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9月29日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正式發佈針對劣跡藝人“封殺令”以來，未來將有近十部影視劇作品因受到主創人員吸毒、嫖娼等違法犯罪行為的影響而面臨流産風險。而投資這些影視劇作品的公司正在面臨尷尬：一方面，如果不採取任何措施，公司直接損失顯而易見；而如果公司通過重拍、刪戲的方式來自救，也會增加製作成本，面臨進一步虧損的風險。

　　影視公司刪戲、重拍忙自救

　　受主演柯震東吸毒新聞的影響，原定於10月9日的電影《捉妖記》新聞發佈會臨時取消，而由其主演的另一部影片《我的情敵是超人》也于近日低調撤檔。

　　由於今年以來被曝劣跡行為的藝人多為影視界一線明星，因此受牽連的影視劇數量之多令業界震驚。而受到波及的影視公司為了彌補損失，也紛紛通過刪戲甚至重拍的方式自救。以一度備受矚目的電影《小時代4》為例，在8月柯震東因吸毒被拘留後，出品方之一的華策影視曾明確表示沒有接到刪戲或換角的通知。而事發近一個月後，郭敬明則表示，將有可能刪減或全部刪除涉及演員柯震東的戲份。

　　即便如此，在從業者看來，刪減戲份之舉也只是徒勞。北區·夢工場戲劇影視工作室製片人韓涵強調：“由於大多數影視作品都是在拍攝過程當中、或者拍攝完成之後才得知藝人吸毒或嫖娼的，拍攝影視劇的錢已經投出去了，想挽回損失幾乎不可能。”幸福藍海影視文化集團行政管理部總監黃斌進一步表示，無論哪種補救措施，均需要視主創人員的項目參與程度而定。如果一部影片大部分的戲份都涉及劣跡藝人，那麼最終只能重拍，或將項目無限期擱置。

　　“以前是投資電影擔心票房不好不賺錢，現在終日提心吊膽，就怕明星出類似吸毒、嫖娼的負面新聞，這樣一來就是想收回投資成本都難了。”李碩認為，不光是出於對投資人負責，影視公司為了自己的利益不受損失，在選擇導演、編劇、演員時也不可以只從市場號召力、業務能力考慮，人品、口碑等方面也需要被納入評估範疇，“必要的時候甚至需要簽訂相關協議，一旦藝人因個人負面報道對作品造成影響，需由其進行相應賠償”。

　　製作公司自救難改虧損加劇局面

　　自3月18日歌手李代沫因吸毒被捕之後，國內演藝界在隨後不到半年的時間裏又經歷了數次震蕩，黃海波、房祖名、柯震東、王全安等明星因吸毒、嫖娼被依法拘留的負面消息頻出，使得業內外對於明星劣跡行為的關注度不斷升溫。

　　為抑制明星劣跡所造成不良社會影響，8月13日42家北京經紀機構、表演團體首次簽訂了《北京市演藝界禁毒承諾書》，承諾不錄用、不組織涉毒藝人參加演藝活動，凈化演藝界隊伍。隨後，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辦公廳于9月29日正式下發“封殺令”，明確指出由涉及吸毒、嫖娼等劣跡行為藝人參與製作的電影、電視節目、網路劇、微電影等均被要求暫停播出。

　　據北京商報記者不完全統計，短期內有近十部影視劇受到明星劣跡行為的影響，將面臨停播或終止上映。以電影《捉妖記》、《我的情敵是超人》、《小時代4》為例，受演員柯震東吸毒新聞的影響，3部影片最終的上映時間至今懸而未決。電影投資人李碩對北京商報記者直言：“這3部影片的製作成本超過億元，即便是投資公司立即採取補救措施，也將面臨著高達千萬元的損失。從總體上，受到明星劣跡影響的這近十部影視劇作品，對其幕後投資公司造成的經濟損失肯定會超過億元。”

　　管理辦法有待進一步細化

　　針對此次“封殺令”，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影視劇投資者告訴北京商報記者：“廣電總局這次管得很對。但是作為管理部門，更應從‘如何建立一個健康的行業環境’這一角度考慮問題，而不是一刀切的封殺。因為簡單的封殺，會使得最終受傷的是投資方和影視公司。”此外，他建議我國的演員協會發揮應有的責任，以嚴格的制度為行業人員畫出紅線；演藝圈從業人員做到“自律”，深刻認識到自身角色特點，發揮正面的輿論導向。

　　保利演藝經紀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陳科建議相關整治辦法的出臺應該更細化，例如設置一個時間節點，讓事發之前的影視劇目得以正常播出，而不是全部禁播。“畢竟作品是無辜的，演員出演影視劇也只是演戲，而不是表現其本色。”

　　據統計，今年上半年，北方警察共查獲吸毒人員3600余名，同比上升38%，創歷史新高。業內人士表示，隨著影視産業的快速發展，以及外來資本的快速加入，如今不僅製作公司的壓力與日俱增，從業藝人的日子其實也並不好過，為了緩解壓力，才走上吸毒犯罪的歧途。導演阿年告訴北京商報記者：“我作為第六代導演，與同為第六代導演的張元和王全安的感受比較相似。現如今的電影行業中，很多沒有專業導演學術背景、但自稱‘産品經理’的人所拍攝的‘粉絲電影’屢屢出現，從某種程度上説這給我們造成了很大的壓力。但是解壓的方法很多，我反對通過吸毒等違法行為解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