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下午3時許,微網志、微信被“東風汽車總經理朱福壽涉嫌嚴重違紀,正接受組織調查”的消息刷屏。
這是繼一汽原董事長徐建一之後,汽車業落馬領導中職務第二高的企業負責人。但願朱福壽是最後一個。《汽車商業評論》在此想討論的不是貪腐數額和違紀細節,而是汽車業國有企業改革的緊迫性。
8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新時期指導和推進中國國企改革的綱領性文《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
而作為國企改革“1 N”實施方案中的配套政策,《關於國有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意見》也于9月24日印發。
《指導意見》提出,到2020年在國有企業改革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決定性成果,形成更加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國有資産管理體制、現代企業制度、市場化經營機制,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明顯增強。
《汽車商業評論》認為,國企改革是個宏大話題,牽牛要牽牛鼻子,從國企領導大多因經濟問題落馬來看,國企改革的重中之重,除了真正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或者説實行混合所有制,完善選拔和監督機制外,還必須關注企業負責人薪酬體制改革。
2014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關於深化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的意見》,對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進行了全面部署,從今年1月1日起實施。
該政策被稱為“限薪令”,有媒體稱實施後一般國企領導年薪不得超過60萬元。
《汽車商業評論》無意討論60萬元年薪是高是低,需要注意的基本事實是行業有差異、企業有不同,一刀切恐怕難以實現初衷。
去年兩會期間財政部部長樓繼偉答記者相關問題時談到:“三中全會要求,國企、事業單位要去行政化,國企領導人要職業經理人。薪酬如果按照職業經理人來説,現在國企的薪酬是偏低的,如果按照行政官員來説,他們是偏高的。我想這事兒挺難,我一邊學三中全會,一邊就挺為國資委發愁的,他們牽頭,怎麼搞?”
汽車行業在我國市場化程度較高,而汽車業又是資金密集型、技術密集型、人才密集型企業,國企薪酬體制遇到市場化競爭,矛盾不可避免。
一位國有汽車企業負責人曾私下向《汽車商業評論》坦誠:“我挖來的職業經理人薪水比我高很多。我心裏有沒有想法?有想法,能不能影響工作?不能。”
理解了這種矛盾也就理解了“59歲現象”,理解了為什麼褚時健這種難得的優秀企業家也會貪腐。
當企業家對企業的巨大貢獻並沒有在個人所得上得到體現,巨大落差導致心理不平衡,從灰色地帶獲得補償就成了選擇之一。這恐怕不是一紙降薪令能夠解決的,也不是簡單通過加強黨性教育所能夠完全避免的。
國企薪酬體制改革既要防止出現徐建一這樣的腐敗分子,也要防止出現褚時健式的悲劇,對管理部門來説,這是考驗管理智慧的一道難題,但題再難,也得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