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信集團董事長吳旭終於有望回到公司，因捲入華潤宋林案，吳旭已協助調查近半年時間。其間，協信為套現自救，出售了上海5棟寫字樓。

　　實際上，捲入反腐風暴的房企決不止協信一家。記者粗略統計，在廣東、湖北、重慶、四川、雲南等地，僅今年被公開曝光牽涉官員落馬案的房企老闆就超過10個。

　　反腐持續發酵，不僅令一些房企老闆出逃境外，一些高管也擔心受牽連而離開該行業。

　　“房地産現在成了高危行業，一有風吹草動，地産老闆們就會坐立不安。”深圳一位本土房企中層管理人士告訴記者，在反腐的高壓下，開發商對有些關係複雜的項目更為謹慎，不敢貿然開發。而有部分民營房企老闆已提前佈局，或將資産轉移，或讓家屬移民，以應對未來不可知的風險。

　　人事震蕩頻繁

　　作為官商利益互換的重災區，房地産領域已逐步演變成為“高危行業”。

　　一家曾在香港上市的某華南房企高管告訴記者，房地産反腐滲透到行業生産鏈的各個環節，這些環節中眾多小細節以及牽涉的人員隨時可能被揪出來審查。

　　上述高管認為，這是與以往反腐最大的不同，以前出事的大多是負責執行層面的員工，由於房企與官場有較為牢固的關係網，牽連到更高級別的管理者或者官員往往難以追究下去，而在一番公關週旋之後，更深層次的關係網則被隱藏起來。

　　目前，他已經離開了房地産行業，其中一個原因則是擔心過往曾參與的事務受到房地産反腐的牽連。

　　雅居樂集團董事局主席陳卓林在9月底疑因捲入雲南官場反腐被檢方監視居住，不久後該公司執行董事黃奉潮“失聯”，公司隨後承認該名高管應中紀委要求協助了解和調查公司雲南騰衝項目公司的情況，但無法與黃取得聯繫。

　　自4月17日華潤集團主席宋林因涉嫌受賄被調查不久後，公司公告稱其董事會副主席王宏琨因個人健康理由辭任。有消息稱，高管王宏琨並非主動離職，而是被帶走協助調查，同時，華潤集團其他子公司亦有人被帶走調查。

　　由此可見，房地産的高危“警戒線”所涉及的範圍逐步擴大。曾有房企人士向記者用“人人自危”來描述當下所面臨的困局。

　　今年6月，廣州市委書記萬慶良落馬後，因與建築工程項目有染，寶鷹股份董事長古少明被協助調查，而宜華地産董事長劉邵喜也失蹤了。

　　北京時間傳媒公司執行董事蔡照明公開表示，據他了解至少有十幾個房企大佬在這一波反腐中受牽連。

　　“基本上只要有官員落馬的地方，就會有地産商被牽出來。”深圳一家本土房企投資發展部人士告訴記者，“在反腐高壓態勢下，地産成了高危行業，令地産商坐立不安，隨時都有可能出事，導致有些地方小房企對依靠關係拿的地，不敢動工開發。”

　　今年10月份，深圳政法委書記蔣尊玉被帶走後，使深圳地産商膽戰心驚，圈內私交好的地産商連夜開會商議。而蔣尊玉被牽出，則因深圳龍崗一大型地産商在當地開發的高端別墅區被審計出涉及經濟問題。

　　此外，地産行業不僅受官場反腐的牽連，甚至隨時可能捲入同行的反腐風波中，這也為向來合作開發較為頻繁的地産商敲響警鐘。

　　據了解，早在2006年協信曾與華潤合作在重慶成立了一家名為協信遠潤的地産公司，當年年底協信遠潤以約4.21億元的價格先後拿下了重慶彩雲湖片區8宗約26.6萬平方米的土地，而宋林當時任協信遠潤的董事。當時協信的資金較為緊張，而華潤導入的資金則緩解了協信的資金壓力，但協信也因此付出不小的代價，向華潤支付的利息高達17%。

　　風險發酵

　　房地産在反腐風暴的席捲之下步入“高危行業”的行列，其中一個原因是房地産開發涉及的幾乎每個環節都隱藏著灰色空間，該行業在官商利益輸送最密集的灰色地帶獲得“滋養”。

　　有媒體報道，房地産腐敗的形式至少有近十種。其中土地出讓環節被視為腐敗滋生的高發區，此外還包括官員協助開發商提高房地産項目容積率、為房地産項目儘快通過規劃審批提供幫助。

　　此外，也有官員為開發商在工程施工許可上提供幫助，插手項目招投標、超標準建設和裝修辦公用房、在房地産開發領域以權謀私、興建樓堂館所以權謀地、違規經商辦企業、多佔住房等多種手段。

　　而昔日暴利的行業境況驟變，一些看似牢固的利益關係網也隨之斷裂。

　　佛山一名民營房企老闆曾私下向記者表示，中小房企要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獲得發展，不得不用更多的成本向房地産開發的多個環節“爭取機會”，這些涉及利益輸送的成本在企業經營較好的時候並不會構成太大負擔。

　　然而大部分中小房企目前經營情況都不樂觀，中小房企很難再大手筆花錢維護關係，以往通過利益輸送來維護的關係網亦因此斷開，在地産行業常見的“政商共同體”現象也變得脆弱。

　　“政商關係有時十分脆弱，一旦‘關係’出現問題，企業將難以維持。”廣東省國土部門一名知情官員分析，依靠政府資源、搭政策便車快速擴張的房企並不少見，這類房企也容易得到資金的青睞。然而，往往在“外表光鮮”、“後臺很硬”背後，卻隱藏著巨大的經營和資金危機。

　　創鴻集團董事長黃鴻明因涉嫌行賄揭陽市委原書記陳弘平去年11月被拘留後，導致創鴻集團陷入延遲交樓、大幅裁員、多名高管跳槽、多個項目轉手等“斷臂求生”的境地。今年又被曝出與萬慶良關係密切，更將創鴻推向生死邊緣。

　　行業驟變帶來的影響正在逐步發酵。

　　上述深圳一家本土房企投資發展部人士告訴記者，過去要想拿地開發多盈利，很多開發商不得不尋求與地方官員合作。該人士指出，因為廣東本土的民營房企，與官場關係緊密，一旦涉案，隨時都有可能出現項目爛尾的情況。

　　“因為民營房企老闆一旦出事，企業基本上就難以運轉下去。”深圳一位參與創鴻集團廣州某項目的房地産私募基金人士告訴記者，創鴻出事時擔心兌付出現問題，所幸合作的項目在廣州，地段好且有接手方願意接盤，因此基金項目在今年得以及時退出。

　　今年上半年湖北省發生官場地震，宜昌多名本土開發商被帶走協助調查，小房企老闆紛紛逃到境外避風。而各大銀行為了不捲入官員案子，甚至不敢向當地房企放貸款，導致當地房地産行業資金鏈雪上加霜。

　　“現在房企老闆一般都會給自己留條後路，要麼早就跑路逃到國外去，要麼提前轉移個人和公司資産到境外，或通過國際化多元化發展，把資金挪出去，若哪天真出事了，再花錢贖身提前出獄。”湖南某地市級一家房企老闆對記者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