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20日 星期三
《福州晚報》報道，剎車失靈之下，福州一貨車駕駛員王先生躲開了前面的賓士車，強行變道撞向了一旁的教練車，好在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賓士車太貴撞不起，所以我乾脆撞教練車。“兩害相權取其輕”，當然是實現利益最大化的原則之一。可是，當事司機只考慮了車的價值，卻忽略了人的生命——教練車上也坐著人呢，萬一真出了人員傷亡，你又良心何安？！
我估計，當事司機“寧撞教練車不撞賓士”，不僅是出於“賠不起”的擔憂，還可能有“惹不起”考慮。開賓士車的非富即貴，很多都是大人物，能不惹就不惹；教練車上的或許只是普通人而已，好對付。寧撞普通人、不惹“富貴人”，這就是某些人潛意識裏的可怕邏輯。
假如司機遇到了無可退避的緊急關頭，眼前一個城裏人、一個(甚至幾個)農村人，他會選擇撞誰？按照“寧撞教練車不撞賓士”的可怕邏輯，他肯定會毫不遲疑地猛打方向盤，無情地向農村人身上撞去。要知道，在城鄉二元體制下，因為戶籍差別導致的“同命不同價”問題在某些地方依然存在。
在利害的考量之下，賓士車和教練車立時被分出了輕重，人的生命也成了可以隨意取捨的東西。這樣的一種評判標準，怎不令人脊背上冒出絲絲涼意！但問題的可怕之處並不止此，更值得深思的是：是什麼造就了“寧撞教練車不撞賓士”的可怕邏輯？該改變的，或許不僅僅是某些人性上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