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國祥：紅山文化如何形成中華民族共同文化基因？

“中國境內名山眾多，如果説有哪一座山承載了中華五千多年文明源頭的歷史，唯有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的紅山。”

在紅山文化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劉國祥看來，史前先民創造出燦爛輝煌的以紅山命名的考古學文化——紅山文化，是中華五千多年文明起源的重要源頭之一，也成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形成過程中的關鍵核心一元。

紅山文化何以成為中華文明重要源頭之一？其與中原的仰韶文化、長江中下游的淩家灘文化和良渚文化等如何互動交流？劉國祥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對紅山文化考古研究進行全面分析和深入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什麼是紅山文化？紅山文化是如何發現和命名的？

劉國祥：概括而言，紅山文化因內蒙古赤峰市紅山後遺址發掘而得名，是中國東北地區最著名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之一，主要分佈在內蒙古東南部和遼寧西部地區，年代為距今6500-5000年，是中華五千多年文明重要源頭之一。

紅山文化的考古發掘歷程可分為1949年以前、1949年至1980年、1980年至2000年以及2000年至今四個階段。

從內蒙古赤峰市紅山公園眺望，秋日晨光中的紅山巍峨屹立。孫自法攝

1908年，日本人鳥居龍藏在赤峰英金河畔調查，採集到紅山文化陶片和石器標本，隨後，瑞典人安特生等發掘紅山文化遼寧錦西沙鍋屯洞穴遺址，法國學者桑志華和德日進也在赤峰地區進行數次調查。1930年，考古學家梁思永到英金河與林西一帶調查。1935年，日本東亞考古學會濱田耕作、水野清一等對紅山後遺址進行發掘，1938年出版《赤峰紅山後》發掘報告。1943年，考古學家佟柱臣到赤峰地區進行考察，發現多處紅山文化遺址。1949年，一件紅山文化典型的C形黃玉龍被村民在東拐棒溝遺址附近犁地時採集到。

1954年，考古學家尹達首次提出“紅山文化”命名，強調紅山文化對於研究長城南北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的相互關係問題有重要意義。1956年，北京大學考古專業師生對紅山前的三個地點和紅山後的一個地點進行調查和試掘，獲得一批重要實物標本，對《赤峰紅山後》報告中的錯誤結論予以糾正，將原來混淆在一起的夏家店下層文化、夏家店上層文化區分開來，證明紅山後遺址從紅山文化一直持續至青銅時代，提高了對於紅山文化遺址群及紅山文化研究的總體認識。

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紅山文化發現和研究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遼寧喀左東山嘴遺址發現石砌的方形、圓形祭壇，首次明確紅山文化祭壇形制；牛河梁遺址群的發現與發掘，是迄今所知規模最大的紅山文化晚期中心祭祀遺址，極大豐富了紅山文化內涵，使之成為研究西遼河上游地區文明化進程及中國文明起源特徵的核心內容之一。

20世紀90年代，多處遺址發掘出紅山文化房址或墓葬，出土了一批具有明顯地域特色的紅山文化實物資料。

進入21世紀，敖漢興隆溝遺址第二地點、赤峰魏家窩鋪等遺址的發掘，推進紅山文化考古研究全面深入開展。

魏家窩鋪遺址。孫自法攝

中新社記者：紅山文化如何分期分類？考古發掘研究上有哪些代表性遺址？

劉國祥：紅山文化可分為早、中、晚三期，每一期又可分出早、晚兩段。早期階段距今6500-6000年左右，代表紅山文化的孕育和形成期；中期階段距今6000-5500年左右，紅山文化全面發展，開創遼西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發展的繁榮期；晚期階段距今5500-5000年左右，紅山文化進入鼎盛期，社會內部發生重大變革，紅山文明逐步形成。在紅山文化晚期，社會分層更加明顯，等級制度確立，出現特權階層及一人獨尊的王者式人物；制陶業高度發達，玉雕工藝技術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和進步，玉器成為最主要的隨葬品，形成玉禮制系統。

紅山文化典型遺址包括紅山後遺址、牛河梁遺址、喀左東山嘴祭祀遺存、興隆溝遺址第二地點、那斯臺遺址、草帽山積石冢遺址、哈民忙哈聚落遺存、魏家窩鋪聚落遺存等。其中，紅山後遺址是紅山文化命名地；牛河梁遺址是迄今所知規模最大的紅山文化晚期埋葬與祭祀中心；興隆溝遺址第二地點首次發現紅山文化整身陶塑人像；魏家窩鋪遺址是目前發現的規模較大、保存最完整、發掘面積最大的紅山文化中期聚落遺址。

