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優質信貸資産證券化，不良資産證券化産品存在資訊不對稱，風險較高等缺點。為吸引投資者，不良資産證券化可採用“優先-劣後”結構化設計，且可以由發行人進一步對優先級進行增信。按目前情況推測，首批試點可能與2008年前實施的4單不良資産證券化項目做法類似，不會採用與優質資産打包的方式。

　　銀行不良資産率不斷上升，令銀行壓力倍增。尤其是在當前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的背景下，如果處置龐大的不良資産成為市場關注的焦點。因此，暫停近8年的不良資産證券化到了重啟的時刻，而監管層的這一決策也受到市場的歡迎。

　　“不良資産證券化不僅是給銀行業減負進而緩解系統性風險，也是為實體經濟的復蘇與發展換取了更長的時間。”上海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楊建文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採訪時表示。

　　不良率持續上升

　　停擺了近八年的不良資産證券化迎來重啟，儘管監管部門目前只確定了工行、農行、中行、建行、交行和招行6家銀行作為首批試點機構，但是依舊令整個銀行業開始蠢蠢欲動。寧波銀行的一位中層管理人士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不良資産證券化重啟對整個中國銀行業來説都是利好，目前是剛確定了幾家試點銀行，但是一旦步入正軌，大部分銀行都將參與其中，這對緩解銀行業面臨的壓力是極有幫助的。”

　　中國的不良資産證券化最早可追溯到2003年，2006年至2008年為國有銀行集中處置不良資産階段，這也助推了以商業銀行或資産管理公司為發起機構的不良資産證券化創新模式的發展。其中，建行在2008年發行了國內首單也是惟一一單由銀行發起的不良資産支援證券——“建元2008-1”，發行規模為27.65億元。不過，後來隨著國內銀行業經營指標的持續改善，尤其是2008年美國爆發次貸危機引發全球市場對金融衍生品“再認識”，之後不良資産證券化業務就此停擺。

　　2月，相關監管部門召開會議部署了不良資産證券化的相關工作，並確定了工行、農行、中行、建行、交行和招行6家銀行作為首批試點機構，相關銀行的試點工作也在緊鑼密鼓推進中。此前，有媒體報道稱，監管層對不良資産證券化總試點額度為500億元。不過，《國際金融報》記者詢問了交通銀行以及招商銀行的相關人士，他們均表示，目前監管層對試點額度並沒有明確指示。

　　據悉，在上述銀行中，中行進展最快，其不良資産證券化進程已于去年啟動，目前，相關産品方案已經報送到監管層，而發行額度也應監管部門要求在調整中，並未最終確定。與此同時，另有兩家大行也于不久前啟動了不良資産證券化的試點工作，並在最近確定了主承銷商。

　　而監管層之所以選擇在進8年之後重啟不良資産證券化，也是鋻於形勢所驅。“一方面，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之後，中國為了救市推出了4萬億的刺激計劃，其中銀行承擔了絕大部分的資金，銀行的信貸規模迅速增長。另一方面，近兩年中國經濟增速出現下滑，各個産業面臨轉型或升級壓力。這令銀行的不良資産率開始上升，甚至上升的速度有所加快，整個中國銀行業備感壓力。”上海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楊建文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採訪時指出，“重啟銀行不良資産證券化，既是為銀行減負，也是為了避免系統性風險的考慮。”

　　近日，中國銀監會發佈的2015年第四季度主要監管指標數據顯示，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達1.67%，連續10個季度上升，不良貸款餘額也已連續17個季度上升，這再度引發社會對銀行信貸資産品質的擔憂。銀監會相關負責人坦承，受經濟下行壓力影響，不良貸款後續仍面臨較大的上升壓力，信用風險管控壓力加大。

　　為銀行減負

　　3月3日，國際評級機構穆迪將25家金融機構評級展望由穩定下調至負面。這25家非保險金融機構包括3家政策性銀行、12家國內商業銀行、3家處置不良資産的資産管理公司、3家金融租賃公司、3家證券公司及1家資管機構。

　　穆迪對此表示，中國銀行體系風險不斷累積，主要反映在持續強勁的信貸增長。高且不斷增加的杠桿擴大了企業部門受風險衝擊的可能性，銀行業資産品質的脆弱性也在增加。此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更廣泛基礎上支援國有企業、金融機構的能力可能會弱于其此前評估，政府或有負債持續增長。

