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中國霧霾的重災區，同時也是大氣污染防治的重點區。

　　“藍天白雲”何時才能不成為“奢侈品”風突擊停産？

　　還能有更靠譜的法兒嗎？生活在這個地區的1億多人都在問。

　　今年以來，京津冀空氣品質有所改觀。好轉的背後是協同聯動的大氣治理工作的全面深入。伴隨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的深入，人們有了越來越清醒的共識：治理大氣不能只靠戰役式突擊。同時，一場大氣污染防治的精細化戰爭已經打響。

　　“一個百分點一個百分點地找”：大氣污染因素該怎麼排除

　　“今天天真藍”，“今天霧霾又重了”……生活在這片20萬多平方公里上的中國人似乎已經習慣以這些話彼此寒暄，也理解了學生時代英語課文中，半個世紀前的英國人為什麼那麼喜歡談論天氣。

　　48歲的周潮洪是天津市水利科學研究院總工程師，她説，20多年前對北方冬天的喜愛現在已經蕩然無存。“1992年我從南方剛到天津的時候，感覺這裡的冬天天天都是大晴天，出來騎自行車雖然有點冷但是心情很舒暢。但現在霧霾天實在是太多，在馬路上騎自行車，總感覺嗓子很緊。”

　　周潮洪的許多同事本來也像她一樣喜歡騎車上班，但都因為霧霾天改成開車，“他們自己也知道這樣加重了污染，惡性迴圈，但是沒有辦法啊”。

　　“病去如抽絲”，治霾更是如此。

　　2015年1至4月，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地級以上城市PM2.5平均濃度同比下降20%，這是日前召開的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污染防治協作機制第四次會議透露出的數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在會上説：“‘大氣十條’出臺以來，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污染防治協作機制有效運作，重點治理任務有所突破，大氣污染防治工作責任落實體系基本形成，環境監管執法手段更加有力……”他給出的總體評價是“工作成效正在逐步顯現。”

　　“為了治理大氣污染，我們必須一個百分點一個百分點地尋找污染源並對其控制。”天津市人民政府參事、原天津市環保局總工程師包景嶺説，“治理大氣污染，方方面面都應該考慮到，就應該鬍子眉毛一把抓。”

　　梳理下歷次同樣主題會議的要點，可以看出治霾的路線圖：

　　2013年9月，會議安排部署了重污染城市治理、壓減煤炭、機動車污染減排、高污染行業及重點企業治理、採暖期污染管控等多項工作；

　　2014年5月，在上述工作基礎上新提出抓好秸稈綜合利用和秋冬季禁燒；

　　2014年10月，提出嚴控揚塵污染；

　　2015年5月，提出全力推進燃煤控制、加強重點行業綜合治理、強化機動車船污染控制加強面源污染控制等最新措施和安排。

　　從最初的控制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發展為對揚塵、揮發性有機物、秸稈焚燒進行綜合治理的控煤、控車、控塵、控污、控新建項目、控農等“六控”體系。京津冀三地都在行動。

　　2014年，北京、天津、石家莊分別完成了顆粒物源解析工作，確定了機動車、揚塵和燃煤分別是三地本地PM2.5的首要來源，並據此進行“精確打擊”。

　　北京2014年淘汰老舊車47.6萬輛，實現減排揮發性有機物1.6萬噸，減少燃煤量280萬噸；天津繪製了涉氣污染源資訊分佈圖，並自2015年5月1日起，將煙塵排污費徵收標準上調10倍，同時按照每公斤1.5元的標準開徵施工揚塵排污費；河北2014年共壓減煉鐵産能1500多萬噸，煉鋼1500多萬噸。

　　各類污染物對大氣污染的百分比“貢獻圖”經過長期的數據收集和研究已經初步清楚。但削減掉每個百分點，都需要付出卓絕的努力。

　　據北京市環境監察總隊副總隊長趙志威介紹，以北京為例，隨著産業結構調整的升級，高污染、高耗能的企業迅速減少，呈“小、散、低”特點的生活源污染，也就是面源污染逐漸增多。因而在北京、天津及河北省一些城市，針對大氣凈化的生活污染源治理也在逐漸展開。

　　立法、市場、科技：精細化治理的三大利器

　　北方的風，剛硬頑固，攜沙帶塵，可也去霾除霧，帶來朗朗乾坤。

　　2014年10月，當一場嚴重的霧霾襲擊北京之時，網路上瘋傳的一句話讓生活在京津冀的人民一陣苦笑：“別著急，風已經到張家口了，藍天就要來了”。

　　重大活動，突擊關停，“APEC藍”以及“XX藍”等新網詞，欣喜中透著無奈。

　　北京市副市長、北京市環委會主任張工表示坦言：“環境治理，尤其是空氣品質改善，是‘天不藏姦’，需要一點一滴的付出，要把一絲一縷的污染當作深惡痛絕的惡敵。”

　　等風來、靠突擊，誠然可以積累一些試驗性數據，有助於研究污染的成因。但長期來看，真解決問題必須有過硬的武器。京津冀三地近年來的大氣污染防治實踐表明，留住藍天白雲，還是要全面依靠法律、市場和科技的力量。

　　——靠立法

　　除了國家層面出臺“大氣十條”、新《環保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外，京津冀地區近年來針對大氣污染也紛紛出臺了相關地方條例，不斷細化的法律約束，保證了各地能夠對污染大氣的行為進行精確打擊。

