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國企改革：除了萬億誘惑，還有沉重包袱

　　“國企改革”成地方兩會熱詞，凸顯代表委員對提振地方經濟急迫願望

　　截至2月1日，除廣東、吉林、海南外，全國已有28個省份召開了地方兩會。在各地兩會上，國企改革這一熱點話題再次被頻繁提及。

　　有媒體統計，目前出臺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幾乎都涉及了國企改革的內容，還有部分省份將此列為2015年工作重點。但仍是表決心居多，實際推進力度並不大。

　　國企改革“挽救”地方GDP？

　　記者梳理各省份的政府工作報告發現，2014年各地經濟增長“成績單”顯示，除西藏持平(12%)外，27個省份GDP實際增速未達到預期目標。對於2015年GDP增長目標，上海首次未設定具體增長目標，除西藏持平外，其餘26個省份下調預期目標。記者採訪時，有專家表示：由於各省發展水準不同，其實對於GDP是否科學增長這一概念也不盡相同，政府所謂“科學增長”也應區別對待，很多省份離開較高速增長還是會産生一些發展問題。

　　但由於10多年來形成的投資性增長，其中主要體現為土地財政增長要想一下子轉型並非易事，於是國企改革由於其巨大的資本屬性被寄予轉型厚望。而新一輪國企改革浪潮正在全國各地加速推進，迄今已先後有20多個省市出臺了國企改革方案。分析人士認為，這場超過萬億元資金的資産改革盛宴，正接棒土地財政成為地方經濟新的原動力。

　　江西省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今年將重點抓好江銅、新鋼、省鹽業集團等改革試點，加快江鎢、江中等戰略重組，推進省招標集團、中江國際混合所有制改革，完成省能源集團、建材集團公司制改革。

　　甘肅省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紮實推進酒鋼等5戶企業改革試點，有序推進“一企一策”改革，進一步完善現代企業制度。鼓勵民營資本參與國企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

　　湖南省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將推進國有資本運營平臺組建、企業重組整合、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企業辦社會職能分離等試點工作。

　　上海市政府工作報告指出，2015年上海將繼續深化國資國企改革，加快開放性市場化重組，穩步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

　　重慶市人民政府市長黃奇帆表示，推動市屬國有集團層面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快國有企業股權多元化步伐。堅持以管資本為主，以整合資源為重點，加強國有資産分類監管。推進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和投資公司試點。

　　北京市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提高國有資本證券化率，調整優化國有經濟佈局，把國有資本更多集中到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建設、生態環境保護以及戰略性新興産業等領域。擴大公共領域市場化試點，鼓勵社會資本進入軌道交通、鎮域供熱、水環境治理等領域。

　　浙江省政府報告指出，今年要積極推進國資國企改革，以港口、交通等投資運營平臺建設為突破口，推進國有企業、國有資産整合重組。鼓勵支援民營企業加快股份制改革、參與國有企業改革，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

　　國企難甩沉重包袱

　　國企改革在2014年地方兩會就被列為重中之重。一年過去，除少數省份有推進動作，大部分地方政府仍處於政策制定階段。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國企包袱沉重。

　　“國有企業改革首先要解決國有企業沉重的‘包袱’問題。包袱這麼重，怎麼吸引民營企業進入？”北京市政協委員、京能集團黨委常委、副董事長付合年在北京兩會上直言不諱地指出。付合年表示，目前，京煤集團在機關人員精簡及獎勵機制等方面做出了改革，但是老國企負擔重仍然是最棘手的問題。

　　開灤集團公司總經理、副董事長、黨委副書記裴華在河北兩會上提出企業辦社會負擔沉重。

　　開灤集團是一個有著137年開採歷史的國有大型煤炭企業。裴華説，國有企業辦社會是一個歷史遺留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是一項非常複雜、艱巨的系統工程，年補貼在10億元左右。儘管近年來國家、省市都出臺了分離企業辦社會職能的相關政策，但還沒有制定具體的操作性意見，總體工作進展不快。

　　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副會長周放生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了問題所在：“關鍵原因是地方政府不願意接這個燙手山芋。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本質是割掉計劃經濟的尾巴。企業想割，地方政府官員不想接。一怕多事、二怕負擔、三怕挨罵、四怕擔責。能不管就不管，能拖就拖。”

