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一場轟轟烈烈的“反建”抗議後，垃圾焚燒漸漸淡出了北京人的視野。

　　5年後，一個個“捲土重來”的焚燒項目讓人們猛然意識到，其實它們早已“不得不建”。

　　《中國新聞週刊》對北京的垃圾焚燒項目進行了調查，通過採訪政府官員、垃圾焚燒發電企業、專家、環保組織和民眾，試圖呈現這個龐大的困局裏，每一方所面對的、經歷的和承受的困局。

　　更令人擔憂的是，缺乏監管、不規範的地方垃圾焚燒廠已使居民對政府和企業的信任缺失，從江蘇無錫到浙江杭州，再到廣東惠州，全國許多地方都因反焚燒而引發群體性事件，導致看似簡單的垃圾焚燒廠修建實施起來卻困難重重，也暴露出政府在“關係民生的基礎性公益事業”方面的監督與管理難題

　　北京阿蘇衛垃圾焚燒發電廠又要開始環評了。7月底的一天，一個“垃圾圈”的朋友在網上看到環評公告後告訴了黃小山。

　　要建焚燒廠的地點和2009年時一樣，位於昌平區百善鎮和小湯山鎮交界處，緊鄰阿蘇衛生活垃圾填埋場西側，距市區約35公里。

　　據説已有800多年曆史的阿蘇衛地區，曾是元代衛戍京畿的軍事重地。地處素有“溫泉古鎮”之稱的小湯山，這裡靠近溫榆河及其濕地，綠水環繞，芳草茵茵，房地産商們在周邊蓋了十幾個高檔別墅區。

　　正是因為這優美的環境，別墅區業主們在5年前掀起了一場“反焚燒”熱潮。

　　2009年差不多也是7月，家住昌平區小湯山鎮一處別墅區的律師黃小山，也是從朋友那裏聽説，離自家約7公里的地方要建設一個垃圾焚燒發電廠。當時，正是一份工程環境影響評價(簡稱“環評”)的公示激起了周邊幾個別墅區業主們的憤怒和恐慌——公示中稱，將在阿蘇衛地區新建一個日處理量為1200噸的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很快，電話、電子郵件、網上發帖、58輛私家車抗議巡遊……附近的人們以各種形式表達對建設垃圾焚燒發電廠的反對，黃小山也以“驢屎蛋”為網名加入到了“反建”的陣營中，並迅速成為其中的領軍人物。

　　事情發展了一個月後，在當年9月4日“2009年北京環境衛生博覽會”開幕當天，黃小山帶領其他上百位業主聚集到了北京農展館的門口，在大雨中舉著寫有“堅決反對在阿蘇衛建垃圾焚燒場”的橫幅沉默請願。正值建國六十週年大慶前夕，這一事件立刻在全國範圍內引起了極大的反響，進而成為繼2007年民眾抗議建設六里屯垃圾焚燒發電廠之後，“垃圾焚燒史”上又一個標誌性的事件。

　　之後，黃小山因“擾亂公共秩序”被拘留，此後他放棄了律師身份徹底投身“垃圾業”；而建設阿蘇衛垃圾焚燒發電廠並未因此叫停，但前期工作陷入漫長的停滯狀態。

　　直到5年後的這個夏天。黃小山上網掃了一眼環評公告，給北京市一位主管固廢處理的官員打了個電話，經過這幾年，他和許多政府相關部門官員早已成為了“不打不成交”的朋友。

　　“動了？”

　　“動了。”

　　“你們這次拆遷真下狠心了？”

　　“下狠心了……”

　　和五年前相比，這一次，黃小山很平靜。而這一次，阿蘇衛垃圾焚燒發電廠真的要來了。

　　而事實上，真的要迎來垃圾焚燒廠的地區並不僅僅是這一個阿蘇衛。

　　根據2013年3月，北京市委、市政府通過的《北京市生活垃圾處理設施建設三年實施方案(2013-2015)》，到2015年底，全市將建設44個垃圾處理項目，其中包括10座垃圾焚燒發電廠。

　　和阿蘇衛一樣，這些垃圾焚燒項目都曾一度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對，建設計劃紛紛暫停或延後。

　　而截至目前，位於門頭溝區的魯家山垃圾焚燒廠已于去年年底建成並進入試運作階段，不久後將全面啟用；2008年建成的朝陽區高安屯生活垃圾焚燒廠，二期擴建工程已經啟動；位於大興區亦莊西南的南宮生活垃圾焚燒廠，特許經營項目的招標剛剛完成；海澱區大工村垃圾焚燒廠正在建設中，預計明年竣工；通州梁家務生活垃圾焚燒項目也進入了環評階段……

　　5年後的今天，又一次看到阿蘇衛項目環評公示的居民回憶起2009年那次反建的“勝利”，念叨著垃圾焚燒項目又要“死灰複燃”的時候，實際的情況是：垃圾焚燒項目，其實從來沒有“死”過。

　　垃圾已無處可埋，焚燒廠修建計劃暫停

　　在上世紀80年代之前，如何處理垃圾對北京人來説似乎從來都不是問題。那時候，北京每天的生活垃圾基本採取清運出城的方式，運到郊區的農田裏做肥料。可是80年代之後，生活垃圾中越來越多地出現了金屬、塑膠、玻璃等不易降解的物質。這樣的垃圾已不再適用於農田堆肥，而面對新的變化，政府相關部門既沒有現代化的處理設施，也沒有相關的處理規定，北京環衛集團一清分公司的一名負責人曾回憶，那時候“我們業務科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尋找下一個露天堆放場，堆滿一個坑再找下一個，就這樣一直從二環堆到三環、四環、五環……”

