些質樸的老農民只能把上一代的道理拿來用，自己消化，獲得寬容，最終滿意

　　追隨著房子和企業，大批大批的年輕人擠入城市，留下拋荒的土地和年邁的父母。空巢老人比例已經超過半數，達到55%。專家們認為，這並不新鮮的話題無疑是養老問題的重中之重。

　　在調研過程中，常有學生為老人們的“樂觀”、“知足”感慨不已，有每月領取60元勞保的老人感慨“從沒想過能過上這麼好的日子”。

　　38歲的劉長喜理解老人對溫飽生活的感恩戴德，經歷過戰爭、動亂、饑荒等災難，這些吃上了“好面饃”的老人認為不交租、不冷不餓就是幸福，能吃能喝就是健康。

　　然而同樣從苦難年代走過來、62歲的張雄卻對空巢老人的心理狀況擔憂。這名全國經濟哲學研究會會長表示，社會轉型的總能量必定會分解到每個社會成員中，困擾城裏人的緊張、焦慮、孤獨和無助也會以各種各樣的方式滲透到農村老年人的生活中。

　　“城裏人是在現代化文化的浸潤中慢慢變化，農村老人卻要在巨大的變化中進行自我調試。”張雄推斷説，當現代和傳統、企盼和現實衝突時，這些質樸的老農民只能把上一代的道理拿來用，自己消化，獲得寬容，最終滿意。

　　據此，下面的場景就不那麼令人吃驚了。有的老人語言不通，卻希望學生能留下來多聊幾句；有的被問到“是否孤單”就流眼淚；有的不知從哪扒出個月餅塞到學生手裏。

　　然而參加調研的同學們注意到，有的老人嘴上説“滿意”，但“臉是苦的”；有的笑著説“滿意！”但又加上一句“不滿意還能怎麼樣呢？”廣東一位老人為給孫子騰房子搬到村委會看門，無奈地笑説“想回家”；即便是住鐵皮房的劉桂花，也沒有大倒苦水，只是用“不好”來回答“子女是否孝順”的詢問。

　　另一組數據似乎也能説明農村老人的這種矛盾心理。儘管有七成農村老人希望能與子女同住或住在子女附近，仍有86.5%的老人對與子女間的關係現狀表示滿意。

　　“這種‘滿意’比‘不滿意’更加悲哀。”張雄嘆息道，背後是老人們對自我訴求的放棄。就如同讓子女住新房、自己住舊屋一樣，老人們把自己的夢也完全移植到了下一代身上。

　　但更多的時候，張雄眼中的光芒暗淡下來：“他們只能靠寬容，不把自己一直放在衝突裏。”

　　去年，他在湖南山區某村預調研時見到一名老人。這名老人自己砍樹、刨木板，在幾個親戚的幫助下，費了老勁在山腰上建成一幢二層小樓。山腳下的舊房子樓梯斷了，結滿蛛網，他要建一幢裝修得像城裏一樣好的新房子，只為讓兒子過年回來時多住幾天。這個場景，令張雄心酸。

　　這名學者通過調研發現，過年那幾天，走出土地的孩子們“像天兵天將一樣回來了，一個村的生命力在爆竹中得到閃現，老人一年的心酸孤獨在節點上得到平衡”。在每家必備的圓桌邊，失去傳統家長地位的老人們在頗具儀式感的相聚中，尋找著自我尊重的感覺。

　　於是，電話就成為必備之物。無論在西邊的大山中，還是在東部的海邊，儘管電冰箱、洗衣機等電器的擁有量仍有很大差別，但擁有手機、電話的農村老人比例均佔到了四分之三以上。

　　很多老人一再請求“一定要把我們的情況向上反映給領導”，“幫幫我們”

　　劉桂花的兒子不管她，好在嫁到鄰村去的女兒“很孝順”，常來給她送點吃的。即使住在冬如冰窖、夏如烤箱的鐵皮房中，這名老人也不願走進養老院。

　　調查顯示，有兒女的老人，即便出現兒女不孝等各種原因，6成老人也選擇居家養老。他們多數人對養老院有抵觸情緒。

　　“我有兒有女，不去養老院！”廣東普寧市一個富裕村子裏戴金手鐲的老人説。

　　當然，還有一部分人則表示“沒錢”。調查發現，超過半數的老人不接受養老院，多數認為那是孤寡老人去的地方，經濟不能承受、不自由、不光彩、去了怕子女被指責也是重要原因。

　　據調查，一半以上的鄉鎮擁有養老院，近五分之三的鄉鎮擁有老人活動室。

　　“擺設！”張雄拍著沙發扶手大聲説，“有擺設比沒有擺設好，因為是進步。”他認為，那些挂著鐵鎖的活動室至少説明瞭一點，僅有場地還不夠，還需要進行組織。

　　和“擺設”相比，廣東普寧市一個集體經濟發達村子的狀況就相對可觀很多。村裏修建了農村公園，可以游泳的水渠圍繞著假山。村裏在廣場上舉辦過老人投籃比賽、聘請專業教練教授過太極拳。老人們可以在村裏的宗祠喝功夫茶，出自該村的企業家還向村聯防隊捐贈了巡邏用的摩托車。

　　“其實很多問題都是用錢可以解決的。”劉長喜説，他認為農村養老的根本出路是以地養老，歸根結底就是讓從土地中獲取的收益更多地轉移到農民手中。

　　然而調查發現，儘管半數以上的農村老人依然如“老黃牛”般在土地上耕種，只會讓土地長莊稼的他們卻已經難以收穫財富和地位了。更多的地方政府從農民手中拿過土地，“種”出了樓房和企業。

　　問卷以外，劉桂花以為學生是政府派下來了解情況解決問題的，為此激動不已。她並不是個例，很多老人搞不清楚學生和政府工作人員的區別，一再請求“一定要把我們的情況向上反映給領導”，“幫幫我們”。

　　這些農村老人，有的建議公辦養老院由政府出資，老人免費入住；有的老獸醫拿出自己手寫的診斷家禽疾病的方法，希望學生帶到城市拿給專家看看；有的老人自力更生，希望自己的養豬場越辦越大，以後改建成養老院，這是他的“夢想”。

　　在張雄看來，這些守在土地上的老年人是中國最後的農民、最後的傳統意義上的中國人，他們忍辱負重、逆來順受，習慣被剝奪、不知如何表達。他們“用自己的忍耐來維護家庭、家族以及村裏的榮譽”，“把村支書、村長的意識作為自己的意識，關於自己的理解是微不足道的”。

　　“中國農村傳統的土地制度、勞作方式、大一統血緣關係正在被打碎，未富先老的中國農民正經受著巨大的心理緊張和焦灼。”張雄説，他們在意自己是否“中用”，擔心家裏的荒地和城裏的兒孫，他們沒有“滿意”的衡量標準。但對最切身的養老問題，他們卻並不十分在意，“就像太陽升起、月亮落下一樣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