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管理私用車牌獲取、流通,一直與城市公共交通設施的承載力和公共交通運力的效能存在政策關聯。數據顯示,兩者的關聯度可能並不如想像中顯著。
2015年,隨著“一線城市”承載規模相關制度、規劃臨近敲定,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地較早採取的車牌供應流通管控制度,與其他城市居民的居住、出行和發展權利一道,也面臨諸多再調整可能性。
數月以來,上述“一線城市”交通管理部門都曾表達2015年面臨更嚴峻的交通供需矛盾。例如,北京市是否進行單雙號分別出行的政策,多次引發激烈討論。上海方面也在年度交通運作報告中提出,可能進一步延長車輛限行時段、擴大限行區域。此外,近年國內還有多個直轄市、省會城市採取了迅速推出小客車指標和號牌的身份準入和規模限制措施。
如何管理私用車牌獲取、流通,一直與城市公共交通設施的承載力和公共交通運力的效能存在政策關聯。21世紀經濟報道設計了相關數據組合(詳見本文配圖和分析)。數據顯示,兩者的關聯度可能並不如想像中顯著。上海長時間採用的制度,顯示出相對穩定的結構。
此外,在上一輪管控措施實施中,“一線車牌”的流通制度有諸多討論。本文將進行以下幾方面的分析。
一、“一線車牌”供應的關鍵調整
北京、上海、廣州三個城市恰好形成了三種供應模式:以上海為代表的拍賣制;以北京為代表的搖號制;以廣州為代表的“混合製”。
1.北京
1)2010年12月底,北京宣佈實施小客車數量調控措施,並不再增加公務用車指標,並從2011年起實施以搖號方式分配車輛指標的措施,平均每月兩萬個,個人佔8%。
2)自2011年11月1日起,個人京牌小客車被盜搶狀態變更和搖號申請開始受理。
3)從2012年1月1日起,個人申請編碼有效期為3個月,即申請編碼自審核通過之日(每月25日)起,可自動連續參加3次搖號。
4)2014年1月1日起,將根據個人參加搖號的累計次數設置階梯中簽率。
2.上海
1)1994年,上海市開始對私車牌照進行競價配置。從1994 年到 1999 年,總共拍賣私車額度才1.1 萬輛。
2)1998 年,上海推出針對滬産車型的私車牌照拍賣。該牌照2 萬元起拍,只能用於購買上海本地生産的桑塔納和別克轎車。而要購買非滬産車,則仍須10 萬元起價競拍。正因於此,當時上海私車牌照拍賣被扣上了“地方保護”的帽子。
3)2000年,上海開始推行私車額度無底價拍賣,打破“地方保護”。拍賣的規則是價格優先、時間優先。但當時進口車牌照仍享受特殊待遇,起拍底價為5 萬元。
4)2003 年,上海宣佈將國産車和進口車上牌額度合併拍賣。在此過程中,上海私車額度拍賣由最早紙質標書投標改為用電腦進行投標。
5)2008 年1月份,上海市私車額度拍賣制度實施8 年後進行首次修改,實施“拍賣過程資訊公開”和“有限制地修改出價”。當月,私車額度中標價大跌。
6)2013年4月20日出臺的滬牌新政規定:二手車辦理帶額度過戶“轉讓手續後一年(含)內,該車不得再次辦理交易過戶、轉籍、退牌等二手車業務”。這一規定變相叫停了二手牌交易。
7)從2014年11月1日起至2016年10月30日,上海市將試行二手車牌統一納入拍賣平臺進行統一管理。
8)2014年11月起,上海市個人和單位經拍賣取得非營業性客車額度並啟用已滿三年的,可憑相關材料辦理在用非營業性客車額度委託拍賣手續。持有人一經簽訂委託拍賣協議,不得撤銷委託,並自委託之日起三年內不得參加本市非營業性客車額度拍賣。
3、廣州
1)2012年8月以前,買車交齊稅費後直接可以在公安局車管所辦上牌,選號機出4套牌號任挑一套即可,並且還可以網上選號。
2)2012年8月開始,廣州採用搖號與拍賣相結合的方式控制中小客車的總量增長。廣州市中小客車增量指標為12萬個,按照1:5:4的比例配置,其中1.2萬個節能車增量指標、6萬個普通車增量指標以搖號方式配置,4.8萬個普通車增量指標以競價方式配置。此外,個人指標佔總量的88%,單位指標佔總量的12%。
二、法律依據和公開程式
三地均在車牌限購措施實施後,才出臺了一些規章,修訂了相關條例,如《〈北京市小客車數量調控暫行規定〉實施細則》(從2012年1月1日起開始實施),《<北京市小客車數量調控暫行規定>實施細則》(從2014年1月1日起實施);《上海市在用非營業性客車額度管理試行辦法》(2014年9月頒布);《廣州市中小客車總量調控管理試行辦法》《廣州市中小客車總量調控管理試行辦法實施細則》(2012年7月頒布);《廣州市中小客車總量調控管理辦法》(從2013年7月1日開始實行)。
上海私車牌照拍賣制度曾引起較大爭論。上海市政府一直堅持此制度合法合理的依據在於1997 年上海市人大制定並於2001 年修改的《上海市機動車管理條例》。其中,第13 條規定:“本市對車輛號牌的發放實行總量控制。機動車號牌額度年發放量和發放辦法由市計劃委員會會同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門和其他有關部門提出,報市人民政府批准後實施。”