根據遺址分佈狀況和文化面貌差異性，可將紅山文化劃分為魏家窩鋪、牛河梁-興隆溝、哈民忙哈、那斯臺四個類型，它們既有各自特徵，又密切聯繫。其中，牛河梁-興隆溝類型處於紅山文化的核心分佈區，那斯臺類型和牛河梁-興隆溝類型區域性特徵較為顯著，魏家窩鋪類型受到中原影響較大，而哈民忙哈類型則可能受到東北地區同時期史前文化的影響。總之，紅山文化晚期晚段紅山文明形成後，各類型之間的聯繫更加緊密，牛河梁遺址成為紅山文化共同體的祭祀和埋葬中心。

紅山文化重要遺址——興隆溝遺址，出土原址立有1：1比例複製的敖漢整身陶人像。孫自法攝

中新社記者：作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形成的重要一元，紅山文化對推動中華文明形成和延續發展有哪些重要貢獻？

劉國祥：紅山文化是中華文明重要源頭之一，其精神信仰與祭祀體系源於小河西文化、興隆洼文化、趙寶溝文化，在紅山文化時期得到充分的繼承和發展，並形成系統化的精神信仰與祭祀體系，包括天地崇拜、祖先崇拜和以龍圖騰為代表的動物崇拜。

紅山文化考古已發現大量與系統化精神信仰和祭祀活動有關的遺跡、遺物，包括修建在山頂的壇、廟、冢和聚落內某些兼有祭祀功能的房址；祭祀活動用的玉器如玉龍、勾雲形玉器、斜口筒形玉器、玉人、玉鳳、玉鸮、玉龜等，以及陶塑、泥塑或石雕的人像與專供祭祀活動使用的陶器等。

天地崇拜。紅山文化牛河梁、東山嘴、草帽山遺址發現的圓形和方形的壇、冢，將天圓地方觀念融入到建築中。無底筒形器、無底缽形器、塔形器以及斜口筒形玉器等，均表達出紅山文化先民貫通天地的精神理念和信仰。天地崇拜觀念的形成與紅山文化旱作農業系統的成熟有密切關係。牛河梁遺址的方形與圓形祭壇、那斯臺遺址石雕人像頂天立地的形象，表明天圓地方、天人合一的思想觀念在五千多年前已形成，是紅山文化為中國古代哲學核心思想作出的突出貢獻。

祖先崇拜。紅山文化先民一方面將墓葬建在山頂，使用石板墓，以玉器隨葬，積石成冢，另一方面將祖先形象用陶塑、泥塑、玉雕、石雕等手法予以塑造，並加以崇拜。其中，牛河梁女神頭像被認為是“紅山女祖，中華共祖”。興隆溝遺址第二地點出土的敖漢陶人，是紅山文化先民敬奉、祭祀、崇拜的祖先形象，被專家認定為“中華祖神”。

動物崇拜。紅山文化的動物崇拜以龍崇拜為重點，紅山文化時期是龍崇拜的成熟期。紅山文化龍形玉器與興隆洼文化早期龍文化因素和趙寶溝文化豬首龍形象一脈相承，對商周及後世玉龍的雕琢及崇龍禮俗的發展均産生重要影響。龍鳳崇拜觀念在紅山文化晚期已形成。

紅山時期公共信仰和祭祀禮儀系統日趨成熟，以天地崇拜、祖先崇拜、龍圖騰崇拜以及玉禮制的形成最具代表性，這些均表明紅山文化晚期已邁入文明社會的門檻。紅山文化先民的共同信仰對後世産生深遠影響，形成中華民族共同的文化基因與歷史記憶，並在自覺與不自覺中傳承與發展。

中國國家博物館“玉出紅山--紅山文化考古成就展”展出的玉玦形龍。潘旭臨攝

中新社記者：紅山文化與中原仰韶文化和長江中下游的淩家灘文化、良渚文化等之間如何互動？其玉文化對後世有何影響？

劉國祥：在紅山文化孕育和形成過程中，中原地區的仰韶文化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仰韶文化彩陶進入西遼河流域，紅山文化在其基礎上創造出一套祭祀用的彩陶器，這種吸納與創新既締造了紅山文化的輝煌，也密切了西遼河流域與中原地區的關係。同時，仰韶文化與紅山文化的影響是雙向的。比如，在洛陽蘇羊仰韶文化遺址中發現的獸首石雕就明顯出自紅山文化，在仰韶村遺址出土有1件玉環，也是紅山文化玉器的典型風格。這表明，紅山文化與仰韶文化上層社會之間存在交流，且深入兩個文化腹地，而非局限于邊緣地區。

