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呂友者 中國書畫作偽歷史十分悠久，始於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已蔚然成風，宋時形成我國歷史上第一個作偽高潮，元代稍有衰落，尤至明代達到頂峰。 明代中期，隨著經濟的復興，書畫市場也日趨繁榮。出現了一大批包括徽商、晉商、閩商等在內的富戶，他們手中聚集了大量財富。這些有錢人“多有長物之好”。於是便附庸風雅，介入到收藏以示炫耀。這正如何良俊所説：“世人家多資力，加以好事，聞好古之家亦曾蓄畫，遂買數十幅于家。客至，懸之中堂，誇以為觀美。”加之朋友間聚會也常以書畫名跡鬥艷，以顯示個人的身份。此風一旦形成，就需要大量書畫作品供應。而前代書畫存世又極少，因此作偽之風就變得更加歷害。富商們成為了贗品銷售的主要對象。 至明代後期，鑒藏之風盛行，書畫交易日趨繁榮，出現了“太史之字與畫，毋論真鼎，即其廝養贗為者，人爭重值購之。”的景象，不少文人也側身其間，參與書畫造假，從中牟利，從而形成了一股難以抵擋的作偽風潮。 作偽之風與地區 在商品經濟得到進一步發展的明代中期，古玩書畫行業亦十分興旺，沈德符觀察到這種現象後指出：“玩好之物，以古為貴，惟本朝則不然，永樂之剔紅，宣德之銅，成化之窯，其價遂與古敵。……故以近出者當之，始於一二雅人。賞識摩挲，濫觴于江南好事縉紳，波靡于新安耳食，諸大估曰千、曰百，動輒傾囊相酬，真贗不可復辨。以至沈（周）、唐（寅）之畫，上等荊、關；文（徵明）、祝（允明）之書，進參蘇、米，其弊不知何極。”這種不論真偽貴賤的瘋狂爭購，使得市場作偽之風十分氾濫。一些官紳士大夫、富商大賈爭相購藏古玩字畫的情況在當時已是十分普遍。如錫山（無錫）巨富安國就有收藏喜好，對骨董書畫的蒐羅，不惜物力，單是“石鼓十拓”就讓他“蒐羅二十載，耗費萬金。”像這樣癡迷的收藏商賈不勝枚舉，這恰好給製造偽書畫者提供了騙人牟利的絕好機會。在如此情勢之下，便極大地帶動了書畫作偽的風氣。 這時期書畫作偽地區分佈之廣，作偽人數和方法之多，以及贗品流傳之廣，均遠遠超過以往任何時代。據記載，嘉靖年以前，江浙地區僅倣造趙孟頫書畫的大小作坊就多達四百餘家，由此反映出明中期作偽之風是何等興盛。 尤其是蘇州，作為明代中後期書畫造假最富盛名的地域之一。臨倣、偽造、代筆等行徑已成規模流水線作業，很多史上最著名的書畫贗品都出自此地。詹景鳳《東圖玄覽編》曾指出“蘇州專諸巷，偽造書畫”。當地的山塘街專諸巷及桃花塢一帶，聚集著為數眾多的民間作畫高手，專以製作假畫為業。這些偽作大多用絹本，有著題材廣泛構圖嚴謹、色彩鮮艷且畫法工細之特點，時稱“蘇州片”。但令人驚奇的是，這裡的很多偽作竟出自名家的子孫、親友和弟子之手。例如蘇州專諸巷欽氏父子兄弟齊上陣，專門偽造宋元以來大家的書畫，其中有宋徽宗趙佶、李公麟、郭熙、董源、范寬、劉松年、馬遠、錢選、夏圭、王冕和黃公望、倪瓚、王蒙、吳鎮等數十人，或巨幅或長卷，或小條短幅，數量甚多，故有“欽家樣”的惡名。 事實上，“蘇州片”的製作大多數有稿本，且以絹本青綠工細畫居多。所造名頭也大多是古代名家，如唐李思訓、李昭道，宋趙伯駒、趙伯骕兄弟。但論造假商品最多的當屬仇英。其《清明上河圖》是眾人爭相倣造的對象，流到市場的版本就達幾十余卷，他們根據仇英工筆青綠的畫風特點，大量倣照製作。另外，偽文徵明作品的也不少。文氏的書畫在當時已是“遍海內外，往往真不能贗十二，而環吳之裏居者，潤澤于先生手凡四十年。”