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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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歷史文化背景與西方根本不同；這就決定了它無法亦步亦趨地照抄西方的模式。但是近代中國的思想界卻自始便未能看清這點。康有為提倡成立孔教會，顯然是要模倣西方政教分立的形式。事實上中國既屬於內向超越的文化型，其道統從來便沒有經過組織化與形式化。臨時見異思遷是註定不可能成功的。由於中國的價值與現實世界是不即不離的，一般人對這兩個世界不易分辨。因此“五四’以來反傳統的人又誤以為現代化必須以全面地拋棄中國文化傳統為前提。他們似乎沒有考慮到如何轉化和運用傳統的精神資源以促進現代化的問題。中國現代化的過程因此而受到嚴重的思想挫折，是今天大家都看得到的事實。“五四”的知識分子要在中國推動“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這是把西方的歷史機械地移植到中國來了。他們對儒教的攻擊即在有意或無意地採取了近代西方人對中古教會的態度。換句話説，他們認為這是中國“俗世化”所必經的途徑。但事實上，中國的現代化根本碰不到“俗世化”的問題，因為中國沒有西方教會的傳統，縱使我們勉強把六朝隋唐的佛教比附於西方中古的基督教，那麼禪宗和宋明理學也早已完成了“俗世化”的運動。中國的古典研究從來未曾中斷，自然不需要什麼“文藝復興”，中國並無信仰與理性的對峙，更不是理性長期處在信仰壓抑之下的局面，因此“啟蒙”之説在中國也是沒有著落的。康得在“什麼是啟蒙？”一文中開頭便標舉“有運用理性的勇氣”。這是西方的背景。宋明理學的一部分精神正在於此。理學中的“理”字雖與西方的reason不盡相同，但相通之處也不少，所以中國人用“理性”兩字來譯reason，西方人也往往用reason一字來譯“理”字。我決不是説“五四”時代對中國傳統的攻擊完全是無的放矢，更不是説中國傳統文化毫無弊病。“五四”人物所揭發的中國病象不但都是事實，而且尚不夠鞭辟入裏。中國文化的病是從內向超越的過程中長期積累而成的。這與西方外在超越型的文化因兩個世界分裂而爆發的急症截然不同。中、西雙方的病象盡有相似之處，而病因則有別。“五四”人物是把內科病當外科病來診斷的，因此他們的治療方法始終不出手術割治和器官移植的範圍。

這裡不是討論中國文化的缺點的地方。相反地，我要從正面説明中國文化的內向超越性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所已經發生或可能發生的作用。中國人的價值之源不是寄託在人格化的上帝觀念之上，因此既沒有創世的神話，也沒有包羅萬象的神學傳統。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在西方引起強烈的抗拒，其餘波至今未已。但進化論在近代中國的流傳幾乎完全沒有遭到阻力。其他物理、化學、天文、醫學各方面的知識，中國人更是來者不拒。我們不能完全從當時人要求“船堅炮利”的急迫心理上去解釋這種現象，因為早在明清之際，士大夫在接受耶穌會所傳來的西學時，他們的態度已經是如此了。17世紀初年中國名士如虞淳熙、鐘始聲、李生光等人攻擊利瑪竇的《天學初函》（此書一半神學、一半科學），其重點也完全放在神學方面，至於科學部分則並未引起爭端。前面已提到，中國人認定價值之源雖出於天而實現則落在心性之中，所以對於“天”的一方面往往存而不論，至少不十分認真。他們只要肯定人性中有善根這一點便夠了。科學知識不可避免地要和西方神學中的宇宙論、生命起源論等發生直接的衝突。但是像“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不已”、“一陰一陽之為道”、“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這一類中國的價值觀念和價值判斷，卻不是和科學處在尖銳對立的地位。不但不對立，而且還大有附會的餘地，譚嗣同的“仁學”便是一個最好的例證。譚氏用舊物理學中“乙太”的觀念來解釋儒家的“仁”，用物質不滅、化學元素的觀念來解釋佛教的“不生不滅”。我們可以從這個實例看出近代中國人比較容易接受西方的科學知識確與其內向超越的價值系統有關。中國文化中沒有發展出現代科學是另一問題，但是它對待科學的態度是開放的。換句話説，內向超越的中國文化由於沒有把價值之源加以實質化（reified）、形式化。因此也沒有西方由上帝觀念而衍生出來的一整套精神負擔。科學的新發現當然也會逼使中國人去重新檢討以至修改傳統價值論的成立的根據，但是這一套價值卻不至因科學的進步而立刻有全面崩潰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