　　起初，這樣的處理方式並沒有引起太多異議，直到80年代中後期，有關部門在對北京上空進行過三次航拍後發現，在三環與四環之間的環帶區上，50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竟有4700多座。第一次面對“垃圾圍城”的窘境，北京市開始意識到，垃圾處理已成了必須緊急解決的問題，而首要任務是立即對垃圾進行無害化處理。

　　所謂無害化處理，是通過科學的方法降低垃圾及其衍生物中有害物質對環境産生的影響，其中最主要的三種方法是填埋、生化處理和焚燒。

　　1994年，通過世界銀行的貸款項目，北京第一次建立起了一座現代化的垃圾處理設施。在資金、經驗和技術都嚴重缺乏的情況下，操作簡單、成本低廉的生活垃圾衛生填埋場成為了必然的選擇。這也正是阿蘇衛垃圾衛生填埋場的由來。此後，通過與德國政府的合作，北京又陸續建設了包括填埋場、轉運站等設施在內的一套現代化的垃圾處理系統。

　　然而，填埋也不是一勞永逸的方案。隨著城市的迅速擴張，能夠用於填埋的土地越來越少，而垃圾産生量卻以每年7%~10%的速度增長。更嚴重的是，這種方法本身造成的污染也開始逐漸顯現。2001年，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研究員趙章元帶領著中國地球物理學會的二十多位專家一起，對阿蘇衛垃圾填埋場進行了勘測，他們發現，不僅場區周邊臭氣熏天，而且垃圾産生的滲瀝液也有滲漏，距場區4公里處的地下水都已經受到了污染。

　　在之後的兩年裏，他們對北京其他幾個填埋場都進行了同樣的調查，“檢測結果發現，北京市的大型垃圾填埋場都有地下滲漏，污染了地下水，周圍出現了高發病村。”趙章元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根據這種情況，我們第一次提出填埋法應該逐漸淘汰。這(個提議)在全國還沒有，北京是第一個”。

　　直至21世紀初，北京的垃圾處理90%還是依靠填埋，焚燒和生化的處理量總計只有10%。在垃圾量猛增，填埋難以為繼的情況下，焚燒作為國際上公認的一項成熟技術，開始得到政府越來越多的重視。

　　從垃圾處理的專業角度來説，垃圾焚燒廠佔地面積小，因而選址方便；垃圾經焚燒後成為飛灰和殘渣，體積縮小80%~90%，易於進一步處理；而且燃燒産生的熱能還可以轉化為蒸汽用來發電或供熱。但是，就在政府將這個看似能夠實現“無害化、減量化和資源化”的方案逐步提上規劃日程的時候，公眾鋪天蓋地的反對聲音卻成了新的難題。

　　“垃圾焚燒産生的二噁英會在人體內蓄積，溶于脂肪裏不會降解。世界各地的焚燒廠，附近居民的發病率普遍都高。”趙章元理解居民的擔心，焚燒廠排出的二噁英是危險的致癌物，經呼吸進入人體，日積月累會對周圍居民的健康構成嚴重威脅。

　　而國際上則公認焚燒的污染排放控制水準很高，並不會造成污染，所以德國、日本都建在市區內。

　　這正是民眾反對的主要原因。早在2003年底北京市政府公佈的《北京市生活垃圾治理白皮書》中，就曾明確提出“2008年前要建成朝陽、南宮、海淀3座焚燒廠”的目標。但直到今天，也只有服務於2008年奧運會的朝陽區高安屯垃圾焚燒廠在曆盡週折後建成運營，另外的南宮、海淀、六里屯焚燒廠都和後來的阿蘇衛一樣，在周邊民眾強烈的反對中一再延後。

　　“我們總認為這就是一個正常的城市基礎設施。根本沒想到大家對焚燒廠這麼抵觸。”當年阿蘇衛垃圾焚燒發電項目的建設運營方——北京華源惠眾環保科技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馮歧對《中國新聞週刊》回憶説。

　　他更沒想到的是，2009年黃小山他們那一系列聲勢浩大的反建活動，竟然將項目暫停了。在媒體的關注下，阿蘇衛的反建抗議活動不斷發酵，關於垃圾焚燒的質疑、聲討迅速在全國蔓延開來。在這樣的情況下，環評自然也進行不下去了。環評不能通過，項目的可行性研究就得不到批復，後續的一系列評估、手續更是無從談起。就這樣，阿蘇衛垃圾焚燒發電廠的建設被民眾的反對聲成功“阻擊”了 。

　　而北京市市政市容委擔心的則是，每天，北京都在産生1.84萬噸生活垃圾。如果繼續採用填埋的方法，每年至少需要500畝土地用於填埋。在沒有足夠土地也沒有其他解決辦法的情況下，已有的填埋場只有超負荷運作。“多年來，北京一直是垃圾處理能力趕不上垃圾的産生量，如果再不焚燒，這麼多垃圾去哪兒呢？” 呂江濤説。

　　事實上，籌建焚燒廠的計劃也從來沒有被放棄。

　　第二方案，為何難以實現

　　在有關垃圾焚燒的決策醞釀之初，北京市曾就“上不上焚燒”進行過多次激烈爭論，一直存在反對的聲音。而在填埋和焚燒之外，生化處理因可“變廢為寶”“資源化利用”的美譽一直被政府層面寄予厚望。

