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中國

與葛文(Gerwin)談話:鹿特丹電影節與當代獨立電影製作

藝術中國 | 時間: 2010-08-31 13:46:22 | 出版社: 內蒙古日報社

葛文:很高興今天這麼多人來聽我的講座,我很樂意和大家分享我的工作,並且談談我對中國獨立電影,甚至非獨立電影的看法。通常我在介紹電影的時候,總是忘了跟人們説我是誰。一場放映即將開始,我説“這是導演”,但是不説我是誰。我覺得策劃人恐怕是當今世界上最被高估的一群人,但電影節是關於電影和電影人,而不是關於策劃人的,雖然是我們決定影片入選和落選與否。所以先簡單介紹一下我自己。我1964年出生在荷蘭北部的一個農場裏,上過醫學院,後來決定不要做一個醫生。無論如何很偶然地,我成了一個影評人,最終成為鹿特丹電影節選片團隊的一員。最初是一個興趣的東西現在是我的工作。我曾經花錢看電影,如今我的老闆付錢給我看電影。我1996年開始在鹿特丹電影節工作。但之前,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就作為觀眾和影評人參加這個電影節。我記不清我看的第一部中國電影是什麼了,可能是謝晉或者陳凱歌——肯定是一部80年代中期的當代中國電影。我們稍後再談中國電影。

鹿特丹電影節創始於1971年,是當時世界上很少的幾個電影節之一,比如柏林電影節的青年論壇,以及戛納的導演雙週。同樣,鹿特丹電影節誕生於60年代的精神,以及那些抗議,進步的電影。電影節宣揚電影是藝術,它的起點就是主張電影不是什麼商業的東西,電影是藝術。另外一個特徵是,電影節早期跟社會議題緊密相關。

電影節最初的20幾年——可能比20年略少,直到1989年,都是由它的第一任主席——休伯•包斯(Hubert Bals) 負責。所有事都是他自己做。他不光是安排所有電影節目,還在荷蘭的不同城市建許多電影院。他還經營發行公司來買片放片。當然,到一定時候,發行公司倒閉了。事情就是這樣的,有野心的人往往會破産。

1988年,他50歲的時候突然離世 ,因為他一直過著不健康的生活並且壓力很大,最後死於心臟病突發。但是電影節,還是象起先那樣,不斷地不斷地發展。它準備好了進入第二個階段的命運。

從那時起,電影節先後有過6任主席,他們都對電影節有著自己獨特的想法和興趣,但本質上電影節的概念始終如一。

然後電影節開始飛速發展,一如全球資訊的增長速度。自1980年代末,柏林墻倒塌之後,世界以多種方式變得更加開放,它也對電影的發行方式有很大影響。有一點已經改變,現在的鹿特丹電影節有競賽單元。老主席從來不想做任何跟競賽沾邊兒的事兒,因為他覺得電影是藝術,跟競賽無關。但現在我們設競賽單元已經15年了。我們還建立一個以第一任主席的名字命名的HBF基金(Hubert Bals Fund)。

要説明1989年以後世界發生了多大的變化,(一個例子是),HBF基金在全世界的第一個獲得者是陳凱歌,我確信他現在不會需要HBF基金來拍電影了。鹿特丹發生了很多變化,但就像我説的,許多最初的想法還保留著。這是個不請好萊塢明星的電影節,也沒有紅地毯和首映式。它非常樸素,是電影人相互之間以及他們和觀眾見面的地方。

張亞璇: 我們從中國電影的角度去看這個電影節,它的影響力確實是在89年以後,也就是葛文先生説的新階段建立起來的。我在歐洲曾聽到一種説法,有一次和一個年輕導演聊天,他的第一部短片曾入圍戛納競賽,他説戛納忌憚的不是柏林和威尼斯,而是鹿特丹。我也了解到,鹿特丹電影節每年選片250到300部之間,它可以在數量上繼續擴張,變成一個更大電影節——但實際上,它並沒有這麼做。我想這是這個電影節發展思路或者策略的一部分。因此我想聽一下葛文先生的對於鹿特丹電影節身份的認識:它有哪些特性使自己在當今如此多的電影節當中保持競爭力?為什麼能在這麼長時間內,換過幾任主席,還能保持這種特性並不斷發展自己?