由於文徵明為人寬厚，偽造其書畫的人就更加肆無忌憚。明人馮時可就曾寫道：“有偽公書畫以博利者，或告之公，公曰：‘彼其才藝本出吾上，惜乎世不能知；而老夫徒以先飯佔虛名也。’其後偽者不復憚公，後操以求公題款，公即隨手與之，略無難色。”故文氏書畫的偽作和代筆相當多，情況較為複雜。此外，還有一些署李公麟的款，如《西園雅集圖》、《白描羅漢圖》等，這些作品線條軟弱，人物呆滯無神。 造假者不僅僅滿足於仿製，有的還在畫後面做上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趙孟頫、鮮于樞、沈周、文徵明、董其昌等大名家的題跋，以增強真實性，達到欺騙性之目的。像這類仿製名人字畫的，在其時市場上已是炙手可熱的商品：鍾家兄弟之偽書，米海岳（米芾）之假帖，澠水燕淡之唐琴，往往珍為異寶。僅明代蘇州地區，偽“文、沈、唐、仇”明四家的作品不可勝數。以致孫克弘“晚年畫馬遠水、米南宮父子云山，遠近千請無虛日。人有偽貌其筆以衣食者無數，當路懸購，十不得一真，率采聲而已。”當時甚至有人專門低價收購贗本，然後再託大家名以高價出售。因而即使明知是贗品，也能賣到真跡的一半價格。 不止蘇州，在全國其他地方，書畫作偽也是相當嚴重。上海松江一帶的作偽者，大都以造董其昌字畫最多。他們多學趙左、沈士充等松江派畫法。所作董畫一般多用濕筆，水分較多，無董畫之生拙清秀之氣。由於作偽的發達，以致當地的古董販子張泰階為了以假充真，混淆視聽獲得暴利，特為此編撰《寶繪錄》一書，專門記錄著那些製造古代大名家的作品，如偽作三國吳曹不興、晉代顧愷之、陸探微、隋代展子虔、張僧繇以至宋元諸大家之作。其中不乏有“元四家”和“明四家”。可謂集晉唐至明代書畫共二百多件名跡。並宣稱書中丹青墨寶皆“稀世真品”。後經人揭穿，此書所載書畫皆偽作。但仔細分辨作品，各家風格不同，也並非張氏一人所為，顯然由專門書畫作坊偽造。故清吳修有詩譏諷道：“不為傳名定愛錢，笑他張姓謊連天，可知泥古成何用，已被人欺二百年。” 至於江西南昌地區，則有專門偽造黃庭堅、文天祥等人書法的作坊。其特點是紙絹染得很黑，顯得十分陳舊。毫無根據的亂造，水準極為低劣。 然而，明末時期，河南開封地區也有一批人從事偽造唐、宋、元時期的名家書法作品。其特色在於作假的大都是歷代名家書法作品為主。如唐代顏真卿、柳公權，北宋的蘇軾、黃庭堅、米芾、趙構，元代的趙孟頫等人的書法。但由於其作舊的痕跡太明顯，那種隨著時間流逝所形成的自然褶皺感，造假者則是用手揉搓出來，因此看上去不自然。 在當時南京，作偽狀況也相當空前，這種作偽現象至李日華時代依然興盛。萬曆四十年底，夏賈從南京回來，毫無收穫，身無一件書畫，無可奈何地告訴李日華：“今日書畫道斷。賣者不賣。買者不買。蓋由作為者多。受給者不少。相戒吹齋。不復敢入頭中耳。”造假的倡狂使古玩行業反受其害。以致李日華曾感嘆道：“數日來連觀為跡。……近日賈客。邊艫溢艦。紈绔遊從。逐逐相往來者。率此物也。為之三嘆。” 除以上地區外，嘉興、紹興、無錫、湖州、杭州等地也有許多專門製作贗品的區域，令收藏家和普通民眾防不勝防。 作偽的手法與特點 明代書畫作偽比之於前代，在手法和形式上又有新發展，除了以上提到的仿製名家之作外，還有如挖掉舊款改署新款；在本無款的作品上添上名人款；贗品配真題跋等等，幾乎集中了我們現在已知的全部作偽方法。但歸納起來不外乎摹、臨、倣、造及對真跡改頭換面等手段。 作偽的手法各式各樣，一時古今名家之贗品充斥氾濫。較普遍的一種手法是把原畫改款、添款，也就是通常所説的“改頭換面”。有些作偽者，把明代院畫家作品的名款挖去，改成宋代某畫家之名款，冒充宋畫出售。