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90年，張之洞主持創辦漢陽鐵廠。洋務運動期間，洋務派利用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等萬式發展新型工業，增強國力，為中國現代化進程奠定了一定基礎。 當代華人世界著名歷史學者，曾師從錢穆、楊聯升，被認為是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現任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 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之間究竟有著什麼樣的關係？這是一個包羅萬象的大問題。對於這樣的大問題，論者自不免有見仁見智之異。 在一般人的觀念中，中國文化和現代生活似乎是兩個截然不同而且互相對立的實體。前者是中國幾千年積累下來的舊文化傳統。後者則是最近百餘年才出現的一套新的生活方式，而且源出於西方。所以這兩者的衝突實質上便被理解為西方現代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衝擊與挑戰。自1919年“五四”運動以來，所有關於文化問題的爭論都是環繞著這一主題而進行的。 ⋯⋯ 一談到價值系統，凡是受過現代社會科學訓練的人往往會追問：所謂文化價值究竟是指少數聖賢的經典中所記載的理想呢？還是指一般人日常生活中所表現的實際傾向？這一問題的提法本身便顯示了西方文化的背景。西方的理論與實踐（約相當於中國所謂“知”與“行”）、或理想與現實之間往往距離較大，其緊張的情況也較為強烈，這也許和西方二分式的思維傳統有關，此處無法作深度的討論。無論如何，烏托邦式的理想在西方的經典中遠較中國為發達。（“禮運”大同的理想到近代才受西方影響而流行起來。）中國思想有非常濃厚的重實際的傾向，而不取形式化、系統化的途徑。以儒家經典而言，《論語》便是一部十分平實的書，孔子所言的大抵都是可行的，而且是從一般行為中總結出來的。“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君子欲納于言而敏于行”、“聽其言而觀其行”、“其言之不作，則為之也難”⋯⋯這一類的話在《論語》中俯拾即是。《春秋》據説是孔子講“微言大義”的著作，但後人推尊它仍説它“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或“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總之，現代西方人所注重的上層文化與下層文化或大傳統與小傳統之間的差異在中國雖然不是完全不存在，但顯然沒有西方那麼嚴重。（這一點我已在《史學與傳統》的序言中有所討論。）我特別提及這一層，意在説明下面檢討中國文化的基本價值，我將儘量照顧到理想與實際的不同層面。 我們首先要提出的是價值的來源問題，以及價值世界和實際世界之間的關係問題。這兩個問題是一事的兩面，但後一問題更為吃緊。這是討論中西文化異同所必須涉及的總關鍵，只有先打開這一關鍵，我們才能更進一步去解説由此而衍生的，但涉及中國價值系統各方面的具體問題。 人間的秩序和道德價值從何而來？這是每一個文化都要碰到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中西的解答同中有異，但其相異的地方則特別值得注意。 中國最早的想法是把人間秩序和道德價值歸源於“帝”或“天”，所謂“不知不識，順帝之則”、“天生丞民，有物有則”，都是這種觀念的表現。但是子産、孔子以後，“人”的分量重了，“天”的分量則相對地減輕了。即所謂“天道遠，人道邇’。但是孔子以下的思想家並沒有切斷人間價值的超越性的源頭——天。孔子以“仁”為最高的道德意識，這個意識內在於人性，其源頭仍在於天，不過這個超越性的源頭不是一般語言能講得明白的。只有待每個人自己去體驗。“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説孔子不正面去發揮這一方面的思想，並不是他不相信或否認“性與天道”的真實性。近代學人往往把孔子的立場劃入“不可知論”的範圍，恐怕還有斟酌的餘地。“天生德于予”、“知我者其天乎”之類的語句對孔子本人而言是不可能沒有真實意義的。孟子的性善論以仁、義、禮、智四大善端都內在於人性，而此性則是“天所以與我者”。所以他才説“知其性者則知天”。後來《中庸》説得更明白：“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