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運生於1979年繪製的首都機場壁畫《潑水節—生命的讚歌》，從創作的角度對當時主流僵化的中國藝術思想提出了深刻的質疑，對壓抑個性和自我表現提出了挑戰。 整個地看，中國文化只對價值的超越源頭作一般性的肯定，而不特別努力去建構另外一個完善的形而上的世界以安頓價值，然後再用這個世界來反照和推動實際的人間世界。後者是西方文化的外在超越的途徑。在實際的歷史進程中，一西方的外在超越表現了強大的外在力量。西方人始終感到為這股超越外在的力量所支配、所驅使。亞裏士多德的“最後之因”、“不動的動者”、中古基督教的“神旨”（Providence）、黑格爾的“精神”或“理性”、馬克思的“物”，以至社會科學家所講的歷史或社會發展的規律，都可以看作同一超越觀念的不同現形。英人柏林（Isaiah Berlin）把它們統稱之為“巨大的超個人的力量”（這是借用T.S.艾略特的話）。這種力量要通過人來實現它自己的價值，而人在它的前面則只有感到無可奈何，感到自己的渺小。所以深一層看，西方近代的俗世化其實並沒有能改變它的價值世界的結構。科學家從前門把“上帝”驅逐了出去，但是“上帝’經過各種巧妙的化裝後又從後門進來了。 我們可以説中國文化比較具有內傾的性格，和西方式的外傾文化適成一對照。內傾文化也自有其內在的力量，只是外面不大看得見而已。內在力量主要表現在儒家的“求諸己”、“盡其在我”，和道家的“自足”等精神上面，佛教的“依自不依他”也加強了這種意識。若以內與外相對而言，中國人一般總是重內過於重外。這種內傾的偏向在現代化的過程中的確曾顯露了不少不合時宜的弊端，但中國文化之所以能延續數千年而不斷卻也是受這種內在的韌力之賜。《大學》説“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這段話大致能説明內傾文化的特性所在。這裡止、定、靜、安等本來都是指個人的心理狀態而言的，但也未嘗不適用於中國文化的一般表現。18世紀以來，“進步”成為西方現代化的一個中心觀念。從“進步”的觀點看，安定靜止自然一無足取。黑格爾看不起中國文化的主要根據之一便是説中國從來沒有進步過。“五四”時代中國人的自我批判也著眼於此。我個人也不以為僅靠安定靜止便足以使中國文化適應現代的生活。中國現代化自然不能不“動”、不“進”，在科學、技術、經濟各方面尤其如此。但是今天西方的危機卻正在“動”而不能“靜”、“進”而不能“止”、“富”而不能“安”、“亂”而不能“定“。最近二三十年來，“進步”已不再是西方文化的最高價值之一了。（文章有刪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