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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摘盜挖屢禁不絕 戕害野生動植物的罪與罰

  • 發佈時間:2015-09-07 14:24:08  來源:新華網  作者:廉穎婷  責任編輯:金瀟

  上周,格爾木野生黑枸杞遭哄搶事件備受關注。從8月10日起,有超過5000名搶摘者,洗劫了草原上超過300萬畝草場。當地牧民制止無效,看守的承包商人員亦被人持刀扎傷。在這種不顧後果的哄搶背後,是野生黑枸杞市場價格的不斷上漲。其實,這種因暴利引發的瘋狂不僅出現在黑枸杞上,細究之下不難發現,破壞野生動植物的不法行為都是為了兩個字:利益。

  80元一斤的野生黑枸杞鮮果,引來了眾多搶摘者。在青海省格爾木草原,被搶摘者洗劫後的場景慘不忍睹:一畝地的草場就能見到上百個沙坑,昔日綠色草原難以再現。

  受鉅額利潤驅使,大量危害野生動植物資源的違法犯罪行為在各地發生。從甘草、崑崙白玉,到天山雪蓮、野生動物,再到如今的黑枸杞、崖柏,在利益刺激下,越來越多的攫取者、掠奪者正不顧一切地盜挖盜獵,由此帶來的生態環境惡化和資源枯竭,已經到了我們不得不嚴肅對待的時候了。

  被哄搶的大自然饋贈

  格爾木地處青海柴達木盆地,是青海省第二大城市,常年氣候乾燥,屬於典型沙漠戈壁地帶,非常適合野生黑枸杞生長。

  2008年後,黑枸杞因被發現花青素超過藍莓而價值倍增。黑枸杞乾果的價格也從4年前的每公斤140元漲到現在的每公斤近500元,價格漲了近8倍。野生黑枸杞鮮果每市斤能賣到80多元。

  據媒體報道,去年10月,多數草場被牧民承包給承包商管理經營,承包商將草場圍起圍欄,試圖保護草場。然而,從今年8月12日起,數千盜採者開始衝破草場圍欄、大門,不顧牧民、承包商阻攔,強行盜採黑枸杞。有盜採者持刀扎傷守衛者、放火燒掉守衛者帳篷、對承包商的房屋進行打砸、暴力阻礙派出所民警執行公務。

  從8月10日至今,超過5000名來自各地搶摘者,洗劫了超過300萬畝草場。當地牧民制止無效,看守的承包商人員亦被人持刀扎傷。

  這些搶摘者的理由是——“草原的黑枸杞是天生的,不是你的”。 

  類似的搶摘、盜挖野生植物事件也在其他地方上演。

  7月26日,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裕民縣公安局森林派出所轄區巴爾魯克山區哈音德賽爾牧場,一個盜採團夥盜挖野生中草藥,警方當場查獲野生紅景天9袋共計420公斤。

  裕民縣公安局森林邊防派出所教導員張勇向媒體介紹,近年來隨著紅景天、貝母、甘草、大蕓等野生藥用植物市場價格的快速提升,一些不法分子受利益驅使,非法採挖野生藥用植物的行為猖獗,嚴重破壞了野生藥用植物資源,損毀了林地及草原生態環境。

  還有一些不法分子,在天山上毫無節制地掠奪性濫採盜挖,使天山雪蓮面臨浩劫。如今,天山雪蓮資源已嚴重萎縮。

  在河北省石家莊市新華區高東街一帶,每個週日清晨,這裡就會形成一個崖柏交易市場。2014年以來,北京、石家莊、西安、福州多地興起“崖柏熱”,崖柏工藝品受到追捧。在幾個月時間裏,一件崖柏手串從幾十元飆漲至幾千元,“極品”崖柏手把件甚至賣到幾十萬元。

  崖柏,柏科崖柏屬的珍稀植物,已被列入世界植物保護聯盟紅色名錄,主要生長在海拔1400米以上的懸崖石縫中,目前尚無人工種植。

  在崖柏製成品價格瘋漲的同時,崖柏原木價格也接連幾次翻番,供應商不斷到山區向村民收購,這刺激著一些不法分子非法採挖、販賣崖柏。在生長有崖柏的河北省石家莊市、保定市、邢臺市等地山區,眾多村民上山採伐做起崖柏生意。

  對大自然的毀滅打擊

  野生黑枸杞是草原防風固沙的重要植被。此次野生黑枸杞遭哄搶事件受害者之一、藏臻果野生黑枸杞生態旅遊保護基地的相關負責人對媒體記者説,群眾盲目搶摘黑枸杞事小,關鍵是對野生黑枸杞進行破壞性的挖掘採摘,會破壞水土平衡,導致沙化嚴重,這將是對美麗大自然的毀滅打擊。