　　天津不僅出臺《天津市大氣污染防治條例》，也同時出臺“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規範”作為配套文件，使得每種情形應該如何處罰、罰款多少元有了明確依據。比如，鍋爐超標排放，最高罰款可達100萬元。

　　——靠市場

　　防治污染要日趨精細化，市場的作用就必須凸顯。

　　溫室氣體雖然不是污染物，卻可能誘發污染。2013年至2014年，全國七大碳排放權交易試點相繼啟動交易，北京、天津是其中兩大試點，可以在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的前提下，讓企業間交易碳排放指標，降低整個社會的減排成本。

　　此外，京津冀也不斷通過調整污染物排放價格引導企業走向環保。自2014年7月起，天津對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化學需氧量、氨氮等四項主要污染物的排污費徵收標準大幅提升，並實施階梯式差別收費，排放越少，繳費越少，提升了企業減排的自覺性。

　　——靠科技

　　新興科技手段在京津冀大氣污染防治的精細化戰爭中不斷運用。

　　2015年3月中旬，環境保護部利用無人機對河北省邯鄲市開展執法檢查。採用航拍及夜間紅外技術空中巡查，發現大氣污染治理設施不正常運作、夜間治污設施停運、煙氣排放超標、在建建設項目等問題線索，並由當地環保部門進行處罰。

　　環保部環境監察局局長鄒首民介紹説，環境保護部將在今後的工作中，繼續運用好無人機這一“秘密武器”，不定期對重點區域開展空中巡查，實現無人機執法檢查常態化，嚴厲打擊違法排污企業。

　　其實，還有一個利器：所有生活在這裡的人們對環境共同呵護。

　　 同圖已構、同步尚難：京津冀描繪“藍圖”還需進一步協同

　　雲霧攢動、光影陸離，海拔800多米山頂的長城烽火臺舊址之上，一座高約1米的正三棱體界碑靜靜地佇立著。碑體三個立面分別刻著“北京”、“天津”、“河北”以及界碑編號。

　　在此接壤的是北京市平谷區金海湖鎮將軍關村、天津市薊縣下營鎮前幹澗村、河北省承德市興隆縣瀝水溝村。作為京津冀三省市的交界之處，這座界碑被當地居民形象地稱為“三界碑”。

　　“三界碑”下，居民生活條件差異不小，從三地農村職業護林員的收入就可見一斑。北京將軍關村有山場護林員、防火員幾十個，每人每年能拿五六千元；天津前幹澗村有4個護林員，夏季防汛一個月200多元，冬季防火一個月1000元，一年四五千元；河北瀝水溝村護林員只有1個，年薪不到四千元。

　　然而，當霧霾來襲，“三界碑”居民雖然生活貧富不宜，卻也無法選擇自己的呼吸。

　　“同呼吸，共命運”，當年這個美好詞語的創造者想破頭也難想到，這個表述用在大氣污染防治領域竟是如此貼切。

　　2013年9月，環保部等6部門聯合發佈《京津冀及周邊地區落實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實施細則》。隨後，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內蒙古、山東等六省區市與環保部簽訂大氣污染防治目標責任書。2014年2月以來，隨著京津冀協同發展上升為重大國家戰略以及三地雙邊協議的簽署，治理大氣污染、構建美好生態環境成為三地的共同的重任。

　　完成這張“藍”圖需要的同步努力，絕不因為行政區劃的劃分而能區別責任，但治理工作有繞不開行政區劃的劃分。

　　翻看三地近兩年來採取的不斷精細化的“治氣”措施不難發現，在中央統一部署下，壓煤減排、淘汰落後産能、控制機動車、控制揮發性有機物、控制揚塵、控制秸稈焚燒等已經成為三地“藍圖”中共有的部分。毋庸諱言，京津冀三地所處不同發展階段，懸殊的人財物力差異，為未來治理“同步”提出不小的挑戰。

　　“北京是栽兩三米的樹，我們只能栽二三十釐米的小樹苗。資金投入不足導致我們造了很多低質低效林，豐寧有80萬畝樹林亟需改造。”河北豐寧滿族自治縣林業局副局長何萬義説。

　　空氣的流動性和共用性決定了它的影響不以行政區劃為界限，然而屬地管理許可權約束卻使得大氣治理的資金沒法放入一個盤子，一些地方滋生的保護主義，同樣會讓聯防聯控有障礙、出漏洞。

　　由於發展不同，三地的利益訴求也有差異，協同治理、聯防聯控，北京、天津希望河北多做貢獻，河北希望京津多補貼。據參與三地協同發展會商的人員披露，涉及利益補償等問題，經常在會議上吵的“面紅耳赤”。

　　河北省環境科學研究院院長馮海波説，北京投入五六千萬元只可實現減排幾十噸揮發性有機物，若同樣的資金投在河北，有望減排上千噸。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建議，京津冀作為一個整體區域，要儘快制定京津冀地區聯合控制燃煤排放、工業排放、汽車尾氣排放、道路揚塵等的統一政策和標準，開展區域聯合統計、監測、檢查、考核和獎懲，並推進稅費改革，將環境稅作為區域共用稅徵收，將共用稅的大部分用於區域大氣污染聯防聯控等，同時要完善對重點生態功能區的生態補償機制，推動地區間建立橫向生態補償制度，並吸引社會資本投入生態環境保護。

　　再難，也得殺出一條血路。從治霾的角度講，這確實是一場戰爭，而且需要持久堅韌的奮鬥才可能打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