　　根據2009年5月，北京市委、市政府公佈的《關於全面推進生活垃圾處理工作的意見》，到2015年，北京市的垃圾處理將實現“433”的模式，即40%垃圾進行焚燒、30%生化處理、30%填埋。截至2013年底，北京市已有6座堆肥處理設施，垃圾生化的設計處理能力將佔生活垃圾産生量的20%左右。但是在實際操作中，這條資源化利用的道路卻並不順暢。

　　2006年10月，作為全國第一個以“有機垃圾厭氧發酵生物處理技術”為核心的城市垃圾綜合處理項目，位於通州區臺湖鎮的董村分類垃圾綜合處理廠開工建設。項目由北京一清百瑪士綠色能源有限公司投資承建，總投資1.84億元。

　　按計劃，來自崇文區和部分朝陽區的生活垃圾將進入處理廠，經機械分選後，分離出易腐爛的有機物，採用最先進的厭氧消化工藝進行沼氣發電和高溫堆肥。如果正式運營，該廠每天可處理 650噸生活垃圾，産生生物沼氣4.19萬立方米，全年發電量達到3400萬度。

　　然而，這個原定於2008年投入運營的項目，從建設到試運作一直建建停停，至今仍在設備調試的過程中。

　　“由於垃圾成分變化很大，原先的初步設計和現在具體的情況有一定的偏差。”據北京市市容委工作人員介紹，該項目所採用的厭氧發酵技術主要針對的是已經完成分類的、比較純粹的有機垃圾，但目前送來的原始垃圾經過機械分選後雜質仍然較多，處理後産生的沼渣也比預期要多，因而還需要對設備和工藝進行調整。

　　事實上，不光是設備不斷地在調整，董村分類垃圾綜合處理廠的建設本身就充滿了曲折。1990年，該項目的前身北京市環衛綜合處理廠開始建設。但由於種種原因，項目在建成後始終未能達到正常運作水準，自1993年6月起，就一直處於停産狀態。

　　2003年底，北京市環衛工程集團有限公司與香港安柏環保工程有限公司合資組建了“北京一清百瑪士綠色能源有限公司”，專門負責董村項目的重啟與建設。2007年底，市政市容委又與該公司簽訂了特許經營合約，確定項目採用BOT模式(建設-運營-轉讓)，特許經營期為27年。

　　但是，這個已經停産了十多年的項目並沒有就此順利進行下去。由於港方股東資金鏈告急、股權變更等一系列變故，項目再度陷入了停工狀態。

　　2011年，香港安柏環保工程有限公司所屬的新環保能源公司被北京首都創業集團收購。2013年，在首創集團的推動下，董村項目再度重啟。根據新的項目方案，該廠的垃圾處理産能將增至930噸/日。

　　然而，有業內人士向《中國新聞週刊》表示，董村項目的前景並不樂觀。儘管厭氧發酵技術在國外已經發展得比較成熟，但由於國內外的垃圾組分存在差異、分類收集不到位等因素，該技術在國內很難落地。

　　這樣的懷疑並非是空穴來風。早在去年年初，與董村分類垃圾綜合處理廠採用了相同工藝的上海市普陀垃圾生化處理項目已經宣告失敗——2013年2月，“因為項目選擇的工藝技術問題難以解決”，建設運營方上海百瑪士綠色能源有限公司申請破産。至此，該項目已投入了3.5億元，負債2.58億元。

　　不僅是董村和上海普陀，北京的南宮堆肥廠、阿蘇衛垃圾綜合處理廠等其他幾座生化處理設施其實也面臨著類似的問題。由於垃圾分類不到位，從居民處分類收集來的廚余垃圾量不足，各項目目前都只能以處理由機械篩分出的有機物為主。但對水分高、粘度大、成分複雜的原始垃圾而言，機械篩分的效率較低，難度也大，塑膠、玻璃等不易降解的物質極易混雜于廚余垃圾中，因而造成堆肥的成本很高，所産生的肥料品質卻不高。

　　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總工程師、曾參與過阿蘇衛垃圾綜合處理廠前期項目評審的徐海雲指出，目前我國的生化處理實際上仍是混合垃圾堆肥，這就決定了堆肥只是“把原來的一堆垃圾變成了兩堆垃圾”，在從源頭上做好垃圾分類之前，這種“資源化”的方式很難稱得上是成功。

　　目前，董村垃圾綜合處理項目的一期工程已經完成施工，進入調試階段的同時，也在計劃進行二期改造：通過在厭氧線之前加裝一道篩分線，進一步篩除有機垃圾中的雜質。

　　事實上，有消息稱，早在90年代，北京曾由民營企業家投資，建設過一個廢棄塑膠煉油廠，但由於設備對塑膠的要求非常苛刻，建成後沒能運作就關閉了。

　　2009年，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時紅秀作為專家，參加了由海澱區政府組織的迴圈經濟發展專項資金評審會。在會上，某企業設計的廚余垃圾綜合處理設施引起了他的注意。據負責人介紹，該設施一天可處理10噸廚余垃圾，並將其轉化為蛋白飼料和有機肥供給市場。

　　會後，大受啟發的時紅秀將這個項目作為案例放到了針對廳局級以上幹部的迴圈經濟課上，並將該設施作為現場教學點帶領學員觀摩、討論。可是很快他就産生疑問：該設施平時沒人參觀的時候就從不運作，但仍然以每年3000多噸的處理量領取迴圈經濟補貼、垃圾處理補貼，享受各種政策優惠。之後從該企業辭職的技術人員證實了時紅秀的猜測：所謂的先進技術不過是個騙局。由於設備能耗過高，生産越多虧得越多，“拿的補貼比賺的錢多多了。”

