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亞璇：每年大概看多少部電影？ 葛文：我不知道，多多少少……可能600部？不包括很多我開始看但沒看完的片子。 張亞璇：我還是想進一步地問一下，您如何看待電影節主席和選片人的權力？ 葛文：啊，非常非常複雜的問題！主席就是主席——他是老闆。但是在荷蘭我們不是很喜歡權威。我喜歡我們的主席，但他不是一個有權威感的人物。可能在過去這些年裏，鹿特丹只有過一個很有權威感的主席，你得這樣做，你得聽我的，背後別議論……他只在鹿特丹待了兩年，現在是威尼斯電影節的主席。他非常聰明，是一個不錯的電影節主席，他給鹿特丹電影節帶來了很多好的東西，但他的方式很難和荷蘭文化融合。現在主席和選片人之間的關係非常民主。 張亞璇：那您個人對於選片人的權力有什麼感受？ 葛文：我不想把它看作是一種權力，我不喜歡權力的概念。它是一種責任，我們最終得要在其位謀其政。有時候你會覺得無能為力，因為你想選入更多你喜歡的電影，但是這種對電影節的責任要求你不能納入更多的電影，如果它們不是對整個電影節（片目構成）有好處。因為在某種程度上，所有這些優秀的影片之間會互相競爭，爭取來自媒體，觀眾以及國際專業人士的注意。這就是為什麼選5部中國電影好于選20部，可能對中國來説，這一年很不錯，但對於參展的影片，最好少一些（同類）電影競爭。因此限制影片數量是選片人的責任和權力。有時這真的很困難。 張亞璇：葛文先生可能是在座的所有人當中，最資深的中國獨立電影觀眾。我想聽他談一下對中國獨立電影的印象， 尤其是對當下中國獨立電影的看法。 葛文：我不能説自己是中國電影的專家，但是我可能比你們在中國看到過更多的中國獨立電影，確實我也收集了很多dvd。 總得來説，中國獨立電影製作在過去的20年裏有了極大的發展，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出現了很多獨立電影作者，他們對這種發展表達自己的看法。很好的事情是，這些作者不是去展現那些中國夢，城市之夢，光鮮的一面，新媒體或者住在高樓大廈裏的夢，他們也呈現負面，那些不能活在這個夢裏面的人生存的現實。我覺得這非常重要。 大體上你可以用很多方法區分中國電影，其中之一是紀錄片和劇情片。我個人覺得在過去20年裏，全球範圍內很多有意思的電影，它們的作者都完全忽略了記錄和劇情的區別，比如90年代的伊朗電影作者，混合了兩者的形態，並改變了它們各自的框架，但仍然在其中尋找現實。 在中國，賈樟柯是紀錄片和劇情片之間最能做到遊刃有餘的人。比如《三峽好人》是一部紀錄電影，然而其中紀錄片的元素實際上是虛構的。你也可以在許多其他地方看到這種事情，很多有意思電影作者在同樣的事情上有共鳴。 我想數字電影製作在中國開始於劇情電影，但最近更有意思的作品多是紀錄片。我寫了一些可能不太確切的東西，毫無惡意，是對中國獨立劇情片一個很簡短的定義，我首先要為此抱歉，因為很多這樣的劇情片我非常喜歡。是這麼説，“一部非常慢，用固定鏡頭拍攝（的影片），呈現了即將死去的人的悲慘生活，配上很差的聲音和難以理解的字幕。” 當然很多此類電影都是很好的作品。但花些錢提高聲音品質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想在國際上發展你的職業生涯，還要花錢把字幕做好。 很難對中國獨立電影泛泛而談，因為它們各各不同，但大部分獨立劇情片跟紀錄電影的共同之處，是它們都非常關注社會結構，這一點遠比中國周邊的國家如泰國，南韓更突出。實際上有更豐富的電影，很多關於個人經驗，它們往往聯繫著個人在一個更大社會裏的位置。很少看到一部中國獨立電影主要關注個人問題和事物。我不是很確定中文裏“政治”這個詞的經典語詞意義，我會認為所有這些電影在某種程度上都是政治的，只是在主流中國電影當中，有些電影也是政治的，其表現在於否認社會結構。 但它們全都要處理一個對電影來説，在世界範圍內都是很大的命題——如何呈現現實？你可以展現一些事實，但它跟現實有聯繫嗎？對於一個電影作者，如何通過電影重建觀者和現實之間的聯繫，是當今電影面臨的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因為我們已經被太多圖像，電影，以及來自於二者的經驗淹沒，以致于和現實脫離了聯繫。重建這種和現實的聯繫是作者的一種責任。它是怎樣的？我也不知道。 這些都太深奧了，不是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