還有明代的一幅山水畫《闊渚晴峰圖》軸（現藏故宮博物院），無款。此畫原為宣德宮廷畫家師法郭熙之作，為後人挖去原款，在右下角添上郭熙的偽款，企圖當成北宋名家的山水畫。又如，明宮廷畫師朱端的一幅人物故事畫軸（現藏故宮博物院），原畫左邊中上部有“朱端”二字款，下面鈴有印章二方。作偽者將“朱端”二字挖去，印章也刮得模糊不清，把標簽寫成了宋馬遠的《弘衣渡口圖》。但經過認真鑒定比較，看出其畫法風格異於馬遠，時代風格又不相符，詳細觀察，發現畫上方中部鈴有“欽賜一樵圖書”朱文方印，此乃皇帝欽賜朱端的專用印章，他人不能假借。 對於此種方法作偽，時人屢試不爽。清顧復曾談到明“院體”、“浙派”畫家，其中三人的畫被改成宋人畫的情況：“邇來三人之筆寥寥，説者謂洗去名款，竟作宋人款者，強半三人筆也。”他就曾見到呂紀《杏花雙雀圖》被改作宋代的黃筌款。後來明代院體畫傳世稀少，甚至一些宮廷名手之作竟沒有一件流傳下來，究其原因，或許與這種改頭換面，明畫冒充宋畫的作偽因素有很大關係。 明代的名家有時礙于面子，對假名款心知肚明不肯説破，但又不想違背良心，就在題詩時暗示。如款為李讚華的贗品《射鹿圖》，本來是黃道宗所畫，卷後有朱德潤等四人題。造假者於是把題識去掉，再題作李讚華畫。但作偽者粗心，以致“原作者黃道州三字盡處尚剩有跡”。後來沈週知之，欲題出道宗，恐翻前案，故題其詩末句雲：“欲辯題痕迷紙縫”。可見石田為人蘊藉而盛名，誠不虛譽。這正像作偽者雖“逞其心力倣作古人之跡，不但不知者易誼，即素識畫理者，亦幾莫能辨”。然“及識破，但覺滿紙牽強不待與原畫對劫而知也”。 畫家們對此事的表現得如此含蓄，這讓造假者越加地猖獗。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作偽者可謂無計不施，他們想出了以割裂分裝的方式造假。就是將一幅畫分割成數幅分別裝裱，分頭出售，以牟取利潤。如年五月三日（陽曆月日）吳其貞在杭州翁氏家觀賞宋吳炳《桂花八哥圖》絹畫一方幅：“氣色尚佳。畫一八哥棲在桂花枝上，精彩如生，識吳炳二字。翁氏後售於人，分作二幅，一有八哥，一無八哥，復畫一鳥棲在桂花枝上，欲啄飛蜂。見者莫知其作用也”。一幅畫分割為兩幅，再補畫一隻八哥，觀眾居然看不出破綻。翁氏家人一倒手，便能賺一倍的利潤，真是聰明至極！ 無獨有偶，《溪山深秀圖》卷（現藏故宮博物院），是一幅淺絳山水，其結構緊密，用筆較粗硬，皴筆過繁，設色濃重，雖具備沈氏晚年某些特點，但筆畫粗俗板滯而有一種火氣，缺乏沈氏晚年筆墨中剛柔兼用、勁健清秀的特點。其中局部如楊柳、芭蕉等處，則有所區別，或出自親筆。此畫的拖尾有王稚登、文嘉二跋，均屬真跡。但細看此畫，才發現是一半真一半假。 同時，對於殘缺補全的手法運用的也不少。原作在流傳過程中破損缺失，今人將缺失的部分補全。若有根據，補畫者又有相當的水準，是一種不錯的辦法。若是想當然補畫，費力不討好，而且會傷及原作。如“王叔明所性齋紙畫一大幅，畫法松秀，丘壑幽深，蓋效王摩詰。為叔明妙作。識十七字曰黃鶴山樵者王蒙為原禮畫佘山之陰。氣色尚佳，惜其下段中央一大缺，今人全之。” 此外，亦有書畫造就方式作偽的。此種方法是無視被倣者的書畫風格，憑空亂造。如詹僖偽造吳鎮《墨竹圖》，即屬偽造水準比較高的。再如清宮藏的吳鎮款《攜琴訪友圖》卷，畫法全沒有吳鎮的風格氣息，卻寫上吳鎮款，可見造假者完全沒見過吳的畫作。 這時期又出現了前人不大用的挖鑲補畫。如“梅道人源頭活水圖一幅。紙蓋澄心堂也。氣色佳。繪高松山水，作劈斧皴，畫法文秀有殊于常。