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南四環沿線，春節剛過，整車市場、修理廠重新營業，三五成群的車牌掮客也隨之復工——這是北京啟動購車搖號的第五年，曾經廣泛用於政府機關的京A車牌宣告滿額的第二十年，四處公開的“報價”仍在繼續。

　　2015年春節前後，這個隱秘市場正處在十字路口。一個月以來，因京A號牌審批中的不當行為，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多位官員、號牌交易中間人涉嫌的系列案件陸續進入司法程式。21世紀經濟報道獲得的多組司法文書和對案件相關人士採訪顯示，部分職務擁有將各類號段京A號牌激活，供單位或個人車輛使用的權力。

　　其中，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原局長宋建國及其家人、下屬涉案，也與京A號牌的私下流通相關聯。21世紀經濟報道獲悉，檢察院公訴材料中，宋案雖然涉及約2300萬元嫌疑受賄金額，但真正與車牌流通直接相關的數額較少。在被調查前已退休的宋建國，也可能是依據單位授權進行了車牌審批。交管部門、宋委託的辯護律師和辦案機關宣傳部門，都拒絕對此有更多評論。

　　雖已不再新增掛牌近20年，部分號段的京A車牌，是否代表著某種京城特殊權力，仍然是各種網際網路話題社區、行車垂直網站上頻頻出現的問題。在靠近管理部門服務窗口的車牌交易者中，一張“京A8”號牌叫價20-30萬不等。記者進一步詢問，只能獲得洽談進一步交易的手機號碼。近期的司法案例則顯示，京A車牌的流通已成型多年，幾乎突破了公安部規章對車牌發放方式的約束。

　　2011年1月北京市開始實行小客車指標搖號後，任何單位和個人若想獲得北京市小客車指標，均應通過獲得識別碼，在定期開啟的搖號系統中無償取得。涉案諸多買主是用已有指標獲取京A稀缺車牌，也有諸多市面宣傳經查屬於詐騙行為。然而，管理部門若不公開相關權力清單，仍然暗藏隱患。

　　多宗案件深度勾連

　　白曉冬是一名民營企業主的司機，還是一位車牌掮客。2011年9月，王華(化名)買了一輛奧迪A8轎車，為了上一副京A車牌，4S店員工給了他白曉冬的電話。

　　相關司法材料顯示，一個月後，白曉冬就用短信給王華發來3個京A車牌號碼供他選擇。幾天之後，他就到車管所上好了選中的車牌。

　　和王華同樣喜好的還有另外兩名奧迪車主，2011年11月時，他們分別購買了一輛奧迪A8和Q7汽車，再花了15萬元左右，通過4S店員工聯繫白曉冬，買到了京A車牌。

　　白曉冬還收款15萬，幫一個買了路虎汽車的朋友上了一副“京AA”開頭的車牌。

　　白曉冬的“上游”，是北京市交管局辦公室秘書科原科長王飛，他也是時任北京市公安交管局局長宋建國的秘書。1993年，王飛中專畢業後到北京市交管局工作，1994年，還是一名計程車司機的白曉冬認識了王飛，並成為朋友。

　　宋建國曾在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任職，後擔任北京市保安服務總公司總經理。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前，宋建國調入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任局長，王飛在此時成為宋的秘書。

　　21世紀經濟報道掌握的司法文書顯示，為辦理上述四副京A車牌，白曉冬共提供給王飛42萬元。

　　白曉冬不是圍繞在王身邊唯一的掮客。2010年到2012年間，從事拆遷行業的陳牧曾參與從王飛那裏買過5副京A車牌，一共給了王飛120萬元。

　　在“可靠人”白曉冬和陳牧的鏈條中，京A車牌的買主像在追求一件奢侈品。白曉冬顧客的證言很簡單，買了一輛豪車，就想“辦個好點的車牌”，司法材料中的證言稱，陳牧辦理的京A車牌則是對生意夥伴的“回饋”，此外，他從夥伴那裏“借了一輛部隊牌照的車，算是為了感謝他”。

　　王飛的中專同學，北京市交管局車管所京朝分所的一名警員發現，在成為領導秘書後，“王飛可以幫一些人辦機動車號牌，並以此賺錢”。

　　2010年，這位警員也找到王飛，給一個朋友辦理京A車牌，出於朋友關係，這副車牌王飛沒有收錢。此後，該警員又介紹這個朋友辦了與此前連號的車牌，費用為8萬。

　　2009年至2012年，這名警員共介紹別人通過王飛辦理了5副京A車牌，王飛獲利45萬，他在其中分文未取，2014年12月被北京市一中院以介紹賄賂罪判刑2年。

　　2012年9月，王飛已預感到京A車牌流通帶來的不安。21世紀經濟報道查閱的司法文書顯示，一名證人説王辦理很多車牌後，“想辦法掩飾一下”。但其隨後案發。2013年5月，王飛涉嫌受賄的線索被北京市公安局移交給檢察機關。多名獨立的消息源稱，王飛已因受賄罪獲刑。

　　其具體涉案金額目前未見披露，但相關案件的司法材料顯示，在身邊人為王飛掩飾贓款的過程中，證言中曾出現470萬、660萬，甚至1000多萬的數字。但亦有證據顯示，王飛有鉅額款項用於炒股，其炒股獲益如何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