　　在政府進行垃圾資源化嘗試的這些年裏，許多企業都聲稱研發出了新的垃圾處理技術，有人要求政府扶植進行大規模試驗，有人希望有關部門擺擂臺來挑戰，但在徐海雲看來，截至目前，這些“號稱中國特色的技術都是假冒偽劣，沒有成功的。”

　　他認為，政府之所以選擇開工民眾反對呼聲很大的焚燒，其實也是嘗試過許多方法之後的無奈之舉：“世界上有的我們都嘗試過了，世界上沒有的我們也嘗試過了，都以失敗告終。”

　　一位在垃圾處理領域工作的官員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不是説沒有去努力，而是現實證明沒有達到這個效果。電漿氣化、煉油、做燃料……全國各地都做過嘗試，結果都是行不通，最後只能是焚燒。只能説這是歷史的選擇，在現階段這個工藝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最適合的。”

　　不過對於這樣的解釋，趙章元並不認同。他認為，雖然目前民間的資源化技術都還不夠成熟，但這是事物發展的必然過程。“如果我們政府支援一些，選擇一些相對好的技術，支援他們克服一些困難不就好了麼？”

　　趙章元始終認為，“資源化利用”才是垃圾處理的最佳出路。近年來，他一直在全國各地進行相關考察，並在2011年與國內的一些垃圾處理企業一起成立了“中國垃圾資源化産業協會”，以此推動資源化技術的發展與應用。

　　可是，除了尚未克服的技術難題，擺在垃圾資源化道路上的障礙還有成本。

　　“垃圾處理更多的是經濟問題，不是技術問題。”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總工程師、曾參與過阿蘇衛垃圾綜合處理廠前期項目評審徐海雲告訴《中國新聞週刊》。

　　他以廚余垃圾舉例説，有人曾提出把廚余垃圾分類收集後，製成肥料送到田裏。這樣的技術並不複雜，但對於北京這種千萬人口的大城市來説，周邊並沒有足夠的農田接納，如果要處理這些肥料，就需要通過鐵路運送到其他有農田的地區，而由此消耗的能源、增加的排放、産生的費用“從理論上可以對接，但現實對接不了。”

　　“把垃圾變成資源沒有問題，百分之百變成資源也沒有問題，那就不計成本，但現實不可能。”徐海雲認為，選擇垃圾處理的技術路線必須要和社會的經濟水準相適應，在我國當前的形勢下，如果一味強調“垃圾是放錯了地方的資源”而不核算成本，是完全不可行的。

　　關於“焚燒”的技術與懷疑

　　沿蓮石路一路向西，經潭柘寺隧道上魯坨路，不到5公里後便能看到位於半山腰的魯家山垃圾焚燒發電廠。它同時還是青少年環保教育基地，項目在設計之初選擇了以白色和綠色為主色調、融入了卡通元素的廠房風格。

　　作為全國現有的規模最大的三個垃圾焚燒發電項目之一，魯家山垃圾焚燒發電廠從去年年底開始試運作，目前仍處於設備調試階段，竣工環保驗收正在進行中。按照計劃，該項目在正式運營後每天可處理3000噸生活垃圾，年發電量可達3.6億度，上網2.8億度，另外還可為潭柘寺地區1000萬平方米的面積供熱。

　　然而，這個龐大的工程其實是計劃外的産物。

　　2009年下半年，按照中央的要求，2010年底北京地區的鋼鐵將全部停産，面臨著産業轉型的首鋼把目光投向了城市服務領域，而垃圾處理恰是擺在政府面前的一大難題。

　　當時，“十一五”規劃中的4個垃圾焚燒項目只有高安屯在幾經週折後建成，六里屯、南宮和阿蘇衛垃圾焚燒廠紛紛受阻，在垃圾將無處可去的情況下，政府不得不尋找機會建設一個替代項目。

　　了解到這一情況，之前從未涉足過環保領域的首鋼決定以此為契機開拓新産業，隨即組建隊伍開始前期調研，他們利用不到一年的時間完成了選址、工藝設備設計等一系列工作。考慮到民眾還不能接受在城區裏建設垃圾焚燒廠，焚燒廠的地址選在了位於門頭溝區潭柘寺鎮，距市中心40公里的首鋼石灰石礦區。

　　2010年7月21日，經政府專題會議討論，總投資21.6億元的魯家山項目正式啟動。魯家山垃圾焚燒發電廠由北京市政府和首鋼集團各出資50%共同建設，特許經營期為30年。

　　首鋼石灰石礦區因周邊居民很少，受到來自民眾的阻力較小，項目經“綠色通道”加快了審批流程，僅用三個月的時間就辦齊了建設所需的所有手續。此事一度引發質疑，如此快的審批速度是政府為避免民眾反對而將項目緊急開工。政府解釋是垃圾之困已迫在眉睫。

　　走入廠區，全封閉的車間外並沒有一絲異味。垃圾車從垃圾轉運站運來時已提前分選和預處理過的生活垃圾，經由垃圾專用通道進入卸料大廳後，倒入垃圾池。經過在池內5-7天的發酵，垃圾的滲瀝液盡可能脫出。脫出的滲濾液將進入專門的處理系統，而發酵後的垃圾則被投入焚燒爐。

