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國經濟正處於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的換檔期，根據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估計，我國經濟增長的潛力已經從之前的10%下降到當前的7%~8%。現在面對的一個重大挑戰是如何保持高品質的中高速增長，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過去三十幾年，我國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但改革不徹底特別是要素市場扭曲等問題也引發了消費不足、分配不公和環境污染等結構性矛盾。同時，隨著成本的快速上升，過去依靠低成本、高投入的增長模式已經難以為繼。因此，現在有兩個結構性難題，一是如何實現再平衡，二是如何推進産業升級。如果按照傳統的看法，前一個是改革問題，後一個是發展問題。

　　“區間調控”與“定向調控”

　　“區間調控”與“定向調控”應該是最近我國政府為了實現可持續增長所做的宏觀政策創新。兩者實為一體，前者關注增長總量，後者聚焦經濟結構，但它們是同一組財政或貨幣政策工具的不同功能。這個政策創新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問題導向，試圖解決當前經濟中結構失衡和産業升級的問題，在考慮策略時長、短期結合，不但關心週期性問題，也關心結構性問題。而大蕭條之後根據工業化國家的經濟實踐發展起來的宏觀經濟學，無法有效解決經濟快速發展期的一些結構性問題。

　　新的宏觀調控框架的核心任務是“穩增速、補短板、促升級”。“穩增速”是盡可能讓增長速度穩定在一個適當區間，支援社會穩定，控制金融風險，同時也為改革創造有利的環境。“補短板”是儘快地消除經濟結構中的一些薄弱環節以及瓶頸領域，其中包括通過增加民生開支或支援中小企業發展等手段實現經濟結構的再平衡。“促升級”則是淘汰落後産業和過剩産能、支援新興産業發展，爭取較快的生産率增長速度。無疑，這3大任務的最終目的就是要保證我國經濟實現高品質的中高速增長。

　　“區間調控”是總量政策，其目的是把增長速度穩定在一個合理的區間。“區間調控”的理論依據是揭示失業與通脹之間權衡關係的菲利普斯曲線，即追求低失業率有可能引發高通脹，而追求低通脹則可能出現高失業率。這個思路也跟奧昆定理有關，即經濟增長能夠減少失業。合理區間的條件是上限不引發高通脹，下限不引發高失業。“區間調控”的做法與傳統的政策框架類似，即通過調整財政與貨幣政策工具影響經濟增長速度，不同之處在於把傳統的點目標變成了區間目標。“區間調控”為政策選擇提供了一定的靈活性，對處於增速換檔期的經濟十分重要，最終還是要讓增速逐步穩定到增長潛力的附近。

　　“定向調控”是結構政策，其目的是消除經濟結構失衡並支援産業升級。李克強總理曾經指出，“定向調控”是“區間調控”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對“區間調控”的深化。經濟學文獻曾經討論宏觀經濟政策的結構性後果，比如以投資為主要表現形式的貨幣政策擴張容易導致産能過剩問題，而通過貿易赤字實現的財政政策擴張則可能形成國際收支風險。但傳統的宏觀經濟學沒有主動地進行“定向調控”的思想，不過發展經濟學與轉型經濟學都關注經濟結構的問題，比如産業政策理論所探討的就是如何以經濟政策工具推動新興産業的發展。

　　“定向調控”的實質就是把轉型政策與産業政策的理唸有機地嫁接到宏觀經濟政策體系當中。比如宏觀政策需要擴張或者緊縮，決策者可以在設計具體的措施時考慮結構調整與産業升級的需要。一是消除失衡、補短板和克服瓶頸，比如把宏觀政策的著力點放在增加民生開支、增加公共産品的供給以及改善中小企業的融資服務等。二是提質增效、促進産業升級，比如通過稅收、補貼、投資、利率、信貸等手段鼓勵、支援新興産業的發展，特別是機械裝備製造業、電子商務、清潔能源等産業的發展，形成新的區域經濟增長點。

　　以“區間調控”和“定向調控”為核心的宏觀經濟政策框架是一個重要的政策創新。如果能在實踐中被證明行之有效，這個新框架也許對新興市場經濟具有普遍意義。不過實現高品質的中高速增長需要一個綜合的政策體系，不是宏觀調控獨立可以完成的。這個綜合體系應該包括宏觀政策、改革政策、産業政策甚至區域政策。比如我國的經濟結構失衡主要是制度扭曲特別是金融抑制政策造成的，消除結構失衡也需要大力推進金融改革。同樣，發展新興産業也需要一系列的政策如支援基礎研究、應用開發等。

　　防範新瓶裝老酒

　　這個新的宏觀調控框架是否真正有效，還需要經過時間檢驗。今年年初以來的經濟發展態勢提供了一些正面的證據，比如在第二季度GDP增速已經扭轉下行趨勢，開始微弱回升；再比如經濟結構也出現了積極的變化，第三産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已經超過第二産業，等等。而政府也竭力避免再次重蹈“4萬億刺激政策”的覆轍，無論是運用貨幣手段還是實施財政政策，政府都保持了謹慎的態度，李克強總理一再明確表示，目前既無必要、也無可能再度採取大規模的刺激政策保增長。

　　不過新的宏觀調控框架的制定與落實卻遠非那麼簡單。第一，雖然説是“區間調控”，但實際政策目標似乎還是沒有什麼區間。政府確定的GDP增長目標為7.5%左右，這與過往的點目標8%相比自然已經有較大進步，但“左右”這個區間最後卻被劃定在7.2%以上，區間的意義並不大。第一季度GDP增長7.4%，各級政府緊張得不得了，想各種辦法出臺“微刺激”措施。姑且不討論這些做法的動機與效果，客觀的事實是區間太窄，經濟政策並沒有獲得預想中的靈活性。

　　第二，如果增長目標定得過高，“微刺激”很容易轉化為“強刺激”。現在的政策語言擯棄了“保增長”的説法，改為“穩增長”，這是理念上的一個巨大進步。穩增長是正常的宏觀經濟政策，緩解經濟週期的衝擊，這個政策的具體表現就是增長速度太慢時往上托一托，增長速度太快時往下壓一壓。但我們現在的客觀事實是政府一直在往上托增長速度，有時候大托，有時候小托。這就提出一個問題：目前的GDP增長目標是不是定得太高，遠遠超過了增長潛力？比如説，今年年初以來，政府採取了一些“定向寬鬆”政策，第二季度經濟增長已經得到穩定，但下行壓力依然存在，是否意味著未來幾個季度政府還要托增長？

　　最後，“定向調控”選擇不當的話不但會影響政策效果還可能導致腐敗等問題。“定向調控”的前提是政府清楚地知道往哪兒使力、怎樣使力，但政府組織經濟活動的效率是有限的，不然我們也不會在搞了二十幾年的計劃經濟之後回過頭來走市場化改革的道路。過去三十幾年，政府調結構的成效並不好，今天凡是産能過剩嚴重的産業往往都是政府介入比較多的行業。“補短板”補過頭的現象也很常見。不少從事創新的企業家認為他們最需要的政策支援不是補貼而是公平的競爭環境。與此同時，雖然現在以“滴灌”替代“放閘”，如果土層下面可以相互滲透，“滴灌”的效果也不宜誇大。這些都意味著實施“定向調控”，無論是選擇方向還是決定力度，都需十分謹慎。(作者：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 《中國投資》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