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路”重建與文化重建

　　僅僅靠經濟的力量不足以長期、穩定的維持一個跨越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帶，今天應該回到中國，通過文化的自覺，重新思考中國的國際秩序觀

　　再平衡：中國的世界格局之演變

　　回顧一下中國的世界格局演變之歷史，從中理解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興起的背景對於中國的歷史意義，會有益於理解這樣一個問題：今天中國要重建陸上、海上絲綢之路，需要做一些什麼。

　　眾所週知，華夏文明與政治共同體是誕生於黃河中游，黃河中游的地理位置非常特別，這裡適合於人類居住，但與大草原相毗連。所以，中國從誕生開始，就與西方、北方的遊牧民族展開持續而艱苦的爭奪。而且總體可以説，華夏文明自始就基本上處於被動應對的姿態。不過，中國的文明程度較高，因而，恰恰也是在這樣被動的應對過程中，中國文明反而向外輻射，打通了絲綢之路——這樣的歷史過程非常有趣。絲綢之路並不是中國人主動征服西方而開通的，而是在應付匈奴騷擾的過程中，為了防禦，不得不向西方拓展而形成的。

　　西漢時期絲綢之路的打通，具有非常重大的世界歷史意義，因為這是第一次實現歐亞大陸的一體化，讓歐亞大陸成為世界的中心。在這樣的格局中，應該説中國、中亞、西亞、歐洲各在此路的不同節點上，發揮區域中心的作用。整個世界基本上呈現為“多中心秩序”。這是第一個歷史階段中國的世界格局。

　　第二個歷史階段從唐代開始，在宋代以後基本定型。在這個階段，中國的世界格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個變化發生的主要原因是，中國文明的重心發生了一次根本的轉移：從北方轉移到了東南沿海地區。由此，中國政治與文明共同體的性質發生了一次巨大變化：從一個大體上內陸型的國家，轉變成了陸、海複合型的國家，海洋對於中國而言給予了非常重要的意義。

　　我用下面的詞來描述這個時代的中國：中國的當機在北方，來自大草原；而中國的生機在東南，在海洋上。也就是因為這樣的轉變，中國人才打開了海上絲綢之路，海洋貿易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量。宋以後中國的經濟，最重要的驅動力量就是海洋貿易，從明朝、清朝時期中國經濟增長的數據，尤其是人口增長的數據，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海洋對於中國文明的重大作用。

　　不過，可能也恰恰是這樣的一個複合型結構，導致中國陷入到一個力量分散的陷阱中，中國因此而兩度被北方民族征服，蒙元和滿清，以前沒有出現過這樣的情形。由此可以看出，中國還沒有適應對陸、海複合的生存環境，還不清楚如何在如此複雜的結構中，凝聚國家的力量。

　　中國的世界格局第三個階段應該就是過去的四、五百年，這是西方興起的時期，西方帶來了一個以海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

　　在這個時代，中國可謂悲喜交加。喜的是，中國解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那就是中國北方、西方的威脅，而這個威脅伴隨了中國四千多年，滿清從被動入住中原，一方面全盤接受儒家，從而完成中國化；另一方面，又運用其高超的政治智慧，基本上解決了北方、西方的邊疆問題。這是一件大事。今天，我們就繼承了這樣一個相對安全的邊疆秩序。

　　不過，在這個時代，海洋中心的世界秩序興起。在這個秩序興起之初，中國曾沿著海上絲綢之路的邏輯，主動捲入，且受益匪淺。但這個海上貿易路線的西方一端，已經不在阿拉伯世界，而在大西洋，它的力量更為強大。而中國畢竟是一個海陸複合型國家，因為北方、西方草原完全納入中國，這個特點更明顯了。因此，中國不可能完全以海洋國家的身份，徹底捲入這個秩序中，而這秩序的力量就在海洋。結果，在這個西方所主導的海洋中心的世界秩序中，中國被邊緣化。

　　中國曾經被打敗，於是，中國開始了痛苦的轉型。這就是過去100多年中我們所看到的中國歷史：中國一直在向西方學習、向海洋開放。中國的視野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應該説，百年過去，中國的學習成績還不錯。中國進入到這樣的一個世界體系中努力學習，經歷了複雜的變化之後，中國再度成為世界工廠。在“絲綢之路”時代，在海上“絲綢之路”繁榮的時代，中國都是世界工廠，所以中國才有資格作為構建絲綢之路的構建者。這一次也一樣，中國成為世界工廠，我們有能力重新提出兩個絲綢之路重建的問題。這是中國力量覺醒的標誌。經過100年學習之後，我們慢慢的意識到了，自己不僅僅是學生，中國也可以成為世界上一個更為主動的主體性力量。

　　不過，這一次，中國同時提出了“一帶一路”，這一點具有重大意義。在這兩者之中，我認為，陸上絲綢之路的意義更為重大，它牽涉世界格局的一次微妙而意義重大的調整。如果陸上“絲綢之路”能夠有效地構建出來，中國的世界格局將會發生一次非常重大的變化：中國將從一個被動的海洋性的共同體，再度的回到陸海複合型的複合體。