　　據技術部部長趙樹明介紹，整個項目全部引入國際一流設備，焚燒工藝採用德國馬丁的焚燒技術和日本三菱的爐排爐， 以“半幹法脫酸+活性炭吸附+布袋除塵器+SCR脫硝”的技術組合，嚴格控制爐內溫度和煙氣停留時間，確保二噁英、重金屬等有害物質在分解、過濾後實現達標排放。其中SCR(選擇性催化還原技術)系統還將在催化劑的作用下，將燃燒後産生的氮氧化物還原成氮氣和水，進一步降低污染排放，而這在垃圾焚燒廠中還是第一家。

　　在中央控制室的螢幕墻上，一個個小螢幕實時監控著垃圾從進入垃圾池、投入焚燒爐到在爐內進行燃燒的全過程。在技術人員的顯示屏上，四台焚燒爐的爐內溫度、煙氣含量等一系列數據也都一目了然。“這些數據都是跟環保部門線上聯網的，只要一個不對，那邊電話就打過來了。”一位工作人員對《中國新聞週刊》介紹説。

　　對於公眾最關心的二噁英問題，趙樹明表示，垃圾焚燒後的煙氣在850℃以上的高溫環境中停留2秒，二噁英就會完全分解。魯家山項目的設計標準按照目前世界上最嚴格的排放標準(0.1 ng-TEQ/立方米，即7月新出臺的《生活垃圾焚燒污染控制標準》)，運作時爐內實際溫度遠高於850℃，停留時間也超過2秒，因此99.99%的二噁英在爐內已經分解。之後，煙氣處理系統中的冷卻塔會將高溫煙氣急速冷卻，避免二噁英二次合成。最後，經活性炭吸附、布袋除塵器過濾，在經煙囪排出時，還將通過控制流速確保煙氣在有條件再次合成二噁英之前就排放出去。

　　從開始試運營至今，除了按照市政市容委的要求，委託有資質的第三方機構進行每季度一次的二噁英檢測，首鋼生物質公司為檢驗運作狀況，又自主委託該機構對四台焚燒爐及周邊地區土壤進行了多次檢測。“每次的檢測數據都在標準範圍以內，最好的一次(二噁英)達到了0.009 ng-TEQ/立方米。”趙樹明説。

　　但在環保組織看來，這些所謂的高水準工藝不過是“技術控”專家們的説辭，既不適應中國垃圾的特點，也不能解決垃圾焚燒這種處理方式背後所隱藏的真正問題。

　　“不要説國外怎麼樣，任何國家的垃圾組分跟我們都不一樣。”環保組織“自然大學”的陳立雯認為，由於生活習慣不同，和其他國家相比，我國的生活垃圾中廚余垃圾多達50%-60%，因而水分含量高，垃圾的熱值很低，這樣的垃圾並不適合焚燒，焚燒之後的煙氣排放也很難控制。

　　而同屬“自然大學”的毛達也指出，關於二噁英的排放目前在技術上還無法做到線上實時監測，因而一年測幾次的做法根本不具代表性。

　　對此，技術人員解釋説，通過爐內溫度、煙氣停留時間、一氧化碳濃度、活性炭噴射量等一系列參數，完全可以間接判斷出二噁英是否超標。

　　首鋼環境産業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賈延明也否定了這樣的擔心，“5年來我一天沒歇過，一天最少在這兒待12個小時。煙囪就在我邊上，排出的煙順著窗戶就進我的辦公室了，如果有污染，影響最大的是我。”他説。

　　然而，在人們懷疑的目光中，這樣的解釋起不到作用。當對垃圾焚燒的疑慮超越了技術之爭，巨大的信任危機就壓在了政府和企業頭上 。

　　而這樣的懷疑並非全無道理。

　　2013年底，陳立雯所在的環保組織“自然大學”曾向北京市環保局申請，公開魯家山項目的環評報告全本、煙氣排放數據以及飛灰、爐渣的處置情況，但因當時項目剛開始試運作，環保局以還未進行環保竣工驗收為由，拒絕了他們的要求。

　　這只是他們眾多失敗申請中的一次。從2010年開始，“自然大學”曾先後28次向全國各地的垃圾焚燒項目提出過資訊公開的要求，但大多進展不順。除了河北、天津、廣州等為不多的幾個地區迫於壓力公開了部分資訊，更多的地方要麼以所需資訊“不屬於公開範圍”為由拒絕了申請，要麼只給出了一個簡單敷衍的回應，還有的索性根本沒有回復。

　　提起這些，陳立雯至今仍然十分憤慨，“垃圾焚燒處理從技術層面是一個很複雜的技術，如果哪個環節你投放的東西不夠就會出問題。你每個階段加多少助燃劑，後期的煙氣處理加多少活性炭、加多少石灰，你不公佈採購清單，你加了多少又不給我看，我怎麼知道？”

　　對於這種質疑，北京市市容委表示，垃圾焚燒廠的排放數據、各種材料的用量每天都有記錄，市垃圾渣土管理處的專業工程人員每月都會對此進行嚴格檢查，一旦發現違規情況將會給企業扣分，直接影響政府撥款的補貼。環保組織的要求並沒有錯，但並不完全可行。“根據國際通行的慣例，垃圾焚燒廠一般只公佈與垃圾處理、煙氣排放有關的終端數據，監管機構以此檢查排放是否達標，並不檢查其他與企業自身經營相關的數據。”而且，有些數據與運作成本等許多因素有關，是不予公開的。

　　當然，這也並非是唯一的原因。

　　有業內人士對《中國新聞週刊》坦言，數據不全也是資訊公開難的一個原因。有個別參數，政府只出臺了標準，卻沒有出臺後續的檢測方法，相關機構因而無法對其進行檢測，報告中那一欄只能空著。“這報告全都公佈出來可能沒問題，可你就一項藏起來了，解釋一大堆也解釋不清了。”

