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公巷窯址為北宋官窯之商榷

宋代官窯制度的考辨，向來是中國陶瓷史研究中的核心議題，其關鍵在於對“官窯”本質的界定——傳統學術語境下，真正的官窯應具備“皇家直屬、全程管控、專燒御用”的核心特徵，且需有明確的文獻記載與考古實證相互印證。汝州張公巷窯址自2000年被發現以來，因其出土器物的高等級特徵，被部分學者推定為北宋官窯的核心候選窯址，甚至被認為填補了汴京官窯湮沒後的考古空白。然而，結合地層年代、工藝譜係、文獻記載及款識證據等多重維度綜合考察，這一論斷仍存在諸多值得商榷之處，筆者認為其窯址屬性更應置於汝窯係的發展脈絡中重新審視。

首先，張公巷窯址的地理位置，為其工藝溯源提供了重要線索。該窯址地處河南省汝州市境內，與寶豐清涼寺汝窯核心窯址同屬北宋汝州管轄範圍，地域相鄰且處於同一陶瓷産業圈之內。從考古發現來看，張公巷窯出土器物的核心工藝與清涼寺汝窯存在顯著的傳承關係：二者均採用匣缽外壁涂耐火泥的特殊工藝，以保證燒造過程中的溫度穩定性；支燒方式同為裹足支燒，支釘痕均呈現外小內大的規整形態，僅張公巷窯的支釘更為細小如小米粒狀，體現出工藝上的精細化發展而非突破性革新；胎土原料均取自汝州本地高嶺土與瓷石的混合礦料，胎質均以細膩堅實為主要特徵，僅張公巷窯胎色偏灰白，與清涼寺汝窯的“香灰胎”形成細微差異，這一區別更多源於胎土配方的局部調整而非原料體系的根本改變。這種工藝上的高度關聯性，表明張公巷窯與清涼寺汝窯同屬汝窯係範疇，是汝窯係內部高端化發展的産物，而非獨立於汝窯體系之外的北宋官窯新窯口。

其次，從器物特徵與生産模式來看，張公巷窯雖呈現出宮廷用瓷的高等級屬性，卻缺乏北宋官窯應有的本質特徵。張公巷窯出土器物以青釉為主，釉色涵蓋青綠、淡青、青灰等，釉面玻璃質感較強，與清涼寺汝窯溫潤含蓄的天青釉形成風格差異，但均屬於青瓷體系的審美範疇，並未出現汴京官窯文獻記載中“金絲鐵線”“紫口鐵足”的典型特徵。其器形雖有花口折腹盤、橢圓形洗等清涼寺汝窯未見的樣式，但整體仍以宮廷陳設器與日用器為主，部分倣青銅禮器的造型也與汝窯係的宮廷用瓷傳統一脈相承，並未形成獨立的官窯器形體系。在生産管理方面，張公巷窯確實存在次品打碎後集中埋藏的現象，這與南宋官窯的生産規制相似，體現出不計成本的高端生産特徵，但這種特徵並非官窯獨有——清涼寺汝窯燒造貢瓷時亦採用類似的次品處理方式，表明這是宮廷用瓷生産的共性要求，而非官窯專屬的管理標識。更關鍵的是，張公巷窯址至今未發現任何帶有“官窯”字樣的款識銘記，也無文獻明確記載其為北宋朝廷“自置窯燒造”，所謂“官窯”屬性缺乏直接的文字佐證。

關於張公巷窯的年代爭議，進一步動搖了其作為北宋官窯的立論基礎。2004年鄭州召開的相關考古研討會上，多數專家曾傾向於將其定為北宋官窯，但隨著研究的深入，這一觀點遭到諸多質疑。秦大樹根據地層疊壓關係指出，將張公巷窯早期地層定為北宋末年的依據極為薄弱，推測其應為金元時期生産禮制性器物的官府窯場；唐俊傑依據T4探方第⑤層出土的“正隆元寶”銅錢，將窯址年代限定在金貞元元年至正隆六年之間，認為其是金代營建開封城時設立的燒造窯場；王光堯則通過工藝對比研究，提出張公巷窯可能是金代晚期受南宋官窯技術影響而建立的官府窯場。這些爭議表明，張公巷窯的年代並非定論，其是否屬於北宋時期尚需更多地層學與年代學證據支撐，而將一個年代存疑的窯址直接認定為北宋官窯，顯然缺乏嚴謹的學術基礎。

再從陶瓷體系分類來看，張公巷窯更符合汝窯係高端官用瓷窯場的定位，而非北宋官窯。北宋陶瓷史上，“官窯”與“貢窯”“御用工場”有著本質區別：官窯是皇家直接設立、全程管控的窯場，如文獻記載的汴京官窯；而貢窯則是接受朝廷訂單、燒造貢瓷的民間或地方官府窯場，清涼寺汝窯即屬此類。張公巷窯與清涼寺汝窯的核心共性，在於二者均以燒造宮廷用瓷為主要功能，但均未體現出皇家直屬管控的官窯特徵。汝窯係作為北宋時期影響廣泛的青瓷窯係，其燒造範圍覆蓋汝州及周邊地區，形成了“二十里煙火不斷”的産業規模，其中既包含清涼寺、張公巷這類燒造高端官用瓷的核心窯口，也分佈著大量生産民用青瓷的普通窯場。張公巷窯的工藝精細化、器形高端化，本質上是汝窯係內部為滿足宮廷需求而進行的技術升級，其産品與清涼寺汝窯貢瓷的差異，是同一窯係內不同窯口的風格分化，而非官窯與貢窯的本質區別。

綜上，張公巷窯址作為汝窯係的高等級窯場，其燒造的高端青瓷確實具備宮廷用瓷的品質與特徵，在工藝傳承上與清涼寺汝窯一脈相承，在生産管理上體現出官府窯場的精細化特徵。但縱觀其地理位置、工藝譜係、年代爭議與文獻佐證等多重維度，將其認定為北宋官窯的論據均存在明顯短板：地域上隸屬於汝窯係核心産區，工藝上延續汝窯技術傳統，年代上缺乏北宋時期的鐵證，文獻與款識上無“官窯”屬性的直接依據。因此，筆者認為張公巷窯址並非北宋官窯，而應是汝窯係中專門燒造高端官用瓷的重要窯口，其歷史價值在於展現了汝窯係從貢瓷到高端官用瓷的技術演進與風格分化，而非填補北宋官窯的考古空白。這一結論既符合傳統學術對“官窯”的嚴格界定，也與考古發現的實際情況高度契合，更為清晰地厘清了北宋陶瓷體系中官窯、貢窯與窯係之間的複雜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