　　周放生認為，解決歷史遺留問題，需要與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聯繫在一起，“由國家統一部署，下決心力推”。

　　裴華在河北兩會上建議：加快推進破産社區移交，生活小區分類分步分系統移交，其他社會職能整體移交。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並建立以政府為主導、企業為主體、地企互動的協調機制，制定目標任務和具體措施，明確責任主體和解決期限，高效推進落實。

　　據最新消息，相關專業人士稱“此次國企改革配套方案中，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方案可能最先出臺。”

　　國企“世襲制”情況普遍

　　企業陳舊的人事管理制度也是國企機制活力差的原因之一。一方面，大到中央企業，小到地方國企，“家族化”“世襲化”現象相當普遍。另一方面，國企招聘暗箱操作屢見不鮮，有些崗位甚至明碼標價。

　　江西省政協委員許秀柏介紹説，在江西省一些壟斷型國有企業，“打江山，坐江山，傳兒孫”的想法幾乎根深蒂固，並潛移默化地印在了一些從計劃經濟走過來的職工頭腦中。他們對企業有著強烈的依附要求。“正因為此，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在國企中是大有人在，再加上聯親聯姻，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家屬企業。”

　　許秀柏還指出，由於國企招人公示不公開，招人程式不透明，導致暗箱操作現象屢有發生，有些手握人事大權的國企領導甚至對外明碼標價。“據我們調查，國企進人的價格從2萬元到10萬元不等。由於暴利所在，在國企招聘中還出現了黃牛黨，專門為應聘人員牽線搭橋，從中收取仲介費。”

　　更讓人堪憂的是，有的國企一線員工拿著高薪，卻不幹活。許秀柏舉例道：“現在很多電力部門的安裝工、電信部門的接線工，都是請農民工代幹，國企一線職工變成了‘二老闆’。長此以往，國企子弟就會變成八旗子弟。”

　　許秀柏建議各國企招人必須“逢進必考”，由於自身原因無法組織招聘的，可委託所在地的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進行統一招聘。

　　許秀柏認為，國企所有招聘程式都要公開，所有規定要在國家、省、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的網站上公佈，接受全社會的監督，避免“蘿蔔招聘”。“更為關鍵的是，國企招聘一定要公示。通過層層公示，做到陽光招聘、陽光考試、陽光錄取。”

　　國企負責人薪酬改革

　　建立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健全國有企業負責人激勵約束機制被當做國企改革的重中之重被頻繁提及，出現在江西、河北、貴州、北京、寧夏等省份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此外，安徽明確提出著力完善國有企業監管制度，健全國有企業負責人激勵約束機制。河北省要求嚴格規範國有企業管理人員薪酬待遇制度，擴大市場化選聘比例。

　　長期以來，國有企業管理人員的薪酬體系備受詬病。不少負責人既是高管領取高薪，又是高官擁有行政級別。薪酬改革的推動，約束與激勵相結合，將從長遠推動國企改革的全局。

　　在湖北兩會上，湖北省人大代表、湖北三寧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李萬清説，國企負責人薪酬改革是國企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將會大大提高企業管理效率。未來還需要國企加強體制機制方面的創新和激勵機制的改革。

　　湖北省政協委員、民盟湖北省委副主委鐘國偉説，國企負責人薪酬改革，既要改善不合理的薪酬結構，又要完善薪酬監管體制。對一些壟斷性行業企業的負責人，如果其薪酬與貢獻脫節，就應當降低。而對於競爭性領域的企業高管，特別是一手把企業做大做強的，就應當充分發揮薪酬激勵機制，適當給予高薪。

　　北京市政協委員、首旅集團副董事長丁同欣認為，國企改革要先建立市場化機制。“國企改革有很多種方式，不一定僅僅是混合所有制，最重要的是要引入市場化機制。”丁同欣説，“國企改革不是説把民營企業引進來國企就活了，應該重視體制機制方面的改革。”

　　上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完善國有企業法人治理結構，探索建立職業經理人制度，實現任期契約管理全覆蓋，統籌推進企業領導人員薪酬制度改革。

　　隨後，1月27日，上海市十四屆人大三次會議舉行的“深化國資改革，促進企業發展”為專題審議會上又傳出上海國資國企改革的新動作：對國有企業全覆蓋實行任期制契約化管理，建立長效的激勵約束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