　　在北京，按照市政市容委的要求，每週四是生活垃圾處理設施的公眾開放日，市民可通過預約進入焚燒廠參觀。在高安屯、魯家山，焚燒廠外都設有電子公示牌，實時顯示車間煙氣排放的數據。而阿蘇衛的馮歧也表示，“政府有監管，我們願意公開，請大家來參觀。”

　　可是，由於許多民眾對垃圾焚燒反對激烈，有些企業也擔心一旦公開資訊會被“雞蛋裏挑骨頭”，寧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一直以來，關於垃圾焚燒是否有毒、企業運營是否正規、選址是否合理……這一類的討論似乎從來都沒有停止過，“主燒”和“反燒”的各方始終抱著各自的觀點互不讓步，幾乎所有人都有一個共識：垃圾焚燒並不是一個技術問題。

　　“大家都很清楚，(擔心的)是人的問題，是管理的問題。”陳立雯説。

　　趙章元也對焚燒企業的“誠信”表示懷疑。他指出，為了提高發電效率獲取更高的利潤，許多企業在運作操作中都存在往垃圾中摻加助燃劑等不規範的行為。“企業總不是老把火燒得很旺。國家要求摻煤比例不超過20%，實際上有的能加到50%。 沒人監督的時候常常達不到應有的溫度，二噁英會大量出現。”

　　但趙樹明表示，這些情況並不會在魯家山出現。區別於國內另一種主流的焚燒工藝迴圈流化床，他們使用的爐排爐從設計角度來説就不存在加煤助燃的可能性。而且，他們所接收的是經過分選和預處理後的生活垃圾，品質較高，在垃圾池裏發酵後熱值還會上升，已完全滿足焚燒的條件。除了在起停爐時噴撒少量輕柴油助燃，平時運作時“爐子裏就是純垃圾，什麼都不用摻”。

　　“以後我們的爐子裏，油可能也不用了。”他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本著使用清潔能源，同時也降低成本的原則，他們正在考慮之後用天然氣取代輕柴油。

　　這也是時隔5年之後，華源惠眾在建設方案中更換了焚燒工藝的原因之一。據了解，北京市目前所有規劃、建設中的垃圾焚燒發電廠，採用的都是能耗小、飛灰産生量較少的爐排爐設計。當年阿蘇衛垃圾焚燒發電項目的建設運營方——北京華源惠眾環保科技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馮歧説，這樣的決定也是考慮到爐排爐的工藝早已在國外廣泛運用，“北京不是作為試驗田，要用成功經驗。”

　　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固廢管理處的呂江濤則否認了企業能夠通過“多發電”謀取高額利潤的説法。根據國家發改委發佈的文件，從2012年4月1日起，垃圾焚燒發電項目每噸折算上網電量為280千瓦時，執行全國統一的垃圾發電標桿電價每千瓦時0.65元，其餘上網電量仍執行當地同類燃煤發電機組上網電價。換句話説，垃圾焚燒發電企業每焚燒一噸垃圾所發的電量中，只有280度電可以享受垃圾發電的價格補貼，超出部分仍按照常規發電項目的電價計算。“靠摻煤多發了電也沒用，他們不划算。”呂江濤説。

　　近年來，隨著生活垃圾處理被列入“關係民生的基礎性公益事業”，北京市在垃圾處理設施建設上改用了以政府為主導，政府投資和社會投資並舉的原則，採用特許經營或委託經營的模式。簡單地説，作為公益事業，由政府提供部分補貼，企業投資(或與政府合資)建設垃圾處理設施，建成後在特許經營期內管理、運營，期滿後根據協議將設施的所有權和經營權無償移交給政府。

　　阿蘇衛垃圾焚燒發電廠是由北京環衛集團和京能集團共同注資的國有企業華源惠眾環保科技有限公司投資、建設和運營，特許經營期為25年。

　　朝陽區高安屯垃圾焚燒發電廠的一期工程由中美合資的北京高安屯垃圾焚燒有限公司承建，而正在建設中的二期則由北京市政府和朝陽區政府各出資50%。

　　據了解，垃圾焚燒發電企業的收入主要由上網電價收入和政府補貼兩部分構成。因為單純依靠賣電的收入無法實現收支平衡，政府會根據社會公共事業的“微利”原則，聘請專業諮詢公司進行核算後，對企業進行一定程度的補貼。

　　有業內人士表示，相比填埋和生化處理，垃圾焚燒發電廠的建設、運營成本很高，這給一些省市的地方財政帶來很大壓力，因而有些中小城市的垃圾焚燒企業為了謀取更多利潤，確實存在不規範操作的情況。而這些不規範操作導致更進一步加深了民眾與政府、與垃圾焚燒企業之間的對立。但對北京而言，政府無論在投資力度上還是選擇合作企業上，都是以最高的標準來要求，力爭建成環保工程、示範工程，“目的是不一樣的”。

　　都忽視了自己的社會責任

　　在垃圾處理領域，一直有一個國際通用的“3R”法則：減量 (Reduce)、再利用 (Reuse)、資源回收再生(Recycle)。這其中最首要的就是要在源頭上減少垃圾産生量，實行垃圾分類。

　　在環保組織看來，正是垃圾分類的不到位是當前中國垃圾焚燒存在問題的一大根源。因為乾濕垃圾都一起進了焚燒爐，原生態的混合垃圾成分複雜，造成排放難以控制。與其大力發展焚燒這種高度依賴末端處置的處理手段，政府更應該從源頭做起，抓好垃圾分類。

