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光榮，第二屆國醫大師，北京中醫藥大學教授，全國中醫藥文化建設與科普專家委員會委員，中醫藥現代遠端教育創始人之一，中華中醫藥學會常務理事，世中聯(北京)遠端教育科技發展中心主席，中華中醫藥學會文化分會副主任委員，全國中醫健康指導首席專家，國家科技獎勵評審專家，政協湖南省第七屆、第八屆委員會常委。

　　隨著社會對中醫藥服務需求的日益增長，對中醫藥服務能力提升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當前及今後一個時期，圍繞服務能力的提升，中醫藥行業面臨著必須思考、必須回答、必須實施的問題：如何克服“西化”的傾向而保持中醫藥的特色優勢？這是關乎中醫藥生存空間的關鍵問題。筆者認為：繼承同創新一樣，是提升中醫藥服務能力的根本方略。

　　繼承，是基礎，是源泉。絕不可一提“繼承”，就認為是“古老舊”，就是“懷古復舊”。同時，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到，中醫藥的生命力在於臨床療效，所有繼承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為了提高中醫臨床療效。

　　中醫藥學的繼承，是一個系統工程。廣義而言，中醫藥學的繼承涵蓋了中醫藥的醫療、保健、科研、教育、文化、産業、國際交流合作等各個領域；狹義而言，包括師承教育、文獻整理研究、文化科學普及等。需要制定和明確繼承條件、繼承途徑、繼承機制、繼承辦法、繼承歸宿。近30年來，為了讓中醫回歸中醫，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已經在中醫藥學的繼承方面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

　　但是，如何更全面、真實地承續中醫藥學的思維方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建議在當前及今後一個時期，圍繞中醫藥學“理法方藥”的學術體系，明確繼承目標，健全繼承機制，共同努力做好四個“重點繼承”，達到四個“有效提升”：

　　第一，重點繼承中醫健康服務之“理”，有效提升中醫認知能力。

　　習近平總書記説：“不忘本來才能開闢未來，善於繼承才能更好創新。”中醫藥學發展史告訴我們，正是在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發展進程中，直面人類預防保健和治療疾病的現實需要，不斷繼承、勇於創新，才逐步形成了特色鮮明、前景輝煌的中醫藥學。今天，在醫藥學面對更嚴峻挑戰之時，人們把關注的目光投向了中醫藥學。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需要我們更加理性地深思中醫藥學産生的本源，走特色發展之路、科學發展之路、創新發展之路、可持續發展之路。

　　中華傳統哲學思想，包括三才、變易、中和、意象等等，在中國的社會學、政治學、天文學、地理學乃至兵學、農學、醫藥學、建築學、星相學、堪輿學之中，都是一以貫之的，這是中華文化的靈魂。然而，在現今中國，“西化”是不爭的現實。如果不徹底改變現今自覺或不自覺地在教育、科研、臨床中仿傚西醫的狀況，也將會像古建築學那樣，只存建築物而失去了建築思想、設計、技術、工藝、參數，中國人將來就只好看著自己民族瑰寶丟失，中醫藥的神奇療效將成為傳説。因此，中醫藥學的繼承，首先就必須正本清源，重點繼承中醫健康服務之“理”。

　　重點繼承中醫健康服務之“理”的關鍵，在於對歷代中醫藥文獻進行系統梳理、闡釋，也就必然需要開展對中醫藥文獻的目錄、版本、校勘、訓詁、釋譯等專項研究。這不是可以採取人海戰術就可以達成的，必須確立《中醫通典》、《中藥通考》、《中醫通史》等大型中醫藥文獻研究項目，集中全國中醫藥文獻研究的優勢力量，進行系統、艱苦的探索，力爭在五年至十年內精準回答關於中醫基本理論的核心問題，如：中醫基於何種理論、如何認識與掌握天人合一、形神合一思想？中醫基於何種理論和學説辨識健康與疾病？中醫基於何種理論和學説提出和實施“治未病”？中醫根據何種理論、實踐建立臟腑學説、經絡學説等？中醫基於何種理論、實踐認知中藥的氣味、性能、功效與歸經？中醫基於何種理論、實踐創造了藥物療法和非藥物療法？等等。如果不能重點繼承中醫健康服務之“理”，中醫臨床將始終是依賴西醫診斷，給予中醫配方，中醫藥特色優勢也就隨之淡化、消失。唯有重點繼承中醫健康服務之“理”，才能有效提升中醫的認知能力。

　　第二，重點繼承中醫健康服務之“法”，有效提升中醫診療能力。

　　中醫健康服務之“法”，包括診斷之法、治療之法、養生防病之法。

　　中醫診斷之法，主要是司外揣內、審症求因。從司外揣內而言，主要是望聞問切之法。望法，又分為望氣、望神、望形、望色、望舌、望體之法；聞法，又分為聞聲息、聞氣味之法；問法，又分為直接詢問、間接詢問、啟發詢問、追因詢問之法；切診，又分為脈診、按診之法。從審症求因而言，有臟腑辨證、經絡辨證、衛氣營血辨證、氣血津精辨證、運氣辨證之法。採用四診合參，運用各種辨證綱領，通過辨證，以求證候診斷精準。

　　中醫治療之法，主要是外治、內治、正治、反治之基本方法。無論外治、內治、正治、反治，都必須首先明確治則治法。治則治法源於中醫基本理論，是中醫臨床治療的綱領和準繩。

　　中醫治則，就是中醫治療病證的基本原則，如“燮理陰陽”、“調和致中”、“扶正祛邪”、“補偏救弊”、“治病求本”、“急則治標，緩則治本”、“標本同治”、“因人因時因地制宜”等，治則統領治法。

