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

在西方的對照之下，中國的超越世界與現實世界卻不是如此涇渭分明的。一般而言，中國人似乎自始便知道人的智力無法真正把價值之源的超越世界清楚而具體地展示出來。（這也許部分地與中國人缺乏知識論的興趣有關。）但是更重要地則是中國人基本上不在這兩個世界之間劃下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西方哲學上本體界與現象界之分，宗教上天國與人間之分，社會思想上烏托邦與現實之分，在中國傳統中雖然也可以找得到蹤跡，但畢竟不佔主導的地位。中國的兩個世界則是互相交涉，離中有合、合中有離的。而離或合的程度則又視個人而異。我們如果用“道”來代表理想的超越世界，把人倫日用來代表現實的人間世界，那麼“道”即在“人倫日用”之中，人倫日用也不能須臾離“道”的。但是人倫日用只是“事實”，“道”則是“價值”。事實和價值是合是離？又合到什麼程度？或離到什麼程度？這就完全要看每一個人的理解和實踐了。所以《中庸》説:“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在中國思想的主流中，這兩個世界一直都處在這種“不即不離”的狀態之下。佛教的“真諦”與“俗諦”截然兩分，最後還是為中國的禪宗思想取代了。

禪宗普願和尚説“平常心是道”，這便回到了中國的傳統。“擔水砍柴無非妙道”，真諦、俗諦的間隔終於打通了，聖與凡之間也沒有絕對的界限。宋明理學中有理世界與氣世界之別，但理氣仍是不即不離的，有氣便有理，而理無氣也無挂搭處。

中國的超越世界沒有走上外在化、具體化、形式化的途徑，因此中國沒有“上帝之城”（City of God），也沒有普遍性的教會（universal church）。六朝隋唐時代佛道兩教的寺廟決不能與西方中古教會的權威和功能相提並論。中國儒家相信“道之大原出於天”。這是價值的源頭。“道”足以照明“人倫日用”，賦予後者以意義。禪宗也是這樣説的。未悟道前是砍柴擔水，既悟道後仍然是砍柴擔水。所不同者，悟後的砍柴擔水才有意義，才顯價值，那麼我們怎樣才能進人這個超越的價值世界呢？孟子早就説過：“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這是走內向超越的路，和西方外在超越恰成一鮮明的對照。孔子的“為仁由己”已經指出了這個內向超越的方向，但孟子特提“心”字，更為具體。後來禪宗的“明心見性”、“靈山只在我心頭”也是同一取徑。

內向超越必然是每一個人自己的事，所以沒有組織化教會可依，沒有系統的教條可循，甚至象徵性的儀式也不是很重要的。中國也沒有西方基督教式的牧師，儒家教人“深造自得”、“歸而求之有餘師”，道家要人“得意忘言”，禪師對求道者則不肯“説破”。重點顯然都放在每一個人的內心自覺，所以個人的修養或修持成為關鍵所在。如果説中國文化具有“人文精神”，這便是一種具體表現。追求價值之源的努力是向內而不是向外向上的，不是等待上帝來“啟示”的。這種精神不但見之於宗教、道德、社會各方面，並且也同樣支配著藝術與文學的領域。所以“心源”這個觀念在繪畫和詩的創作上都是十分重要的。論畫有“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的名言，論詩則説“憐渠直道當時語，不著心源傍古人”。這可以説是內向超越所必經的道路。

我無意誇張中、西之異，也不是説中國精神全在內化，西方全是外化。例外在雙方都是可以找得到的。但以大體而言，我深信中西價值系統確隱然有此一分別在。外在超越與內向超越各有其長短優劣，不能一概而論。值得注意的是中西文化的不同可以由此見其大概。這種不同到了近代更是尖銳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