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自貿區掛牌滿一週年之際，我國法律法規再次為上海自貿區改革“讓路”。自去年9月29日正式掛牌以來，上海自貿區一直在深入探索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昨日，國務院正式發文在自貿區內暫時調整實施與2014年版負面清單開放領域相關的27條準入特別管理措施，為新版負面清單的落地掃清了法律障礙，這也是一年來力度最大的一次改革。回顧過去一年，上海自貿區有突破也有質疑，但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試驗田和國際競爭的新資本，上海自貿區所走的每一步必然影響著未來中國的發展。

　　破除法律障礙

　　國務院昨日發佈的《關於在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內暫時調整實施有關行政法規和經國務院批准的部門規章規定的準入特別管理措施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提出，在試驗區內暫時調整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海運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認證認可條例》、《鹽業管理條例》以及《外商投資産業指導目錄》、《汽車産業發展政策》、《外商投資民用航空業規定》規定的有關資質要求、股比限制、經營範圍等準入特別管理措施。

　　在《決定》涉及的27條措施中，包括允許外商以獨資形式從事鹽的批發，服務範圍限于試驗區內；允許外商以獨資形式從事地方鐵路及其橋梁、隧道、輪渡和站場設施的建設、經營；允許外商以合資、合作形式（中方控股）從事中國傳統工藝的綠茶加工；取消對外商投資郵購和一般商品網上銷售的限制等。

　　這是繼去年8月底國務院發文在自貿區暫停實施4部法律法規之後，國務院再次為自貿區改革調整有關法律。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部副主任白明表示，“負面清單”只是個指導性的政策，而《決定》保證負面清單可落地，有更強的操作性，也是“正、負面清單”中間地帶的一個嫁接。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管理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崔長林表示，當前我國改革進入新時期，需要改革的不僅僅是經濟體制，還包括社會管理體制和法律體制的改革。

　　改革力度與預期尚有差距

　　近日，在上海市政府新聞發佈會上，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長艾寶俊宣佈，經過一年的改革實踐，上海自貿區推進四大制度創新，取得了重要的階段性成果—— 以負面清單為核心的投資管理制度已經建立，以貿易便利化為重點的貿易監管制度平穩運作，以資本項目可兌換和金融服務業開放為目標的金融創新制度基本確立，以政府職能轉變為導向的事中事後監管制度基本形成。目前共有283個項目正式落地，新設企業12266家。

　　但是，這些成績和各界對上海自貿區的高期望之間尚有一定差距。在崔長林看來，一年以來，自貿區的許多政策仍停留在“意識決定物質”的階段，與市場的真正需求還有一定距離。

　　上海財經大學現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丁劍平也表示，自貿區雖然推出了很多金融改革政策，但大多數都是技術上的突破，比如人民幣跨境結算業務帶來的是操作上的便利，但在一些核心領域，改革仍然沒有大的進展。“比如，資本項目開放、利率市場化、匯率的靈活性等，這些才是對金融市場影響最大的政策，但在這些領域過去的一年是缺乏突破的。”

　　對此，白明表示，目前各界對上海自貿區的期望值都不一樣，自貿區畢竟處於成長和摸索階段，在這一年裏它在風險可控的情況下進行開放，整個過程是比較穩健的。

　　自貿區旨在削權

　　據統計，2013年上海自貿區總體方案共明確了23項服務業擴大開放措施。上海自貿區管委會副主任朱民介紹，上海自貿區著力深化貿易監管制度創新，提高貿易便利化水準。而在百姓眼中，到自貿區購買進口商品、到自貿區找份工作是自貿區一年來帶給他們最大的福祉，也間接展現出了一個十分鮮活且接地氣的自貿區。

　　在崔長林看來，上海自貿區是我國改革開放的試驗田和參與國際競爭的新資本，具有對內和對外的雙重作用，對內，是以開放倒逼改革，以上海自貿區為起點，引領新一輪改革；對外，則是在金融、稅收、行政審批等方面與國際接軌，並對抗以美國為首的TPP對中國的包圍之勢。

　　“自貿區不再是過去的特區、開發區，中國對外開放發展到今天需要的不是政策紅利，而是進一步的改革和創新。”白明表示，上海自貿區發揮的是“先行先試”的作用，未來肯定要在更大範圍內推廣，正因如此，自貿區的定位和改革方向變得更加重要。

　　“未來，上海自貿區發展的重點在於怎樣圍繞市場來搞經濟，要去政府化。”崔長林表示，每個政府部門都不想放權，每個官員都想“我説了算”，這是自貿區改革過程中必須克服的問題，告別過去管制過多、計劃過多的現象，真正回歸市場經濟的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