題曰：‘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元統三年冬十月，為德翁作，梅花道人。而德翁二字是挖鑲上者。此圖下段水口原紙，後人復接上紙有二三寸，亦補其畫，使水口高之。此畫蛇添足作用也。四角有項墨林圖書。”作假者為了能賣得高價，真可謂絞盡腦汁，能想得出的辦法都用上，想方設法騙過買家。 種種作偽方法的運用，增加了倣品的欺騙性，有的高倣偽作甚至連行家裏手都有可能看走眼。明代詹景鳳《東圖玄覽編》有雲“太史(文徽明)曾買沈啟南一山水幅懸中堂，予(顧汝和)適至，稱真。太史曰：‘豈窗真而己得意筆也！頃以八百文購得豈不便宜。’時予念欲從太史乞去，太史不忍割。既辭出至專諸巷，則有人持一幅來價如太史所買者，予以錢七百購得之。及問舟與太史家亦此人也！”文徽明作為當時的畫壇領袖，精於書畫，尤長于鑒別，連他這樣的行家都被騙，一般人就更不用説了。 明中後期除了上面這些多樣的作偽方法和手段外，實際上這時期作偽的另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快。以沈周為例，文徵明曾用這樣的語句評價過他：近來俗手工摹擬，一圖朝出暮百紙。而祝允明在《記石田先生畫》中也感嘆沈周“片嫌朝出，午已見副本；不出十日到處有之，凡十余本者。”此話意思是説，沈周早上畫出一圖，晚上已能在市場見到副本，不到十天，到處皆有倣作，速度之快令人驚嘆。這説明沈氏畫作的倣冒者不僅人數多且反應也極快。 作偽者與代筆人 作偽利潤豐厚，致使一些無名書畫家或畫工，以偽造假書畫賣錢糊口。連有些出名的文人書畫家也向此中討生活。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説：“骨董自來多贗，而吳中尤甚，文士皆以糊口。近日前輩，修潔莫如張伯起，然亦不免向此中生活。至王百穀則全以此作計然策矣。”就連張鳳翼、王稚登這兩位著名文人收藏家都從古董作偽中漁利，其他市俗者就可想而知了。 明代書畫作偽者一般都隱姓埋名，託名以傳，難以留下姓名。但在明代畫史和一些筆記中已注意到作偽的現象，故仍記載下一些作偽者姓名乃至簡況。另外通過存世作品的真偽對照，也能披露一些人。像詹喜、王淶、逐浪、王彪、陸遠、吳穎卯、溫葆光、朱朗、李著等就是一批活躍于全國各地的作偽高手。 作偽當時最大造假集中地的蘇州“大抵吳人多以真跋裝偽本後索重，以真本私藏不與人觀”。這造成了藝術品市場的真贗縱橫，魚龍混雜。在造假的過程中，一些高手脫穎而出，成為蘇州片的代表人物。如王彪“善畫精於臨摹，嘗倣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幾欲亂真”。此人在造假方面“固亦研輪手”。這黃彪就是個典型的造假高手，而且發動其家族作偽，他的兒子景星也是“精於倣古”，模倣仇英的仕女人物“姿態艷逸”、“度駱騷前矣”。 作偽的興盛，使得造假者趨之若鶩，當時還有個叫王淶的人，與沈周同時代，畫法很似沈周。其畫多署沈周款，是一位專業作沈周的偽畫能手。另有陸遠，是專門作宋、元、明大家假畫謀生。他自身也是個小有名氣的畫家，各地的文物店舖收藏其本款書畫不下十余件。但所造的歷代假畫似乎比其本款作品流傳下來的還要多。除了董源外，陸遠也偽造過元代的高克恭、黃公望等人。 除了這些專門作贗品之人外，歷史上還有許多著名書畫家或名人，為了應付眾多求畫者， 常指定門生、 僕人或親屬代筆。這在明代已演變成一種社會風氣，正像姜紹書所言“吳中鬻古，皆署以名人款求售。”如沈周、文徵明、董其昌等人，都有代筆作品流傳於世，使後人難辨其真偽。