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世紀90年代初，圓明園畫家村誕生於海澱區青龍橋街道福緣門村，並被奉為中國前衛藝術的“革命聖地”。2009年11月13日，一個隸屬官方中國藝術研究院的“中國當代藝術院”在北京正式掛牌成立。該院第一任院長是曾經畫出飽經風霜但遭到舊有意識形態堅持者非議的《父親》的畫家羅中立。在儀式上，人們知道了構成這個機構的成員名單：羅中立、徐冰、許江、周春芽、隋建國、韋爾申、蔡國強、王廣義、汪建偉、張曉剛、葉永青、王功新、林天苗、岳敏君、展望、方力鈞、劉小東、曾梵志、馮夢波、宋冬、邱志傑。被事先安排前來參加成立典禮儀式並表達祝賀的人大多數是黨和國家主管部門（中宣部、文化部、中國文聯、美術家協會）的官員，全國美術家協會的主席也到場表示了祝賀。 複雜的解讀再次開始了。在新聞報道裏，人們似乎將這個事件理解為官方開始主動介入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理解為國家資源與那些“野生的”（方力鈞）當代藝術第一次有了結合，這個沒有正式體制編制甚至沒有辦公室的中國當代藝術院的成立被理解為曾經處於被指責、有時是地下的中國當代藝術取得了部分合法的程式，中國當代藝術也許將以主流方式得以推動。儘管批評界對進入藝術院的成員名單中的分類——屬於當代與不屬於當代——有不同程度的看法，並認為其中仍然不乏權力因素導致的結果，但是，像張曉剛、王廣義、方力鈞、岳敏君這樣的藝術家進入當代藝術院似乎也足以説明官方在意識形態標準上給予了明顯的讓步。參加了2008年12月召開的全國美術家協會代表大會的人應該有記憶：“工作報告”指責了”政治波普“和”玩世現實主義“對中國形象的歪曲。然而不到一年的時間，那些歪曲中國形象的藝術家已經成為官方藝術機構的重要成員。 到場參加祝賀的畫家陳丹青巧妙地提醒了那些昨天的“流寇”：在他剛剛離開體制——他曾經一度是清華大學的教授——的時候，這些著名的藝術家被認為開始進入體制。他對那些“特立獨行”、“不按常理出牌”的藝術家給予了多少有些預言式的勸告：“不管怎麼樣，都不要把自已的銳氣滅掉，不要讓自己慢慢變蔫了⋯⋯” 另外的解讀再次習慣性地引用了中國人熟悉的歷史故事：宋代，梁山泊的首領宋江最終帶領了他的那些兄弟們接受了朝廷的招安。今天，這些從80年代以來一直被認為是官方體制之外的在野的、邊緣的藝術家，當他們在國際上取得了普遍的影響並成為藝術界的“明星”時，國家開始召喚他們，希望他們為建立國家形象出力，而他們的確接受了國家的召喚，按照那些批評者的説法，他們被“招安”了。 羅中立在發言中説： 中國當代藝術院將擔任起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使命，在追求當代藝術作品成就的同時，以中國當代藝術的整體研究及推廣為目標，引領中國當代藝術向完備、有機、健康、多元發展。為推進當代藝術的國際交流，弘揚和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當代藝術做出新的貢獻。 沒有人能夠因為這些信誓旦旦的言辭而認為從1979年以來以“先鋒”、“前衛”、“現代”和“當代”的名頭的藝術取得了合法化的地位。儘管從1978年起，中共已經將工作的重心放在了發展經濟上，但是，黨沒有任何文件説明曾經持有的意識形態及其標準完全失效，沒有任何文件表明承認當代藝術就意味著毛澤東的文藝思想完全失效，同時，這個國家沒有任何法律文件表明藝術的自由獲得了制度上的保障。羅中立在程式化的謝辭後面非常明確地表示：“中國當代藝術院的學術基點定位於以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為根本，立足於當代，秉承多元化的當代藝術的價值尺度，構建能體現時代創新精神和當代文化維度的價值評判體系。”完全看得出來，這些措辭與美術家協會工作報告的語句沒有什麼大的差異，同時，也沒有人能夠説清楚此刻的“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究竟是什麼並且和當代藝術究竟是個什麼樣的關係。因此，人們很難説清楚那些開始接受官方管制的藝術家——儘管他們完全不需要國家的津貼——會有什麼樣的未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