　　對此，楊建文表示：“中國銀行業當前承擔著很大的壓力與責任，必須支撐中國經濟結構轉型以及再啟動，而在這個過程中一些關鍵指標、數據，如不良資産率等出現上升是必然的，然而這並不等同於銀行的風險度就一定高企。一個結果往往是由多種原因綜合影響而成的，而某種原因也很可能造成很多不同的結構。”

　　“穆迪下調中國金融機構的評級展望，對我們來説更大的意義在於引起重視與警惕，防患于未然。”楊建文認為，“而中國通過證券化的方式來處置銀行的不良資産是一種不錯的方式，而且也有這方面的經驗。”

　　香頌資本董事沈萌表示，實質上證券化是一柄雙刃劍，如果使用不當的確會成為大規模殺傷性金融武器，如果使用得當，卻可以作為盤活金融存量資産的利器。由於上一輪4萬億財政刺激政策實施之後，不斷通過流動性的調控為市場提供了更多可放貸的資金，同時又由於此前大規模投資導致的産能過剩所形成的不良資産抑制了銀行資金的調度能力，因此重啟不良資産證券化有利於提高銀行信貸資産的週轉率和回報率。通過相關資産證券化將沉積在銀行負債表中的存量信貸資産進行有效處置，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豐富此前僅能通過將其出售給金融管理公司的單一通道，增強不良資産交易市場的活力，減少銀行對不良資産的集體損失。

　　“銀行的不良資産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始終存在，也不止一次地引發過市場的擔憂甚至恐慌。只是，在經濟高速增長時，不良資産問題就不會是焦點。而在經濟增速陷入低迷之際，不良資産的問題就是市場的焦點，甚至會被放大化。”楊建文表示。

　　沈萌同樣指出，大多不良資産只是由於經濟下行所導致，並非其本身品質先天惡劣。因為這些不良資産當初也通過了銀行嚴苛的審核風控，因此通過證券化進行處置，既可以釋放銀行在年度不良比考核的壓力，也可以因為適當延長了相關信貸週期以空間換時間的方式減緩企業償還的壓力，給予企業更大的喘息機會，也有利於不良資産更高比例的回收。

　　不良資産估值

　　而不良資産證券化過程中的産品設計成了市場關注的焦點。從投資人的角度而言，業內人士表示，不良資産證券化産品的優先檔收益率和銀行間市場的其他資産支援證券産品相差無幾，因此優先級投資人應該仍以銀行、保險機構為主。而其産品特性決定了其次級投資人的範圍將非常有限。

　　中債資信金融業務部副總經理呂明遠在日前舉行的中債資信不良資産證券化培訓班上也表示，不良資産證券産品次級檔風險很高，對投資人的專業化能力要求高。對投資人而言只有在對底層基礎資産有全面、清晰了解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去投資次級檔證券，因此比較理想的做法是在項目啟動初期就讓意向次級投資人深度參與基礎資産盡調。

　　“銀行在設計産品的過程中，就會和某些次級投資人進行定向溝通，目前來看，四大資産管理公司和一些省級的資産管理公司會是比較主要的次級投資人。”聯合資信結構融資部總經理田兵表示。

　　楊建文則指出：“雖然中國有過不良資産證券化的經驗，但是必須注意到此輪證券化與上一輪有著很大差別。不良資産證券化關係著實體經濟，上一輪不良資産證券化應對的是供求矛盾尖銳的問題，而這輪不良資産證券化還關係著經濟結構性改革的問題，而不僅僅只是簡單地解決需求和供給的總量問題。”

　　“如果不良資産證券化無法與經濟結構改革結合，那麼很可能只是解決了短期的問題，而長期的不良資産仍會源源不絕，那麼不良資産證券化在市場的接受度就會出現遞減效應，進而直接影響不良資産證券化的估值水準。”楊建文進而表示。

　　不良資産證券化産品估值是市場人士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業內人士表示，不良資産要打折出售，但是究竟要打多少折，才能符合交易各方利益，這有待銀行和仲介機構的共同參與，最終形成合理定價。“從銀行的角度而言，需要其風險部、計財部、資産保全部等多個部門參與。由於不良資産的特殊性，為了防止道德風險，監管部門未來也可能要求銀行內部審計部門的參與。”德勤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陶堅表示。

　　而經濟大環境也直接影響著不良資産的估值，一旦經濟長期處於低迷狀態，那麼不良資産證券化就越難順利，證券化的成本會更高，市場的接受度也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