北京上海交通管理部門在實施政策前,通過召開新聞發佈會提前告知,不過廣州推行限牌政策時採取了“突然襲擊的方式”。2012年6月30日21時,廣州市政府召開新聞發佈會通報,7月1日零時起,對全市中小客車試行總量適度調控管理。
西南財經大學博士侯幸的觀點是,既然“限牌”與城市裏的每一個市民的利益直接相關,甚至直接關係到公眾的用車成本。按理來説,這樣一項攸關民生的公共政策調整,應該對公眾保持公開透明,並確保公眾在第一時間的知情權才是,“‘限牌’政策的決策與公佈過程的隱諱與不透明,恐怕要比這一政策本身更需質疑。”
三、綜合成本分析
如果消費者一定要贏得車牌,那麼在北京上他平均需要等待更久的時間,此確定等待時間成本才是北京真正需要車牌的政策參與者的真實成本,這個確定成本遠高於上海的車牌拍賣價格。在上海車牌拍賣中,只要出價高於平均成交價格,競拍人即可得到車牌。
此外,北京搖號的成本與中簽率反向相關,當中簽率高時,搖號的成本低;中簽率低時,搖號的成本高;從北京不同收入的居民看,搖號帶給高收入居民的成本遠遠高於低收入居民。
通過拍賣車牌,上海政府籌集大筆資金,這筆資金可以用於改善城市的公共交通,即上海車牌拍賣是福利轉移政策。相比較而言,參與北京搖號的隱形成本較大。
近年來滬牌價格持續走高,平均中標價也已經從2002 年的不到15000 萬元攀升到2013 年的近10 萬元。儘管中間採取過多項措施調控價格,但是往往短暫下跌後又持續上揚。
與上海動輒7萬的火爆競價場面大相徑庭,廣州車牌成交價格一直遇冷,多以萬元底價成交。廣州中小客車指標調控管理資訊系統統計顯示,2013年7月至9月廣州車牌競價曾有過一個高峰波段,平均成交價2萬元以上,其中9月均價突破3萬元,而其他時間保持在2萬元以下。2014年8月起,連續四個月個人成交價停留在10000元,甚至一度出現拍賣申請人數不足的情況。
從收入方面看,1994年-2008年,上海車牌拍賣累計收入155.5億;2009年-2010年收入合計67.45億元。截至2014年,上海實行車牌拍賣以來累計收入已超450億元。
這些收入作為社會公共資金管理,收入繳入財政專戶,專賬核算。根據上海市財政局網站披露的2014年新增機動車額度拍賣收入使用情況表,當年收入77.5億元,支出128.4億元,其中公交購車補貼、公交基礎設施建設和維護、軌道交通更新改造等補貼、公交優惠換乘補貼、老年人免費乘車補貼、其他政府購買服務等。
廣州也規定,中小客車增量配置指標競拍所得收入由該市財政專戶儲存,實行收支兩條線,專項用於城市公共交通事業支出。
與北京要求外來人口需連續五年繳納社保和個稅不同,上海的競拍模式規定,上海居民、持有《暫住證》《居住證》的外地居民、持有《上海市港澳居民、華僑暫住證》、《台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外國人居留證》的香港居民、台灣居民及外國人都可通過拍賣的方式獲取車牌,所有許可申請者都必須遵循“價格優先、時間優先”的原則進行競拍。
不過,相當數量的外地牌照車輛在上海使用對於滬牌車主包括滬C 牌照車主不夠公平。外地牌照更容易進入上海市區,而滬C牌照卻限制更大。
從政策效果方面來看,私車額度拍賣政策最主要的作用就是有效抑制了汽車保有量的過快增長,確實發揮了一定作用。
同濟大學交通學院陳小鴻教授等的研究認為,上海市的私車額度拍賣政策將上海的私車增長趨勢後推了約20 年,同時由於上海市在小汽車大規模進入家庭之前就採用這一政策,總體上而言對用戶是較為公平的。上海的私車額度拍賣政策的介入時機是比較合理有效的。
四、非主流流通形式
2013年4月20日出臺的滬牌新政規定:二手車辦理帶額度過戶“轉讓手續後一年(含)內,該車不得再次辦理交易過戶、轉籍、退牌等二手車業務”。這一規定變相叫停了二手牌交易。此後5月上海多家二手車交易市場業務量下滑明顯。
不過,相應的擦邊球交易方式應運而生。滬上多家二手車交易經紀公司當時向媒體表示,買家可以先將自己新買的車輛發票更名為額度轉讓方即賣家,以賣家換車名義上牌,然後一次過戶給自己。市政府相關管理部門則稱會依法依規查處此類交易行為。
廣州實施汽車限牌令之後,二手車帶牌的交易限期2013年3月月底截止,原定於2012年3月底截止的廣州備案二手車交易上牌,後來延長三個月至6月30日,消費者在6月底買到這些登記備案的二手車就可以免搖號拍牌而直接上牌。
二手車商對備案庫存車的銷售,途徑大致分兩種:一是連車帶車牌指標一起銷售,二是車、牌分流銷售(即“賣指標”)。
自從限牌政策以來,因擔心上牌難,許多客戶止步二手車市場,廣州二手車交易蕭條。而且在廣州參與車牌競價只需1萬元或1萬多,有些二手車車牌指標可以炒到10萬元以上。
為規避牌照費用,上海每年多達上萬輛車通過各種渠道上外地牌照,因填寫的資料多不是真實地址,使得交通違章行為難以監管。這種狀況也降低了政府試圖通過競拍車牌限制車輛數額緩解交通堵塞問題的政策效果。
甚至有調查結果顯示,30%左右的車主持有外地牌照,這表示外地牌照車輛已經在上海道路上佔有較大比例,這樣會淡化政策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