紅山文化與淩家灘文化之間存在著交流、交往、交融的互動式關係，雙方互相借鑒、互有影響，這兩個文化中玉器造型的相似性，背後蘊含有深刻的寓意，反映出史前南北兩個文化集團的宇宙觀、社會觀、道德觀、價值觀的相互認同或祭祀禮儀體系的相近性，真實反映出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形成過程中玉器發揮的核心作用及呈現的文明圖景。

紅山文化與良渚文化是史前中國兩處玉文化中心，各自形成一套可標識身份與信仰的玉禮器系統。良渚文化出土的玉龍與紅山文化出土的玉豬龍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前者應是受到紅山文化的影響，良渚文化中發現紅山文化的岫岩河磨玉，意味著兩者之間可能存在玉料上的交流。

紅山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在玉器方面尤為突出：興隆洼文化開創了使用岫岩河磨玉的先河，至紅山文化發展到鼎盛階段，這種對透閃石玉材的辨識及使用是中國玉文化的源頭。興隆洼文化先民首創的線切割技術在紅山文化時期發揚光大，它蘊含了“以柔克剛”的思想，也是中華文明重要的特質與智慧。

紅山文化對後世的影響方面，多處遺址發現紅山文化玉器：殷墟婦好墓出土紅山文化的勾形玉器和勾雲形玉器；三門峽虢國墓地出土紅山文化神面紋曲面牌飾，還出土紅山文化的高等級玉器玉豬龍和勾雲形玉器；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墓地出土紅山文化的勾雲形玉佩，其四角為蘑菇首，是最早的蘑菇首形態，表明商代玉龍的蘑菇首很可能就源自紅山文化；陜西鳳翔春秋晚期秦人墓出土紅山文化勾雲形玉器，戰國中期墓葬出土紅山文化的玉豬龍形器。

此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的蜷體玉龍，均受到紅山文化影響。蜷體玉龍造型一直到商周都有繼承。商代甲骨文中的“龍”字有兩種寫法，一種身子呈“S”形，一種為圓曲形，其中後者就是紅山文化的蜷體龍，這也證實紅山文化的龍是中華龍的本源，對後世的龍影響深遠。

觀眾欣賞故宮博物院藏紅山文化“玉龍”展品。侯宇攝

中新社記者：紅山文化考古研究未來發展有何規劃？您對紅山文化申遺有什麼建議？

劉國祥：紅山文化所處的遼西地區擁有獨特的地緣優勢，是連接東北平原與中原腹地的紐帶，屬於典型的文化交匯區。紅山文化在中華文明起源與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化進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未來需要通過進一步考古發掘研究，對紅山文化意義和價值進行更深層次的發掘與闡釋。

其中，玉器見證了中華文明形成和連續發展的光輝歷程，是延續文明血脈的核心物質載體，併發揮出凝聚民族共識的重要功能，是中國各民族融合發展和團結進步的重要物質見證。因此，考古學要深入研究紅山文化玉器形成玉禮制的核心，重點闡釋其所蘊含的社會功能，闡釋紅山文化玉器作為中華五千多年文明載體所承載的文明要素，如禮制、手工業生産的專業化、原始宗教信仰等。

紅山文化研究也是國際化的重要課題，要加強國際學術交流合作，向世界講好中華文明故事。美、英、法等國多家博物館收藏有紅山文化的珍貴玉器，大英博物館收藏有紅山文化的玉豬龍，賽克勒博物館收藏有斜口筒形玉器，其中一件低沿一側雕刻有垂弧紋，是紅山文化標誌性紋飾。

至於紅山文化申報世界文化遺産，需要從紅山文化是中華文明重要源頭、考古實證中華五千多年文明的高度來認識和行動。目前，申報列入遺産名錄的紅山文化遺址有三處，分別為牛河梁、紅山、魏家窩鋪遺址。良渚申遺成功，也促使紅山積極汲取良渚經驗，推進紅山文化大遺址、大保護、全聯動開展申遺工作。

受訪者簡介：

劉國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級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考古學會公共考古指導委員會常務副主任、中國玉文化研究會副會長，是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國家級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先後畢業于北京大學考古學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考古學系，獲歷史學博士學位；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學者(2006-2007年)。

劉國祥迄今已發表考古簡報、論文80余篇，100余萬字，主要學術著作(獨著、合著或合編)包括《紅山文化研究》《玉器起源探索》《東北文物考古論集》《中國出土玉器全集》《名家論玉》《玉根國脈》《東北新石器時代》《東北與北方青銅時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