　　9月23日晚，銀河Soho的一家咖啡館。在一場有關垃圾焚燒與垃圾管理的分享會上，一位聽眾提出了一個問題：“泡速食麵的盒子我認為是可回收的，但如果泡完了、盒子沾上油之後，我應該把它放在哪呢？”

　　對普通民眾來説，這樣的疑問隨處可見。在北京開始逐步推行垃圾分類的第四年，許多人仍然對不同的垃圾該怎樣分類充滿了疑惑。

　　4年前，因阿蘇衛而“一戰成名”的黃小山被北京市政府邀請，作為唯一一個市民代表隨政府官員到日本考察垃圾處理情況。考察歸來，他被日本嚴格的垃圾分類體系震撼，呼籲政府也應對垃圾分類引起重視，甚至一度喊出了“垃圾不分類，堅決不焚燒”的口號。

　　當時，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表示：“我不相信這是兩國國民素質問題。我們有一個如此強大的政府，如果政府努力推行垃圾分類，根本就不是問題。”

　　然而4年後，對於“政府投入不夠導致垃圾分類不到位”的質疑，他的態度卻變了：“政府一年(在垃圾分類上)幾個億的財政投入，沒人分(類)，你還讓政府怎麼投？”

　　的確，4年來，北京在垃圾分類收集上下的功夫不可謂不大 。

　　資料顯示，截至2013年底，北京市共有2915個垃圾分類試點小區，覆蓋人口500萬人，配置戶用垃圾桶300萬套，設置小區垃圾分類投放站5萬餘個，配置廚余和再生資源專用車輛1000余輛，改造密閉清潔站超過750座。此外，在垃圾分類試點小區，還招募了超過2萬名“綠袖標”指導員宣傳垃圾減量和垃圾分類的知識，並對居民的垃圾分類投放進行指導和監督。

　　但這樣的安排在現實推進過程中極其艱難。

　　據市政市容委固廢管理處副處長張紅櫻介紹，由於許多居民並不理會垃圾分類的號召，使得本來是起監督引導作用的“綠袖標”指導員不得不自己上陣分揀垃圾。 按照政策，各區縣每月可支付每名指導員至少600元的補貼，這筆對政府而言很大的支出，但對親自分垃圾的指導員來説已沒有多大吸引力，人員流失嚴重。

　　此前曾有媒體報道，在北京東城龍潭街道華城社區，每戶居民都有一張積分卡，如果每天將廚余垃圾正確投放到小區垃圾分類收集點的廚余垃圾桶中，就可由垃圾分類指導員用POS機往卡裏打入1分。“攢夠50分就能換一張10元的超市購物券。”實施一年來，該小區的垃圾分揀正確率達到了95%以上。

　　但這樣的措施也很難推廣。據了解，在垃圾分揀正確率達標的試點小區， 政府折算到每一戶的投入高達600多元。

　　“老百姓説，我才不分呢，分好了政府也是一輛車混拉走了。可問題是有多少人分了？任何垃圾桶我打開看，裏面都是一樣的。”4年來，黃小山一直活躍在各個媒體上，除了接受採訪也參加電視節目，利用各種方式呼籲人們從自己做起，自覺進行垃圾分類投放。

　　“現在我們的社會是大家都在放大自己的權利，但都在忽視自己對社會應該承擔什麼責任。垃圾不是政府産生的，是我們自己産生的，我們必須要有這種擔當的責任。”黃小山説。

　　至此，垃圾分類已然成為一個各方互相指責卻無法改善的惡性迴圈。

　　而在專家和環保組織看來，能夠打破這個迴圈的，應該是一套健全的垃圾分類制度。

　　早在2012年3月起施行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就提出，北京市應逐步建立計量收費、分類計價的生活垃圾處理收費制度。2013年也出臺了非居民生活垃圾處理費標準調整方案，並於2014年1月1日實施。但具體實施效果甚微。

　　該條例的草案曾有一條：“不遵守生活垃圾分類管理要求的，由城市管理綜合執法部門責令限期改正，並對個人處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罰款；對單位處5000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款。”但後來在公開徵求民意期間，考慮市民意見，正式的條例中刪除了這一條。

　　市政管委固廢管理處副處長張紅櫻認為，在現階段依靠對不正確分類進行處罰提高垃圾分揀率，時機還不成熟。

　　選址的政治學與方法論

　　在過去的幾年中，除了魯家山垃圾焚燒發電廠，其餘各個項目均在一定程度引發了質疑和反對。其中，最突出的兩個方面是選址不合理和環評過程中公眾的參與度太低。

　　2007年，海澱區六里屯垃圾焚燒項目因群眾反對而一度停滯，在2010年，該項目遷至海澱區蘇家坨鎮大工村後重新啟動。但伴隨著這個新址而來的，是又一輪的爭議與質疑。

　　幾年來，陳立雯一直在跟蹤著這個項目的進展，在她看來，該項目的新址仍然是北京的上風地帶，靠近京密引水渠和永定河，處於生態涵養區，而她認為政府在選址時並未考慮到這些真正的環境要素。

　　更糟糕的是，在2010年該項目進行環評公示期間，當時的環評單位中國氣象科學研究院還涉嫌造假。“我們去調查的時候，周邊很多居民都反映，在做公眾參與問卷調查時他們想去要這個問卷，但對方不給。在參與調查的範圍內，有的單位並沒有同意或者完全棄權，但環評報告裏寫的是100%同意。”陳立雯告訴 《中國新聞週刊》。

