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傳播要找好“最大公約數”

【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

作者：孫德宏 王杉（南開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南開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助理研究員）

編者按

中華文化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向世界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需要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提升中華文化在世界上的影響力。當前，中華文化在走出去的道路上還面臨許多新問題與新挑戰，需要在理論和實踐層面不斷探索嘗試。即日起，本版推出“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欄目，反映業界的好經驗、好做法以及專家學者們的良謀善策、真知灼見。

文化國際傳播是個重要的學術問題，更是個迫切的現實問題——“傳而不通”“各説各話”，甚至“自娛自樂”之類的情況，還不同程度地存在著——這些傳播效果不佳的難題該如何解決？

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需要著力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促進文明交流互鑒，這為國際傳播研究與實踐提出了新的課題：怎樣的國際傳播才能促進文明交流互鑒？

國際傳播效果如何要看受眾接受效果如何

在長期的國際文化交流中，我國的古典小説《紅樓夢》、民族歌曲《好一朵茉莉花》等作品，受到了廣泛認同和接受。其中，《好一朵茉莉花》因“旋律優美，東方韻味濃郁”而深受西方人的喜愛，成為國際上知名度最高、傳唱度最廣的中國歌曲之一。還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理念的國際傳播，被認為是道德金律而受到普遍認可，這8個大字至今還被鐫刻在聯合國總部大廳。

這些已經取得較好傳播效果的國際傳播案例表明，成功的傳播，都是由傳播者和接受者共同完成的。國際傳播的效果如何，要看域外受眾的接受效果如何，也可以説要看受眾接受度如何。心理學認為，“接受”主要是指因喜愛而接納外界人和事物的一種行為心理，其核心是對價值、理念、文化、審美等的認同。所以，好的接受效果取決於傳受雙方較大程度的認同。

以《紅樓夢》為例——在其早期域外傳播中，有兩個特點值得關注：一是最初西方人選擇翻譯《紅樓夢》中很小的段落，用來做學習中文的語言課本；二是後來一百多年的節譯本選擇的幾乎全是《紅樓夢》中的愛情段落。前者説明，文化的國際傳播開始多是緣于接受者的“直接實用”；後者説明，愛情等生命故事是人們的“共同話題”。“實用”與“共同”，是文化國際傳播中接受方認同的必然表現。

後來，多種語言的全譯本《紅樓夢》陸續出現，其中以楊憲益、戴乃迭夫婦和霍克斯、閔福德翁婿的英譯本最為著名。楊譯本是國內公認的“極佳”的譯本，但它與霍譯本在英語世界的接受情況差距明顯：包括購書網站的讀者留言、大學教材引用、圖書館館藏在內的諸多具體數據表明，英語受眾對楊譯本的接受程度，明顯低於霍譯本……認真研究其原因，對我們理解“認同”“受眾接受度”在文化國際傳播中的作用會有很大啟示。比如，《紅樓夢》的“樓”的翻譯，是接近“高樓大廈”意義的“樓”（Mansions），還是接近“少女閨房”的“樓”（Chamber）？不同的選擇隱喻著《紅樓夢》不同的思想主旨。結果，楊譯本書名選擇了前者，霍譯本書名為避免直譯導致誤讀，而翻譯為《The Story of the Stone》（《石頭記》）；再比如兩譯著對《紅樓夢》中“紅”的處理，楊譯本基本以“Red”（紅）直譯，而霍譯本多以“Green”（綠）意譯，因為英語的“紅”遠沒有中文的“紅”那麼多的引申意義。中文的“紅”是一種象徵，它有時代表春天，有時代表青春，有時代表好運或繁榮；而在英文中，“紅”除了代表青年們玫瑰色的臉和朱紅色的嘴唇以外，沒有那麼多的含義。所以，為了方便英語受眾接受，中文的“紅”，在霍譯本裏被翻譯成了具有相近含義的“綠”。這涉及不同文化習慣所帶來的異域受眾的接受習慣與認同……進一步説，它們都涉及了數百年來我國文化國際傳播中所面臨的異質性差異（文化傳統等）難題。

《紅樓夢》域外傳播的幾個現象説明，在域外受眾千差萬別的“接受偏好”中取其“最大公約數”的做法，就可能較大程度地實現傳受雙方的“認同”，就可能達到較好的接受效果。

以共情方式講好中國故事，推動交流互鑒

三年前“雲南大象北遷”的新聞傳播，為我們詮釋了如何以共情方式講好中國故事，推動交流互鑒。2021年5月末，15頭來自雲南西雙版納的大象一路“悠閒北遷”。這群憨態可掬的大象在全球“圈粉”無數，國內媒體與西方媒體不約而同地追蹤報道，上演了一幕近乎“全球直播”的既可愛又具有驚奇感的“連續劇”——這群大象一路“北遊”，一路“逛吃”。所到之處，人們為它們準備了充足的食物，一路投喂。相關各地還疏散了沿途民眾，封閉了相關街區，為大象讓路……這個報道引起了域外受眾的廣泛關注，收穫了一片讚揚。從傳播學角度説，這無疑是一次“自主傳播”與“他者傳播”同頻共振的成功的國際傳播；從傳播效果講，域外受眾對我國保護生態文明的努力和表現讚賞有加。

一場偶發的自然事件，何以成了一個國際傳播的成功案例？分析上述情況，我們不難得出這樣兩點結論：一是因為當今世界，人們對保護生態文明這個“理念”有著廣泛的認同；二是因為它以“共情”的方式，講了一個所有人共同感興趣的“故事”，通過傳受雙方的情感共鳴實現了認同與互鑒。

從《紅樓夢》與“雲南大象北遷”的國際傳播看，它們都很好地把握了以共情方式講好中國故事，推動交流互鑒的要求，把傳播文本內容的“共同性”與形式的“共通性”做了有機的結合，所以才有了良好的傳播效果。

至此，我們可以認為，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促進文明交流互鑒的基本邏輯是：以思想價值的“共同性”和審美價值的“共通性”為依據，從“人”出發，以“共情”的方式“講好故事”“傳遞理念”，進而達到促進不同文明交流互鑒的目的。

文明因多樣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鑒，因互鑒而融合，因融合而發展。在萬物互聯的當下，文化國際傳播要達到較好的傳播效果，就要改變我們以往比較習慣的“我説你聽”“我傳你受”的傳播方式。同時，雖然當今世界傳播技術、手段日新月異，但媒介形式的再大進步也不能改變文化傳播的目的和規律——成功的文化國際傳播必須堅持“內容為王”，摒棄“技術為王”“流量為王”“演算法為王”等模糊認識和做法，充分關注“人類的共同性”和“審美的共通性”，努力尋找並把握傳受雙方價值、理念、文化、審美等方面的“最大公約數”，進而最大程度地促進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鑒。

《光明日報》（2024年06月26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