  有媒體記者這樣描述格爾木草原黑枸杞被搶摘的場面:採摘者右手提著塑膠桶,左手提著一尺多長的鐵夾子,肆意踩踏草木,尋找黑枸杞。看到果實多的植株,他們就把塑膠桶放在下面,拿鐵夾子用力敲打植株,果實連同枝葉簌簌落在桶裏。半分鐘不到,一株黑枸杞變成光桿。

  被掠過的草場,黑枸杞枝葉零落,有的連枝折斷,遺落的果實迸出漿液,把草皮染成斑斑點點的紫黑色。草場到處是採摘者留下的塑膠瓶,白色塑膠袋挂在柳樹梢頭。

  因搶摘、盜採野生植物,繼而對自然生態造成毀滅性的打擊,這種惡果不僅出現在搶摘黑枸杞一事上。

  中國科學院專家對天山野生雪蓮的生存現狀進行科學考察後發出警示:如果像現在這樣,不加保護地瘋狂採挖天山野生雪蓮,不出20年,天山野生雪蓮就可能從地球上消失。

  在河北省,一些山區村民瘋狂採挖、加工、販賣。“一棵崖柏被挖掘後,其樹根處的局部山體將會出現至少五六平方米的大坑,山體環境遭到嚴重摧殘。”河北省林業廳相關負責人對媒體記者説。

  崖柏是森林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保護生態地理環境,尤其是保護石崖、石坡等生態脆弱地區具有重要作用。由於大肆採挖,在崖柏這一瀕危植物日益稀少的同時,太行山脈的山體環境正遭受嚴重摧殘,生態環境受到破壞。

  目前,採挖者已經很難挖到真正意義上的崖柏樹根,他們便挖掉活體的坡柏、地柏來充當崖柏兜售。“活體樹木被大肆採挖,帶來的結果就是多年之後,山石風化脫落,造成水土流失,産生山體滑坡,對山體的破壞難以想像。”河北省林業廳相關負責人説。

  利益是最大驅動力

  與哄搶、盜採野生植物類似,盜獵野生動物的事件也在不斷發生。

  在綿延湘鄂贛三省的幕阜山脈上,棲息著200多種野生動物。有不少當地群眾舉報稱:從獵殺到非法收購、運輸,再到餐桌,非法獵殺和販賣野生動物行為在該地區已經形成一條産業鏈。慘遭殺戮的野生動物不僅在當地被消費,還大量流向外地。

  當地一名餐飲店老闆不以為然地説:“又不是老虎豹子,怎麼不能吃?”當地不少人甚至認為,捕獵野生動物並不是違法行為,獵殺與買賣野生動物一直在公開進行。

  不難發現,這些不法行為都有一個共同出發點,那就是“利益”。

  河北易縣的“採挖大軍”從今年農曆正月初四就開始上山,邢臺縣4戶村民就有百餘個樹根待售,採挖的崖柏80%是濕樹根活體植株。

  “錢多啊,挖一個賣幾百元上千元,多的幾萬元。”媒體報道稱,一夜暴富讓大量村民鋌而走險。採挖者有的因盜採崖柏而發財,買了汽車、蓋了樓房,也有的在懸崖採挖過程中出了事,家破人亡。

  今年5月,江蘇省海安縣人民檢察院通過對近3年來受理的15件相關案件調查分析,發現引起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案件頻發的原因主要有三:

  因利益驅動致使鋌而走險。從海安縣檢察院辦理的15件破壞野生動物資源案件來看,行為人出賣的野生動物雖然不同,但其目的均是為了獲取利益。如出賣黃鼠狼皮毛,製成狼毫原料牟利;出賣蟾蜍皮張為制藥原料牟利;出賣麻雀為食材牟利等。為了多獲利,有些熟知所獵動物習性、捕獵技巧較高的狩獵人員在短時間內便能捕獵較大數量動物。在海安縣檢察院辦理的徐松林等5人非法狩獵一案中,5名嫌疑人一夜就捕獵麻雀900余只。

  因法律意識淡薄致使行為任性。破壞野生動物資源者文化程度均較低,僅從海安縣檢察院今年辦理的8件此類案件來看,在23名涉案人員中,初中文化以下人員佔95.7%,文化程度低導致多數行為人缺乏對野生動物資源保護及相關法律的正確認知,對破壞野生動物資源行為的危害認識不足,認為自己的行為對生態環境影響甚微,卻不知他們的亂捕濫獵是在自毀家園,更不知他們的行為已經構成犯罪。此外,非法狩獵案件團夥化、有組織的態勢也日趨明顯,大多表現為家庭成員共同作案、鄰里村民合夥作案、親朋好友結夥作案等共同犯罪形態。僅2014年以來,海安縣檢察院辦理的12件案件中,就有9件屬於共同犯罪。

