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管他們是畫家、建築師，還是哲學家，後現代主義的核心人物一致相信，今天藝術和社會實踐所經歷的危機只會導致對任何大規模的社會事業的終結性拒絕。因此，我們首先應該關心我們自己的“後院”，最好與我們當代社會的習慣和習俗相一致。不要惹麻煩了！只要亦步亦趨於宣傳活動和調查所調節的藝術與觀念市場就好了。 但是，社會體（socius）簡化為語言的事實，這些事實反過來簡化為二元的或“數字化的”意指鏈，這種觀點源自哪呢？在這一點上，後現代主義者幾乎沒有表達新思想！實際上，他們的觀點直接與結構主義的現代主義傳統保持一致，對人文科學的影響似乎已經成為盎格魯-撒克遜系統化最壞層面的“遺留物”。我認為，粘合這些學説的秘密紐帶來自於隱秘的關係——以簡化論的構想為特點，二戰後是由資訊論和新控制論研究傳達的。每個人一再提及了新的通訊技術和電腦技術，這些技術如此迅速地發展，如此欠佳地掌握，以致它們將我們遠遠地拋在了現象學研究之後，而現象學研究本來是先於它們的。 這裡我們必須回到基本常識上，只是孕育著含義的基本常識；也就是説，具體的社會裝置（assemblage）——不要與美國社會學的“初級群體”（primary group）相混淆，它只是反映了選舉通票的經濟學——質疑了比語言運用更多的東西：例如，行為學和生態學的維度、經濟符號學成分以及審美的、身體的和幻想的成分，這些不能簡化為語言符號學；此外還有各種非物質的參照物宇宙，並沒有輕易地接入主導經驗性的坐標之中…… 後現代哲學家徒勞無功地圍著實用主義研究繞圈子，他們仍忠於結構主義者關於言語與語言的構想，這種構想不允許他們在無意識、審美和微觀政治問題的形成中清楚地表達主體性因素。盡可能以最清楚的方式談論後現代主義，這種觀點並沒有美化哲學的名聲，因為這只是一種普遍的心靈狀態，一種公共觀點的“條件”，這種公共觀點只是憑空捏造了真理。例如，為什麼花費時間為社會體不一致性理論提供嚴肅思考的支援？難道目前普遍存在的大眾媒介不能充分地證明這樣的事實嗎？事實上，如若沒有任何明顯的抵制，任何社會聯繫都能代替資本主義能指生産的去特異化和幼稚化水準。按照“能指為另一個能指再現主體”，這句熟悉的拉康名言能夠為這種新的非承諾倫理充當警句。因為這確實就是我們已經達成共識的事情！但是，只可惜沒有什麼事情著實令人喜悅的，正如後現代主義者所思考的。反而，問題應是：我們如何逃離這種絕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