　　美國正在東亞“再平衡”，中國似乎也在經歷一次再平衡。此前一百年多年，中國被迫進入海洋中心的世界秩序，但在這樣的世界秩序中，中國很難得到公平對待，因為，中國本來就不是荷蘭、西班牙、英國、美國那樣的海洋國家。中國是海陸複合型國家，中國有龐大的腹地，單純面向海洋，必將撕裂中國。因此，當中國在現代世界秩序中獲得自生能力之後，就不能按照自己內在生命的機理，重新關注自己的內陸。中國提出西部大開發綱領、積極參與上合組織建設，就是由中國這個共同體的基本性質所決定的。中國當然不會抽離海洋，畢竟，近一千年來，這是中國的生機所在。但中國將會更為平衡地站在海洋、陸地之間。

　　而中國的這一姿態調整，將對世界格局産生重大影響。海洋世界興起之後，歐亞大陸衰落了，甚至變成了這個世界的問題。比如，曾經的文明中心，阿拉伯世界、中亞，都成為問題。甚至於歐亞大陸另一端的德國，都成為問題國家。中國的再平衡，同時面向海洋和大陸，則可能讓歐亞大陸可能再度成為世界的中心，最起碼，可以平衡海洋世界與大陸世界，可以讓資源和權力在整個世界更為均衡地分配，歐亞大陸恢復秩序，重建文明，讓整個世界更為公平和安寧。

　　中國的國際秩序觀重建

　　由此提出一個問題，這樣的戰略能不能有效的實施？“一帶一路”能不能被有效的構建出來？中國能不能以一個比較健全的方式完成這麼偉大的事業？

　　此時應再回顧一下，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是在什麼樣的時代，借助什麼樣的力量被構建出來的。陸上“絲綢之路”是漢代建立起來的，海上“絲綢之路”穩定建立是在宋代，而漢、這兩個時代是中國文化的兩個巔峰。這兩個事實之間是有緊密關係的，直白地説，就是因果關係。沒有文化的繁榮，就不可能有“絲綢之路”的建立。因為，“絲綢之路”絕不僅僅是貨物貿易之路，更是文明交流之路。中國站在一段，有能力向外輸出文明，這些文明對外人有強大吸引力。文明的本源就是文化，有文化，才有能力建立絲綢之路。

　　同時，這兩次絲綢之路的建立和維護，都非常充分的體現了“中國價值”，“中國價值”內涵很多，具體而言，絲綢之路的建立、尤其是維護中，中國的世界秩序觀發揮了積極作用。在構建“一帶一路”的過程中，中國的精英，也即儒家士大夫，自覺而明確的運用中國價值。簡單地説，中國人在建立和維護兩個“絲綢之路”的過程中，都能採取一種比較文明的態度，“和而不同”，這是中國人處理與異邦關係的基本原則。因為中國不是一神教國家，所以，中國人重視的是和，而不追求同。這樣，中國人就具有足夠的包容性，並不要求其他人在價值觀與自己完全相同。這樣，中國人容易被他國接受，中國人的活動也就能夠具有道德的正當性。這或許也是“絲綢之路”能夠長期的維持，尤其是海上“絲綢之路”能夠維持的根本性的原因。

　　今天要重建這兩條絲綢之路，我們需要面對的一個嚴峻問題是：我們有文化嗎？我們有沒有足夠的文化？

　　當然，今日中國，有足夠巨大的經濟力量。但是，僅靠經濟的力量，靠物質的力量，不足以長期穩定地維持一個跨越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帶，或者説，不足以在這些國家和地區之間維持一種秩序。

　　因此我認為，重建兩個“絲綢之路”基礎性的工作是重建我們的文化。我們有文化，世界工廠就獲得了豐厚的文化支撐。沒有文化支撐，世界工廠的地位可能動搖。

　　還有一點，通過重建這樣的文化，通過這樣一次文化的自覺，形成一種新的國際秩序觀。過去100年中，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基本上都是學習西方人，而西方現代以來的國際秩序觀，就是強權政治邏輯，現代世界體系就是按照強權政治的邏輯建立，而這不是中國式的。我們今天應該回到中國，基於文化的自覺重新思考中國的國際秩序觀。

　　我欣慰的是，習近平主席已經非常明確地提出了這樣的方向，基於這一點，我對於重建“絲路”，還是保持謹慎的樂觀。但這個樂觀的前提是，我們的思想界、學術界，有沒有足夠的文化自覺，是不是有足夠的意願和能力，體認中國價值，並以重塑我們的國際秩序觀。

　　為此，我們必須研究認真地對待中國經典，認真地對待中國歷史。有人説，今天，我們提出“一帶一路”，絕不是回到古代，而必須要創造。確實，我們今天不能回到古代，我們也必須創造性地回應我們時代的問題。但是，既然我們重提“絲綢之路”，那就説明，“絲綢之路”是一項偉大的創造，其中蘊含著高明的原則，我們就應當以謙卑的心態，認真地研究我們的祖先是如何開通、如何維護“絲綢之路”的。事實上，關於“絲綢之路”，我們聽到了太多扭曲的説法。如果我們根本不明白我們祖先的智慧，我們就沒有資格、也沒有能力創造。唯有當我們理解了兩千多年的中國人開通“絲綢之路”的智慧，理解了一千多年前中國開通和維護海上“絲綢之路”的智慧，我們才有可能重建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稠之路”。

　　“一帶一路”有可能帶來世界秩序的再平衡，而這需要新理念。這樣的新理念，蘊含在中國歷史中。認真對待我們的歷史，重建我們的文化，我們才有可能給這個世界帶來知識和秩序的增量。

　　(文/北京航空航太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秋風；《中國投資》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