  因市場交易走俏致使案件頻發。獵捕行為屢禁不絕,除了作案人員的原因外,消費市場的存在也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案件頻發。一些消費者對野生動物食材味道鮮美及進補觀念的過分推崇,既催生了野味餐館的興起,也加劇了野生動物交易市場的紅火。在一些地方,從獵殺野生動物到非法收購、運輸,再到餐桌,已經形成産、供、銷一條龍的地下産業鏈。如海安縣檢察院辦理的徐松林非法狩獵一案,徐松林等人兩夜張網就捕獵麻雀1400余只,全部賣給附近餐館,由此便可見一斑。

  保護範圍過窄處罰過輕

  與日趨多發的危害野生動植物行為相比,已實踐20多年的野生動物保護法顯得有些“落伍”,立法目的不明確、保護範圍過窄等缺陷越來越突出。

  “我國現行的野生動物保護法存在滯後性和局限性。”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環境資源法研究中心主任周珂説。

  野生動物保護法規定,所保護的野生動物,是指“珍貴、瀕危的陸生、水生野生動物和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經濟、科學研究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周珂認為,以“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為對象,保護範圍過窄,缺乏對普通動物保護的一般性規定,不利於維護生物多樣性和生態平衡。

  對野生植物的保護,同樣面臨這種狀況。

  崖柏便是如此。儘管十分寶貴,但崖柏並未被列入現行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植物名錄(第一批)》,僅僅在第二批討論稿中被推薦為國家一級重點保護野生植物。如果不屬於國家重點保護植物,那麼盜採行為就不能按照相關法律條文進行處罰。

  國際野生生物保護學會中國東北虎保護項目主管劉培琦説,從他多年的野生動物保護實踐來看,現行法律法規存在著對於盜獵的處罰標準太低的局限性,不足以達到震懾盜獵分子的目的。

  據介紹,我國《陸生野生動物保護實施條例》第三十五條規定,在非禁獵區、非禁獵期獵捕非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有獵物的處以相當於獵物價值5倍以下罰款;沒有獵獲物的,處一千元以下罰款。

  “這樣的處罰標準太低了,‘黑市’上一兩隻野生動物的價格就足以彌補罰款。”劉培琦説,據他了解,目前在東北“黑市”上,一隻狍子的價格為2000元至3000元人民幣,而一隻野豬的價格也在1500元至2000元——盜獵成本低而又獲利豐厚,兩相對比之下,利益的驅動足以使盜獵分子不斷挑戰現行的野生動物保護法規,不斷將黑手伸向野生動物。

  多管齊下遏制盜挖盜獵

  1973年3月3日,《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獲得通過,該公約在確保物種生存免受國際貿易威脅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2013年12月20日,第68屆聯合國大會決定3月3日為“世界野生動植物日”。

  在今年的“世界野生動植物日”,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發表致辭,敦促各方打擊並嚴肅對待危害野生動植物的犯罪。

  潘基文在致辭中説,非法販賣野生動植物已成為一種複雜的跨國犯罪。打擊此類犯罪不僅對保護動植物和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也將有助於在此類非法行為助長動亂的地區實現和平與安全。

  野生動植物産品被廣泛用作藥品、食品、建築材料、傢具、化粧品、服裝和服飾,嚴肅對待危害野生動植物的犯罪,需要包括此類産品的生産者和消費者在內的社會各界支援。同時,相關執法努力必須得到更廣泛的社會支援,所有國家的企業和公眾均可發揮重要作用。

  潘基文説:“我敦促所有消費者、供應商和各國政府,將危害野生動植物的犯罪視為對我們可持續未來的威脅。現在是嚴肅對待野生動植物犯罪的時候了。”

  對於危害野生動植物資源犯罪案件的查處,涉及多種渠道、多個部門的管理和執法。然而,執法主體多頭的聯合執法行動往往需多方配合,一旦缺乏有效溝通和協調機制,很容易造成低效、拖延等執法不力的情形。

  北京林業大學生態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楊朝霞建議,修改野生動物保護法,建立由各級政府牽頭,以林業部門為核心,以工商、交通、民航、海關、環保等部門共同參加的聯合執法機制。

  對於“執法無力”的尷尬局面,亟需多部門聯動執法,林業、公安、工商等相關部門各司其職,從採挖、盜獵、運輸、加工、銷售等各個環節入手,採取行政、經濟、法律、輿論等手段,強力打擊非法採挖、銷售等各種違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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