　　但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總工程師徐海雲對《中國新聞週刊》説，這個項目當年選在六里屯和現在的新址都是沒問題的，“因為現有的技術污染控制水準很高，垃圾焚燒廠並不會對居民的健康造成危害，因此建在哪都是可以的”。他表示，所謂焚燒廠不能建在上風上水地帶的説法是站不住腳的。一來焚燒廠並不會對水源造成影響；而且從地理上講，由於風向會隨季節發生變化，因而也不存在什麼上風地帶。

　　但他也承認，現行的環評制度是存在問題的。

　　不建焚燒廠，垃圾無法處理，所以一定要建。可建焚燒廠，就一定需要周邊民眾的同意，但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目前，在北京所規劃的所有垃圾焚燒廠中，只有大工村、魯家山和梁家務3座是另外選址，其餘均是在現有的垃圾填埋場旁邊新建。這樣的選址方案，對於政府來説，有自己的考慮。

　　首先，政府在選址時會考慮“屬地負責制”的原則，即生活垃圾應盡可能地在垃圾産生地所屬轄區範圍內進行處理。

　　其次，如果現有垃圾處理設施周邊的地區符合建設垃圾焚燒發電廠的條件，焚燒廠就能夠與原有的垃圾處理設施相互結合，通過高效的集約化生産模式形成迴圈經濟産業園的效應。未來的阿蘇衛垃圾焚燒廠將處理填埋場的陳腐垃圾，也正是這個考慮。

　　第三，市政市容委固廢管理處的工作人員也坦言，比起開拓新地區，結合原有的設施建設新設施可能“周邊居民接受起來會相對容易一些。”

　　5年來，雖然北京再沒有出現過像當年阿蘇衛那般轟動的抗議行動，政府為建設垃圾焚燒項目遭受到的阻力卻也沒怎麼減少。無論是建在原有填埋場附近還是另選新址，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抗議、反對的聲音。有關部門也覺得無奈：現有的垃圾填埋場在當年選址時周邊基本都是人跡少至的農田，但隨著城市的飛速發展，現在再新建設施時已很難避開居民區。

　　事實上，易選址本是垃圾焚燒項目的一大優勢，因為佔地面積小、煙氣排放可控，德國、日本等國家將垃圾焚燒發電廠建在市區。這樣一來節約了運輸成本，二來也能為周邊居民供電供熱。但在中國，由於民眾普遍難以接受，政府不得不放棄成本的考慮，將焚燒廠越建越遠。

　　“社會上還是存在鄰避問題，垃圾處理、污水處理設施大家都需要，咱們的處理能力都是不足，但大家還是都覺得，我承認你沒什麼危害，但就是別建我家門口。”呂江濤説。

　　不建在家門口，意味著不斷拉長的垃圾運輸距離，而垃圾運輸距離就等於成本；可建在家門口，少不了一次又一次的博弈。

　　根據新的規劃，由於阿蘇衛垃圾填埋場附近的四個村莊與垃圾處理設施距離過近，也為了配合昌平區未來的城鎮建設規劃，這次在啟動阿蘇衛垃圾焚燒項目的同時，也將籌備對周邊四個村進行整體搬遷。

　　市政市容委沒有完全否認村莊拆遷與建設焚燒廠之間的關係。市政市容委固廢管理處副處長張躍升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二者“其實有關係也沒關係，主要是互相站在對方的角度去考慮。借助焚燒廠的項目進行推動，找到一個契合的時間點。”

　　對這四個村的一千多戶村民來説，這並不是他們第一次聽到拆遷的消息。自90年代起，村民們就曾因距離填埋場太近多次提出過拆遷的要求。作為北京市規模最大、運作最早的垃圾填埋場，阿蘇衛多年來一直因臭氣而飽受詬病。雖然政府曾先後投資4000萬元對填埋場進行過除臭改造，但效果始終不明顯。村民們年年忍受著場區散發出的惡臭，每到夏天，揮之不去的臭味把人逼得連門都不敢出。

　　“實在太臭了，不然好好的誰想離開自個家啊，俺們也不想跟政府鬧。” 一位村民這樣對《中國新聞週刊》説。2009年要建焚燒廠的時候，一紙《阿蘇衛垃圾處理迴圈經濟園村莊搬遷實施方案》讓村民們看到了希望，但隨著焚燒發電項目的停滯，搬遷也不了了之了。

　　5年間，曾和黃小山一起抗議的業主們，有的早把房子賣了，有的移民去了國外，還有的已經接受了現實，“反建”也不太提了。

　　5年來，村子裏關於拆遷的各種傳言不斷，但村民們在時時相伴的臭氣中，一次次的希望變失望，然後無望。

　　關於阿蘇衛的拆遷問題，幾年來北京市曾多次討論，但由於所需費用太高，此前一直都沒能下定決心。儘管政府方面沒有透露具體的數字，但有消息稱，此次對阿蘇衛周邊四個村的拆遷，費用超過70億。

　　如今，阿蘇衛又將建起的焚燒廠，焚燒廠規模還將從原先處理量1200噸/日擴建為3000噸/日，為的是每天處理新增的生活垃圾同時，能逐步把填埋場中累積了20年的陳腐垃圾挖出來，一併進行篩分並焚燒，以此徹底解決填埋場長期存在的污染問題。可現在阿蘇衛的村民已不再在意了。他們只想儘快離開這裡，擺脫忍受了20年的臭氣，擺脫對不了解的未來焚燒廠的擔憂。

　　而市政市容委向《中國新聞週刊》確認，“建焚燒廠將是東部大城市必走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