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從多方獲悉，國家發改委已向各省物價部門下發徵求意見稿，討論全面放開藥品價格。有消息指出，血液製品、國家統一採購的預防免疫藥品和避孕藥具、一類精神和麻醉藥品，以及專利藥等四項藥品或成為中國藥品價格改革的排頭兵。

　　近日，記者採訪業內人士共同探討：藥價一旦市場化，老百姓所面對的是藥品價格高漲局面嗎?市場化有助於破解當前廉價藥難尋的局面?配套措施是否齊備?

　　四項藥品或率先放開管制

　　目前藥品的價格分為三種：政府定價、政府指導價和市場調節價。藥品的定價權由國家價格管理部門和省級價格管理部門分別行使，並各自製定定價目錄。企業需要申報並得到價格管理部門的批准，藥品的價格跟市場供求沒有直接的關係。

　　但這一現狀逐步被改變。據了解，日前在全國物價局局長會議上，國家發改委向各省物價部門下發徵求意見稿。意見稿指出，今年年底前，將最先放開血液製品、國家統一採購的預防免疫藥品和避孕藥具、一類精神和麻醉藥品，以及專利藥等四項藥品價格。

　　意見稿提出，一類精神和麻醉藥品是實行嚴格的生産流通管理，定點生産，使用環節幾乎不存在濫用情況，市場價格穩定，市場銷量小，全國統一採購的預防免疫藥品和避孕藥具，主要是實行統一採購並免費提供給特定的人群使用，“其價格可由財政與有關企業通過協商或招標的辦法確定”，對於專利藥，意見稿指出：“專利藥屬於創新藥，上市時間短，市場銷量小，放開價格有利於提高研發創新的積極性。”醫保目錄內品種的價格調整擬改由醫保部門會同有關部門制定醫保支付標準，實際購銷價格由市場競爭形成。具體工作方案本月報國務院審批，2015年1月起實施。

　　11月21日，深圳市醫藥行業協會會長徐衛接受本報記者採訪，再次確認行業內有此説法，醫藥行業人士都在熱議此事。徐衛是深圳市賽百諾基因技術有限公司的總裁，該公司生産了世界上第一個獲准上市的基因治療藥物，徐衛對專利藥的價格新政更為關注和期待。

　　老百姓面臨高價藥市場?

　　2009年，發改委等九部委發佈了《關於建立國家基本藥物制度的實施意見》，旨在向藥品市場上部分價格虛高的藥品“開刀”。

　　一旦市場化，藥價會出現普漲嗎?徐衛説，藥品市場或出現暫時的混亂。因為長期價格管制，一放開有些藥企無法短時間內把控好漲幅，可能會漲藥價。但這種混亂是暫時的，當市場擁有話語權，最後藥企會分析品種特點，並結合市場制定出適合的行銷策略和價格，市場逐漸趨於穩定。

　　11月20日，深圳康泰生物製品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苗向告訴記者，血液製品和免疫産品目前的市場競爭比較充分，價格趨於穩定。前幾年血液製品處於供不應求狀態，但經過幾年的市場磨合，目前這些藥品的市場需求量和供應量處於穩定。“如果這四項藥品價格開放管制，或許只是小範圍的價格波動，但應該不會出現價格大範圍飆升的局面。”苗向説。

　　有業內人士指出：“低價藥品大多是生産企業眾多、競爭比較激烈的藥品，放開最高零售限價，市場實際交易價格不會出現普漲現象。”專利藥價格可能會出現一定調高，但鋻於目前外企在國內競爭激烈，除非領域獨佔品種，跨國藥企也會採取試探性分階段的策略，不會猛漲丟失市場。

　　會否出現藥企聯盟推高藥品價格現象?徐衛認為，在藥品行業，很難形成價格聯盟，如果出現這種狀況，政府可能就會通過一些行政手段進行處罰。廣東省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副主任廖新波在部落格中指出：“我們有壟斷法，還可以用壟斷法來制約價格聯盟。”

　　放開或破“廉價藥去哪兒”局面

　　發改委一再採取行政手段降低藥品價格，從1997年至2014年連續30余次降低藥品價格。在實際的藥品市場上，不少基本藥物卻在成本利潤的博弈中從藥店消失，“廉價藥去哪兒”成為很多市民的疑問。業內人士指出，這種現象恰恰源於目前的藥價管制。

　　藥價管制導致很多藥品成本倒挂。苗向以B型肝炎疫苗為例向記者講解制藥的困境，“一人份的B型肝炎疫苗政府定價是9.3元，折合每支價格為3.1元，比一瓶好一點的礦泉水還便宜，但B型肝炎疫苗所有的生産和運送都有很高要求，成本十分高昂，這是很典型的成本倒挂，只能依靠市場佔有率來獲得微利，而那些佔有率低的企業就活不下去了。”苗向説。最近幾年，國食藥監總局出臺國藥新版GMP認證等制藥標準，對藥品要求越來越高，這意味著成本越來越高，但國家藥品價格體系仍舊僵化，藥品的最高零售價在不斷降低，一些藥品的利潤空間很小。這導致藥企不肯生産，市民也就難尋廉價藥。

　　廖新波指出，如果價格放開了，廠家根據産品的原材料成本、人工成本、流動成本等等計算，定出市場價格，這個價格就能保證原先那些廉價藥品的生産與流通，從而送達到醫院，最後送至病人手中。

　　市場化仍需配套措施改革

　　業內人士注意到，目前與藥價市場化相對應的配套措施並不完善，藥品招投標制度就是其中一項。

　　“(目前)藥品招標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招標，因為有政策規定最高限價，而且藥品要參加招標，藥價必須下降20%，這都是一些行政的干預。”廖新波説。目前，我國的藥品招投標仍以價格為主要標桿之一，各省標準不同，這讓不少藥企煞費苦心。徐衛説，他們公司的藥品是全國獨家的抗癌藥品，但也得參加國家藥品招投標，為此公司還得成立專門隊伍應付招投標。徐衛認為，既然要放開藥品價格管制，那藥品招投標制度也應相應進行改革。“不能一邊放開，另一邊又管制。”

　　苗向提出，藥品招投標制度的存在又給有關部門和單位提供了尋租空間。

　　“如果是真正的市場招標，比如香港政府的招標，它是為所有的政府醫院提供藥品，它不是以價格取勝，而是招這個地區需要的藥，而且這些需要的藥是在眾多的品種裏面挑最合適的，即療效與價格的最佳性價比，而不是挑最便宜的。”廖新波認為香港經驗可供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