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王婭莉

　　作為環境與發展領域高端國際智庫的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以下簡稱國合會），從2007年開始就提出中國要對發展進行綠色轉型，並持續8年為推動綠色轉型提出政策建議。國合會2015年年會再次聚焦中國綠色發展，國合會中外委員、與會專家以“綠色轉型的國家治理能力”為主題，圍繞改革生態環保制度、提升綠色創新等問題展開深入研討和交流。

　　2015年是國際環境發展進程中值得稱讚和期待的一年。2015年也是中國環境進程中具有標誌性意義的一年。在剛剛閉幕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上，中國生態文明建設和綠色發展的頂層設計和路線圖正式出爐。可以期待，未來五年中國將進入全面深度的綠色轉型期。

　　特別是會上，中外專家在討論中對於綠色科技的作用都給予了充分的關注，建議大力提高綠色科技的創新和應用能力，大幅提高環境管理的資訊化能力。在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下制定國家綠色低碳發展創新行動計劃，提高綠色科技研發程度，提升技術創新對綠色增長的産業化支撐能力。

　　提升綠色轉型的治理能力需要制定2030年路線圖。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薛瀾建議，未來5年內通過立法創建綠色轉型的制度環境和激勵體系；10年內通過厘清與綠色轉型有關的政府機構的資源需求，配備與責任相匹配的資源；15年內通過示範、宣傳教育等措施引導全社會綠色價值理念的形成，最終大幅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學化和民主化能力、環境司法和行政執法能力、環境公眾參與能力、創新驅動能力等。公眾和社會組織推動綠色創新與參與環境保護的能力成為推進綠色轉型的關鍵一環。

　　在採訪中，中外專家結合本國公眾參與實例總結認為，可以通過完善法律明晰公眾的環境權利和義務，明確公眾參與各類環境保護事項的渠道和程式；完善政府與社會力量在環保領域合作的體制與機制，建立各級環保部門與從事環保工作的群團組織、社會組織、社會企業、合作社等的溝通協調機制、資訊共用機制、項目合作機制等。通過部門規章加大政府對環保社會組織的監管與支援力度，在資金、人才、資訊等方面給予扶持，並降低環保社會組織登記註冊的門檻。

　　與傳統的環境保護都是污染物末端治理的思路不同，國合會中外專家和委員在討論中認為，當前的環境保護亟待建立一套環境預防體系。這套體系包括劃定生態紅線、實施戰略環評、完善環境標準以及資源能源總量與強度雙控制度等措施。

　　中國目前面臨的風險態勢仍然處於較高的風險水準。雖然環境風險逐漸被納入國家層面的決策體系中，但仍處於初步階段，屬於“事件驅動”型的環境風險管理模式。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環境風險管理還存在較大差距。基於此，除了規劃等宏觀層面的變革外，國合會中外專家在討論中還提出在具體的實際操作層面也應該有諸多的改革。例如，構建基於風險的環境治理體系，制定分階段、分區、分類的環境風險管理目標與戰略，完善中國環境風險管理的支撐體系，建立環境風險交流和公眾參與體系。戰略和規劃環評是優化産業結構和佈局的重要手段。“十二五”時期，中國已相繼完成環渤海等五大區域戰略環評，以及西部大開發和中部地區發展戰略環評，開展了360多項規劃環評。

　　國合會中外委員認為，戰略和規劃環評工作對區域重大生産力佈局發揮著指導和規範作用。基於此，可以針對新型城鎮化、“一帶一路”、京津冀一體化、長江經濟帶等宏觀戰略開展近期、中期、遠期的環境風險評估，形成預防性環境風險策略，構建環境風險防範與消減路線圖。

　　如何通過市場手段推動綠色創新能力的提升？在討論中，瑞典隆德大學國際工業環境經濟研究所客座教授彼得·漢尼克認為，應提升市場推動綠色創新和內化環境外部性的能力。建立健全環境産權制度，改革重要資源性産品的價格機制，促進資源節約利用；制定財稅政策，將生産和消費領域所産生的環境成本顯性化。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創建有序競爭的綠色産業發展市場環境。通過優惠稅收政策，發展環保市場。推動政府綠色採購，鼓勵領先企業自願推行綠色供應鏈管理，帶動行業技術與管理升級；通過企業環境信用評價使企業資金成本與環境成本形成聯動，同時為企業實施綠色信貸提供基礎資訊。推動政府、企業和研究機構聯手建立綠色資源和技術共用網路。積極管理和大力支援政府及企業之外的第三方市場主體參與環境污染治理和生態保護，解決資金短缺並提高治理和保護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