　　中醫治法，在外治、內治、正治、反治的基本方法之下，一般分為 “汗、吐、下、和、溫、清、消、補”八類方法；每一類方法又包括若干具體治法，如“補法”，可以根據補益的目標分為單純的補陰、補陽、補氣、補血；也可以分為綜合的補腎健脾、補中益氣、填精固髓等。其中，補、益、養、填、固等，用詞雖有別，卻都是補益之法。

　　中醫養生防病之法，是在中醫基本理論指導下，基於“治未病”學術思想而形成的中醫健康服務之法。主要是食養、藥養、術養(包括養生氣功等非藥物、非食物養生)三大類。無論食養、藥養、術養，都必須按照“合則安”的養生總則，根據個人的民族、體質、習慣、居所氣候等選擇應用。

　　上述中醫診斷之法、治療之法、養生防病之法，是歷代中醫理論與實踐的總結，必須通過精研經典和臨床跟師才能得以傳承。因此，需要對歷代中醫辨證論治體系和養生治未病體系進行全面、系統的整理研究，對健在的名老中醫，從醫德醫風、思辨特點、組方用藥和文化素養四個方面，進行搶救性的繼承。只有重點繼承中醫健康服務之“法”，才能有效提升中醫診療能力。

　　第三，重點繼承中醫健康服務之“方”，有效提升中醫組方能力。

　　中醫治病有藥物療法和非藥物療法。藥物療法，並不是“某藥治療某病”，而是要針對病證、根據治則治法、大多將藥物按照“君臣佐使”的格局嚴格配伍，組成“方子”用於臨床，稱為“醫方”，俗稱“湯頭”。張仲景在《傷寒雜病論》中創造的“方子”是歷代中醫奉為經典的“經方”，嗣後歷代中醫名家創建了眾多經驗方，稱為“時方”。唐·孫思邈編著《千金要方》、《千金翼方》，集唐代之前醫方之大成，以後歷代都有各種方書問世。清·康熙三年(西元1664年)，汪昂編著《醫方集解》、《湯頭歌訣》，1956年北京中醫學院(北京中醫藥大學前身)將《醫方集解》、《湯頭歌訣》合二為一，定名為《方劑學》(王綿之主編)，從此“方子”又通稱為“方劑”。2005年，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中醫方劑大詞典》(彭懷仁主編)，對我國上自秦、漢，下迄1986年的所有“有方名”的方劑進行了一次系統的精選、整理，匯集了古今“有方名”的醫方(約10萬方)。主要特點有三：一是參考古今各種中醫藥文獻，對每一首方劑的方源進行認真的考證，註明其原始出處；二是對所有方劑分散在各種文獻中的不同主治、方論、驗案以及現代實驗研究資料分別列項進行整理篩選，匯集于各方之下，為全面了解方劑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三是按照辭書形式編纂，既有目錄，又有索引，解決檢索方名的難題。

　　由於中醫組方，既要遵循治則治法，又要把握藥物之間的相須、相使、相畏、相殺，更要注重君臣佐使的結構，因而中醫組方有嚴謹的法度、規矩，並非將殺細菌、滅病毒、補氣血、清熱瀉火等的性能、功效相同、相近的藥物湊合在一塊就能成為醫方。因此，必須重點繼承中醫健康服務之“方”，首先是繼承“經方”，其次是繼承“經驗方”(包括名老中醫經驗方、民間經驗方、少數民族醫經驗方)。有必要組織力量，開展三個方面的工作：一是對執業中醫師進行全面、系統的“經方”培訓；二是通過師承教育，繼承名老中醫等的獨家秘方；三是大規模整理自1949年10月1日至今的全國名老中醫經驗方、民間經驗方、少數民族醫經驗方，可整合為《千金妙方》，以填補《中醫方劑大詞典》留下的空白，並承續《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為今後的繼承留下底本。只有重點繼承中醫健康服務之“方”，才能有效提升中醫組方能力。

　　第四，重點繼承中醫健康服務之“藥”，有效提升中醫用藥效力。

　　中藥，是中醫的工具，是中醫治病的利器。中醫用藥的最大特點是“四個講究”：一是講究藥取天然，基本不使用化學合成的藥物，即使是“丹”，也是從植物、礦物等自然物質中提取的；二是講究要用道地藥材，注重藥材原有的四氣五味、升降浮沉，一般不主張使用移植、替代品；三是講究遵古炮製，無論是飲片還是膏、丹、丸、散、酒，其炮製方法經過千百年的探索、研究、積澱、傳承，已經成為確保藥物安全、有效的不二法門，其炮製方法不是現代制藥方法可以取代的；四是講究“用藥如用兵”，注重配伍、劑型、劑量和給藥途徑，要求極為精準。

　　但是，近數十年來，中藥材産出的土地使用過大量的化肥、農藥而被“毒化”；藥材種子由於移植、加工而有所變異；由於追求藥材産量大幅度提升而過度使用催肥、催熟的激素類製劑；採集的時間也不依古制；炮製也不遵古法。於是，中藥材的品質必然降低或産生性能變異，用這種藥材組成的方劑就難以達到預期的療效，用這種藥材研製的藥品也就有很多毒副作用説不清、道不明。因此，有必要，對中藥材的種植、採集、加工、交易進行大規模的檢查、清理、整頓，強調繼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這項工作是“多龍治水”不能解決的，必須成立跨部委的領導小組，制定相關規範、標準，進行督查和改進。只有重點繼承中醫健康服務之“藥”，才能有效提升中醫用藥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