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公務員工資，一直是輿論熱點話題。目前，我國約有700多萬公務員。建立一個科學合理的工資制度，影響的顯然不只是公務員的個人福祉，更關係到國家的治理體系與成效。現行公務員工資制度施行于2006年，缺陷日益凸顯，改革亟待破局。一邊是基層公務員為收入低對媒體大吐苦水，一邊是公眾對公務員福利待遇的各種“吐槽”，到底是哪些因素掣肘公務員工資改革？新一輪公務員工資改革怎麼改？在收入分配改革全局中應處於怎樣的方位？對此，人民網特別推出“十問公務員工資改革”系列報道，與網友一起探討。

　　近幾年，關於公務員該不該調整工資的話題成為輿論熱點。從湖南冷水江到北京石景山區的街道辦事處，意外“曬”出來的公務員工資都引來大批網友圍觀、點評。

　　還有不少公務員匿名在網上自曝工資低，卻招來一片質疑聲。有人説，公務員收入雖低，但福利很高；有人説，公務員收入性價比很好，因為工作並不忙；還有人説，公務員收入再低，也比大多數人好多了。

　　面對幾乎一邊倒的輿論，公務員們自己怎麼看？近日，記者採訪了在北京、河北、陜西、廣西等地工作的十余位普通公務員，聽他們談談自己的收入、福利和承受的工作壓力等等。和在社會打拼的其他勞動者一樣，公務員們也有倒不完的“苦水”。

　　普遍對收入不滿意

　　由於公務員收入與其級別和所在地區財力水準密切相關，因此很難用一句話概括這一群體收入水準的高低。但從記者接觸到的省、直轄市、地級市和西部鄉鎮工作的公務員情況看，對個人收入不滿是普遍態度。

　　3年前從清華大學畢業的陳拓現在廣西某省級單位工作。作為副主任科員，他現在月入3000多元。陳拓給記者計算，現在南寧市新房均價7000多元/平方米，自己不吃不喝兩個半月才能換來放半張床的地方。

　　“我是正科級，每月到手工資5000元左右，與同齡，同條件的人相比應該處於偏下水準。”在北京某區級單位工作的葉靜告訴記者。

　　葉靜2006年通過統一考試加入公務員行列。在她的印象中，這七八年來除了因為級別調高而增加的幾百塊錢外，其他收入沒有變動。她向記者透露，好幾個跟她同時參加工作的公務員同事都因為對工資不滿而選擇辭職下海。

　　2009年研究生畢業的孫陽目前在河北某地級市區政府工作。他給記者看了自己上個月的工資條：職務工資410元，級別工資455元，工作津貼804元，生活補貼1206元，應發工資3228.7元，實發工資2639.2元。

　　“我們市裏的房子每平方米基本要五六千，差的地段也漲到四千多了。”孫陽説，“未來結婚買房肯定要靠家裏的積蓄，用我這點兒收入沒戲。”

　　對於在西部某鄉鎮擔任一把手多年的陳樹清來説，收入是他一直以來的“心頭痛”。

　　“我當了11年正科，現在到手3200元，我算了算，近6年來的工資漲幅是0.16%。和我們這裡的社會平均工資相比低了270元。”

　　陳樹清説，從我們國家公務員工資的確定機制看，行政級別越高工資越多，這對於基層幹部很不公平。

　　“高福利已是過去時”

　　“公務員享有高福利的時代，在我畢業前就戛然而止了。”葉靜説。

　　葉靜的公務員生涯起步于北京市某區的街道辦事處。她那時常聽同事談及過去的高福利：單位有“小金庫”，有的活動能分到幾千元的勞務費，每年還有定期外出甚至出國旅遊……

　　“這一切在實行陽光工資後都沒有了。”葉靜説，從她工作以來，各類購物卡一概取消，連中秋、端午例行發的月餅、粽子都沒了，也從沒有外出旅遊過，只剩下死工資，而且還不發加、值班費，工資等於變相降低了。

　　説到月工資以外的收入，陳樹清告訴記者，只有每年120多元的獨生子女費和1000多元的年終獎。“我沒車、沒房、沒存款、沒福利，我很多同學都質疑我説假話，連連反問：‘你在鎮裏當一把手，怎麼一點兒油水都撈不到？’”

　　近年來，一些部委或地方政府機關開辦的低價食堂讓社會很是羨慕。甚至在一些單位，公務員只花1元錢就可以享用豐富的自助餐。但在孫陽看來，機關食堂並不算一種福利，而是順應形勢的一股潮流。

　　“中央八項規定實施後，機關內部的食堂一下子火爆起來，”孫陽説，“之前沒有小食堂的也都開始琢磨開辦，但由於各機關的經濟情況不一，食堂所獲的補貼也都不一樣，所以飯菜定價差別很大。”