迄今所知，據姜紹書《韻石齋筆談》記載，書法中最著名的代筆人是吳易。作畫代筆有趙左、僧珂雪、沈士充、吳振、葉有年等。朱彝尊《論畫絕句》：隱君趙左僧珂雪，每讚香光應接忙。自注雲：董文敏疲於應酬，每請趙文度及雪公代筆，親為書款。又如顧復《平生壯觀》中有言：“先君與思翁交遊二十年，未嘗見其作畫，案頭絹紙竹篷堆積，則呼趙行之洞、葉君山有年代筆，翁則題詩寫款用圖章，以予求者而已。” 其中明代名家代筆的書畫中，除文氏外，以董其昌為最多。他名聲很大，求書畫者多，於是常拿趙左、葉君山、 吳振、 沈士充、 楊繼鵬等人代筆作品去應酬客人，董其昌的這種把戲也為門客所運用以至鬧出笑話。據記載，新安有位商人傾慕董其昌書畫，又怕是代筆作品，便攜帶重金上董府求畫。誰知董其昌正好外出，董府僕人就讓一個相貌與董其昌相似的人當場潑墨揮毫。新安商人得了書法後大喜過望。回家後常讓人觀賞，人們無不讚嘆這幅書法的神妙。幾年後，新安商人又路過董府，無意中撞見了被人前呼後擁入府的董其昌，這位商人一見十分驚訝，打聽後才知道給自己寫字的那位，不是眼前這位真正董其昌，不免大喊受騙上當。董其昌念其心誠，便親自為他寫了一幅字，商人這才高興回家，並時時拿出真跡讓人細細觀賞，但是不少人反覆比較認為，董其昌親筆書法反不如代筆作品出色。 那麼，到底是何原因促使這些大家這般縱容造假？就像一代名家董其昌，倣者如雲，而他卻“余心知其偽而不辨，此以待後世子。”這又是何故呢？他的朋友陳繼儒卻一語道破了其用意：書畫出公之手無十二，而借名衣食者。其贗筆往往播傳于葷毅，流通于外夷，殘煤短窗。購葬餅金當吾世日見其聲價百倍者，惟公一人而已。”意思是董氏十分之九的贗品流傳于海內外，既使許多人得以“借名衣食”，亦可以使藍公身價百倍，各獲名利，又何樂而不為呢？ 歷代眾多的代筆人中，除個別少數成為著名畫家之外，大部分人被畫壇冷落，成為所謂的冷名頭、小名頭，甚至成為在美術史上搜尋不到名字的無名畫家。 明代是藝術品市場異常繁榮的時代，書畫藝術在宋元的基礎上得到進一步的發展。然而，明代的這段書畫作偽歷史卻是值得後人正視的。作偽雖然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市場的混亂。但我們不凡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許就會發現，書畫作偽的同時，也流傳出了許許多多經久不衰的趣聞軼事，它讓藝術市場變得五味雜陳、趣味橫生。也讓我們更加真實地看到那個時代藝術市場豐富的細節。同時也鍛鍊和考驗了收藏家的眼力，從而應運而生出眾多的鑒定大家。 相比明代，當今的書畫作偽風氣卻毫不遜色，並大大地超越了過去。在沿習古代的作偽手法之外，又有所創造。然而在明代，因為怕有因果報應，一些人即使作偽，也會故意在畫上或題跋中留些破綻，以便後人之鑒者有跡可循，倘若買家鑒定不出的話責任就不在於他了。然而，在當今，這些人卻全不顧，他們追求的是極力倣真，唯恐被人識破。在高額利益的驅使下，他們利用了高科技手段造假，比如用電子掃描技術複印出傅抱石的原作本，然後讓造假高手再在上面臨摹，所造出來的畫幾乎與原作分毫不差，達到了極度神似，令專家也難辨真假，以致在拍賣會上當成真跡賣出。所以，現在的拍賣會上，可以看到那些古代和現當代的名跡是越拍越多。但無論怎麼説，萬變不離其宗，只要了解作偽的手段與手法，對我們鑒別或投資字畫無疑有著巨大的幫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