葛文:當然,電影節之間是存在競爭的。我想你已經意識到了,或許沒有,在現在這個世界,一部電影,除了它自身的品質,還有另外一個指標——首映情況。這對電影來説太人為了!一部電影你可以只放一次,但電影偉大的一點就在於你可以放很多次。電影節之間爭奪最重要的事兒變成了誰能第一次放這個電影,但某種程度上,第一個還是第二個放沒什麼區別。

我們不一定要首映,我們有很多第一次放的電影,但我們不是非如此不可。所以我們可以永遠把一部電影的品質放在第一位考量,然後才是其他。這就是所謂自由。作為選片人,我們應當邀請好的作品,即便它們已經在別處放過了。

事實上,我確實很懷疑我們是否能在12天的時間裏,獲得比我們現在已有更多的觀眾,但我們可以在其他方面有所擴大,比如更多市場,更多曝光率,更多明星,更多贊助商……實際上保持不擴張是很難的。

把那些有商業興趣的人繼續留在電影節,讓他們繼續是這個電影節的一部分也很困難。因為我們在經濟上需要贊助商,但同時又不能讓他們過多影響電影節,以至於電影節變成那種我們不想要的東西。所以我們得要每年重塑自己。比如戛納電影節的選片我非常欣賞,它的確是世界上最好的電影節。他們如何展示自己?我現在已經知道下一年會怎樣——和上一年一模一樣!

今天,去問“電影在哪?”的問題和去思考“電影是什麼?”同樣重要。“電影是什麼?”是電影批評當中最古老的問題之一,是50年代著名的法國電影理論家提出,用法語説是“Qu'est-ce que le cinéma?”;“Où est le cinéma?”——“電影在哪”?今天DVD,網際網路,VOD等正在改變發行體系。所以問題是:在哪找到電影?對電影節來説,由觀眾的觀影經驗認識自己的定位非常重要。所以我們不斷地發展新的推介電影的方法,由此讓一些影片抵達觀眾。所以,電影節可以並且應該達到更多,而不僅是放映一系列影片。

張亞璇:剛才葛文先生談到贊助商和如何平衡贊助商和電影節之間的關係。可否具體的談一下鹿特丹電影節的贊助機制?它是來自於政府資金還是也有很多私募資金?

葛文:我對類似上海電影節這樣的活動是怎麼組織的也相當好奇,它也是一個電影節。鹿特丹電影節一年有800萬歐元的預算,其中一部分包括政府給HBF基金的錢。整個融資結構是三分之一的錢來自票房,三分之一來自長期提供的政府資助,三分之一來自於贊助商以及其他的零散資金和捐贈。荷蘭政府提供的資金以我們每四年制訂的一個計劃為基礎,每到第四年末了,政府會審查我們表現如何,計劃執行得如何,然後你再制定一個新的計劃。除此之外政府不會干涉我們的選片。我會忽略我背後那些看電影,讓影片(從整個策劃中)單獨成立的人⋯⋯我甚至都不知道他們是誰。

事實是沒有政府的壓力,除了要求我們策劃一套有品質的節目。但這會很快改變,如果我們趕上一個右翼流行主義政府,他們對文化完全沒有好感⋯⋯希望這不會發生吧。

其實更多的壓力來自贊助商。因為這一年他們滿意了,下一年會要求更多。他們希望電影被他們的客戶看到,但他們的客戶不一定喜歡電影,至少不是藝術電影。所以要包括一些對贊助商來説好的電影,這也給選片造成一些壓力。荷蘭本土的情況是我們真的要維護電影節的身份;而在國際上,也總是有挑戰,就是你得有新的想法,就比如HBF基金等等。戛納和柏林會拷貝我們這些想法,所以我們只能創新,因為他們更強,更有錢,國家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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