　　孫陽向記者介紹，他所在單位的食堂實行打卡制，一個月充一次值，個人每次交80元，單位補40元，早飯3元，午飯7元，不算特別便宜。但相鄰的區因為經濟實力強些，不論早飯還是午餐，均是1元免費吃，而且飯菜品質更好。

　　“我們機關食堂的飯菜難吃，還限制每人只能打一份葷菜。”某中直機關外派陜西工作的張丹對記者説，“食堂的飯菜品種其實很單一，遠不是社會上所想像的應有盡有。”

　　工作有人忙有人閒

　　“説公務員上班就是喝茶看報，這個説法很‘上個世紀’。”孫陽對記者説，那時的社會建設水準不高，公務人員參與程度很低，確實是“清茶報紙二郎腿，閒聊旁觀混光陰”。現在，政府需要參與其中的事項多了，公務員也就忙起來了。

　　曾經負責為領導起草講話稿的孫陽向記者描述了他當時的工作狀態：忙時一個星期有三四天都不能按時下班，平均加到晚上十一二點，有時甚至週六都不能回家。他記得2013年春節放假前的下午還在開會，大年初二就得去區委書記家，聽領導佈置上班後的工作。

　　“工作太辛苦了。”趙海在北京從事行政執法工作，至今已有十三四個年頭。多年連續“三班倒”，基本每天都要連續工作9個小時以上，逢年過節或者執行任務時，更是需要“連軸轉”。而他所在的單位從未執行過三倍或兩倍加班工資，每個月的加班費封頂600塊錢。

　　“比身體上的累更辛苦的是，每天都要直面基層矛盾，精神壓力巨大，”趙海説，“社會現實的複雜性在我們工作中充分體現，負面能量累積得越來越多。”

　　因為工作性質的關係，張丹需要經常到艱苦地區出差。她剛到陜西的那年，一整年都要外出調研。那時她正好準備結婚，沒有時間過問婚禮細節，甚至連婚假都沒來得及休。

　　“以前在街道辦工作時，為了在轄區居民發生突發事件時能及時到位，每晚都安排兩人值班。如果遇到暴雨、路面塌陷等緊急情況，更需要加班加點，有些科室同事連續幾天加班到淩晨兩三點，家住得遠的同事乾脆直接住在單位。”葉靜説。

　　但也有不少公務員承認，並不是所有的公務員都“愛崗敬業勤奉獻”，忙閒不均確實是目前機關工作的現狀之一。

　　“我身邊就有不少公務員工作挺清閒的，”孫陽説，“他們大多處在不受重視的崗位上，同時自我要求不高，對工作能拖就拖，對機關內部人員都是一副冷面孔，更別説對待辦事的群眾了。”

　　趙海也告訴記者，他所在的科室共有9名公務員，但真正幹活的只有他一個，其他人要麼已經臨近退休年紀，幹不動了；要麼對現代化辦公操作不熟悉。由於編制已滿，無法增加人手，只能靠年輕的同志“衝鋒陷陣”。

　　同城不同酬

　　關於公務員該不該調整工資、如何調，業內專家開出了各種“藥方”，包括公務員工資實行“全國統一價”，建立工資動態調整機制，實現福利貨幣化，深化幹部人事制度改革、建立淘汰機制等。公務員也向記者表達了自己的見解。

　　“公務員收入各地趨同不太現實。”陳拓向記者分析，通常公務員都是居住在某一城市，而這些城市的收入水準本身就存在很大差距。但他認為，可以在參照當地水準的同時，比較其他地區同級別、同崗位公務員的情況，不能相差太大。

　　在陳拓看來，公務員工資應至少首先實現“同城同酬”。他告訴記者，在廣西省直機關與南寧市直機關工作的同級別公務員，其收入會相差到千余元。這是因為省級單位的工資是按自治區內14個市收入的平均值確定的，其中包括一些落後地區。而省會城市的經濟水準通常是比較靠前的。

　　“大家都在同一個城市生活，食品、房屋、教育的成本都是一樣的，理應享有同樣的工資標準。” 陳拓説。

　　孫陽認為，建立工資動態調整機制很重要，這在2006年開始施行的《公務員法》中也有明確規定。而他所在的單位自2009年後就未對工資做出過調整。

　　陳樹清通過多年觀察發現，因為工資待遇低，少數幹部開始偷著伸手要錢，或者乾脆自己搞起“第二産業”，把心思都用在經營自己的事業上，本職工作做得馬馬虎虎。

　　“中央是不是可以鼓勵各地設立終身廉政基金，在退休時確無貪污受賄行為的，可以享用該基金給予的住房和養老補貼，這樣有助於兩袖清風的幹部安心工作。”陳樹清建議。(文中涉及公務員均使用化名)

　　編後語

　　公務員收入現狀，不無歷史的成因。新中國成立以來公務員工資制度經歷了哪幾次大的改革？每一次改革有何亮點和遺憾？請關注下期報道。

　　(原標題：對話公務員群體：工作忙閒不均 普遍對收入不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