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財經12月17日訊 (記者 拉雅) “新常態就是按經濟規律辦事。過去幾年我們的超高速增長是不符合經濟規律，也只能是暫時的現象，因為它帶來的損失是驚人的。”近日，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厲以寧在第十四屆中國經濟論壇、2015網易經濟學家年會，以及相關媒體的專訪中，多次集中地對中國經濟“新常態”的內涵外延、發展理念和發展方式轉變等作出新的獨家闡述。

　　新常態本質是按經濟規律辦事

　　“經濟的超高速增長是‘非常態'的，我們付出的代價也是驚人的，第一個代價是資源加快枯竭，第二是生態破壞，第三是産能過剩，第四是低效率。除此以外，還有最重要的一個弊病，就是錯失了結構調整的機會，錯過了技術創新的機會。這樣下去是難以為繼的。”

　　厲以寧指出，在新常態下即使經濟增長率下降到7%，甚至百分之六點幾，在全世界仍然是居於前列的，而結構合理了，則將大有利於今後的穩定增長。

　　為此，厲以寧強調中國經濟發展的衡量指標要做出調整。他認為，不要再給經濟增長率規定硬性指標了，而應採納軟指標。比如説，過去定下8%GDP增長目標，全國上下都為8%而奮鬥。發達國家是用軟指標的，軟指標是預測值。比如，經濟增長率預測為5%，但是過了一個季度、兩個季度以後，可能完不成，就調整預測，預測降為4.6%左右。實踐證明，採取軟指標有很多好處。硬指標則形成了給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的壓力，結果可能會弄虛作假，或者不顧成本拼命地增加産值。

　　中國經濟中有兩個指標比增長率更重要，一個指標是失業率，另一個指標是通貨膨脹率。這在世界上是通行的，任何一個國家都把這兩個指標放在重要位置。比如失業率可控制在4%～5%，超過5%，一定要採取措施。通貨膨脹率在3%～4%或者以下，社會可以承受，過了這個線也一定要想辦法。

　　四大理念誤區待轉變

　　厲以寧認為，在新常態下中國的發展理念也亟待轉變，他著重指出四種發展觀念誤區。

　　首先是對出口和進口的看法需要調整，不是出口越多越好。過去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為了賺取外匯的目的，出口越多越好。但出口和進口應該是基本平衡的，你老出口，別的國家怎麼辦？這種貿易關係不能長久維持。外匯儲備也不是越多越好，因為外匯儲備主要是要用得好，如果不會用，就會帶來很多問題，這是一個需要調整的觀念。

　　高就業未必和高投資有因果關係。這是過去長期的觀念，覺得高就業就必須有高投資，高投資，然後才能從裏出現就業的新崗位。厲以寧説，“這些看法漸漸不靈了，我在外面調查，很多廠現在正忙於投資，我問他們會增加多少人？他們説一個人都不加，還要裁員。這是怎麼回事？因為用機器人，用新技術，還有我們重産品的品質，也重人才的品質，人才品質這一方面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現有勞動力如果在技術創新以後、工廠設備跟進以後，還要再學習，如果他年紀大了就退了，因為他不適應新技術條件下的經濟增長。所以，高投資未必高增長，這是第二個應該轉變的觀念。

　　高利率未必能夠抑制通貨膨脹。高利率抑制通貨膨脹是有前提的，假定通貨膨脹是需求拉動的通貨膨脹，這時候高利率有用，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需求帶動的通貨膨脹會有，但成本推進的通貨膨脹一樣存在，假定是要素成本上升，假定供給不足，短缺部門沒能跟上去，這種情況下高利率有什麼用？高利率反而造成了企業的困難，而通貨膨脹如果在成本推進的條件下，結構失衡的條件下發生，那唯一的辦法是要降低利率，降低利率但要引導性的讓供給短缺的部門轉移，讓它把結構調整搞得更好，這一點也是未來經濟觀念裏一個新的觀點。

　　最後，中國經濟需要“三種調節”。市場調節是第一種調節，非常重要，而且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政府調節是第二種調整，靠的是法律法規政策，而且政府調節是起著引領的作用，起著規劃的作用。道德力量調節是第三種調節，道是有形又無形，因為它是靠自律，靠文化建設，靠鄉規民約來實現的。自律是一種無形調節，如果是文化建設，企業文化建設，社區文化建設，校園文化建設等等，這都是有形的，而第三種靠的是自律和文化調節以外的鄉規民約，鄉規民約既是有形又是無形，口頭上存在，也可能寫成了文字。總之，有了道德力量調節，我們的兩個底線就出現了，一個是法律底線，大家在依法治國的學習過程中都了解到了，但另一個底線就是道德底線，人不能違背法律底線，也不能違背道德底線，所以在今後的經濟發展理念中，應該把這點看得更重要。

　　四項改革要進行到底

　　中國要完成中高速增長率的常態，除了要改進彈性指標還要改革配套。當前這麼多的改革當中，厲以寧認為最重要的是以下四項改革。

　　第一，建立完善法人治理結構的市場主體。國有企業有兩個層次的改革，一是高層次的改革是資本資産機制的改革，資本如何發揮更大的作用，國家應該管資本，把資本用活，二是國有企業的改革，國有企業的改革必須分門類、分行業，有些行業公益性的，有些行業是國家特別重要的，不可或缺的，還有一些競爭性的行業，所有行業共同的目的就是把企業搞活。第二，收入分配的協調，這個主要在初次分配。初次分配最大的問題就是農民沒有産權，農民在土地上應該確權。收入分配的協調必須讓勞工市場有完善的議價機制，工資水準怎麼定，得有一個合理的議價機制。應該按照國外的經驗，工會參與，工會參與到議價當中，這樣初次分配就可以得到一個合理的解決。

　　第三，農牧民農産品出售和收購方議價不均等，或者一些買主和採購方説了算。第四，改革教育體制，教育資源的分配應該是均衡的，教師現在城鄉不均衡，這樣下去中國垂直流動的渠道越來越窄，農民工的兒子還是農民工。(中國網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