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亞璇：您剛才説每四年政府就會對這個電影節做一次評估，89年以後，在過去將近20年的時間裏，政府一直都是非常支援電影節的嗎？尤其是現在整個世界的格局在改變，東方和西方的關係也在改變，剛才您提到HBF基金來自於政府的資助，那政府對於電影節，以及基金的態度發生過什麼樣的變化嗎？ 葛文：你説的對。我想對於電影節的態度，我們只要做得成功，計劃完成，它就不會有改變。但是對於HBF基金，它是外交部設立的，情形就不太一樣。當然，世界在過去20年發生了變化，有些國家過去很窮現在發展了很多，這些都對外交部的工作産生了影響。比如説，他們有一個這世界上一些國家的名單，叫做“黑名單”——我不知道是否還有其他叫法。它是一個窮國以及更窮國家的名單。政府想要HBF基金主要針對那些最窮的國家。這個主意很不錯，把錢給最窮的國家。問題是，這些最窮的國家有時候甚至沒有電影，沒有電影院，沒有電影工作者，尤其是非洲的一些國家。許多非洲國家沒有電影，只有很糟糕的電視節目，或者是一些在尼日利亞製作的，DVD發行的肥皂劇。因此對HBF基金來説，它的宗旨是支援在電影藝術上年輕的有創意的作者，我們必須找到方式來應對政府的這種壓力，去考慮第二級名單，或者第二級還不是很富裕的電影國家。 我們的應對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尋求其他贊助商，而不止是政府資金，比如西方世界以外，對電影感興趣的私人贊助商。我想我們在尋求其他贊助商方面還是很成功的。問題只是我們沒辦法在這些很窮的國家找到足夠多的有意思的電影（項目）。我們需要合理地把錢花出去。（所以第二點）我們所做的是，除了資助電影項目，我們也把一部分基金給到教育項目，影展計劃，或者這些很窮國家的特殊項目。有時候在這些國家可以發現一些很有意思的影像作者，他們用錄影工作，只是不是電影工作者，而是錄影藝術家。在這些貧窮國家我們試圖將工作領域拓展得更開闊一些。每年我們可以花的錢大概是100萬到150萬歐元。對於中國的（電影）狀況，它也産生了影響。 張亞璇：我印象中柏林電影節有一個電影基金，也是一個針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基金，但中國是不列在可申請國家之內的，不知道對於鹿特丹，中國現在在這個名單的哪一級？ 葛文：我想是第三級，但還是在上面。只是如果我們只把錢給中國作者，我們有問題了。 張亞璇：HBF基金確實是對中國獨立電影影響最大的一個西方電影節基金，可以説中國獨立電影的成長跟它是分不開的。而且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它始終關注年輕導演，給他們資助。尤其幾年前，我忘了是哪一年，在常規的前期，後期，發行等資助項目之外，又單獨設立了數字電影一項，可以説非常及時，很多小成本的中國獨立電影就是用這個錢拍出來的。曾經聽葛文先生説過，這個想法最初是他跟基金會提出的。您能講一下當初是怎麼有的這個想法，以及這個項目設立以後它的成績麼？ 葛文：並不是我們把數字電影加入到我們支援的項目當中。情況是，最初我們只是泛泛支援電影項目，然後基金會意識到只給電影製作提供一些發展階段的資金並不是十分有效。於是我們決定把錢給到兩個階段，一個是劇本發展階段，幫助電影作者創作劇本；另外的可能是申請後期製作資助。因為一旦拍攝完成或即將完成，最後一個階段可能會非常困難。然後我們又了解到在非西方國家，數字電影製作的方式（跟以前傳統電影的拍攝）非常不同。所以我們意識到我們可以把這個東西納入一項特別申請。要申請數字電影製作基金，數額是兩萬歐元，整個電影預算不能多於十萬歐元。可以舉一些例子都哪些導演得到過這個基金。從它最初建立，得到過這個基金的中國導演有王小帥，何建軍，張元，晚一點還有婁燁，賈樟柯，王兵，最近的數字電影基金有王兵，彭韜，劉伽茵，應亮……早年間我們還從中國私下運出一些35毫米膠片，（幫助導演）在荷蘭完成後期。但我現在還是不會告訴你們是怎麼運的…… 張亞璇：也許我們可以下次專門做一個講座關於這個話題。 葛文：你來荷蘭我就可以告訴你。 張亞璇：我還想請葛文先生談一談電影節主席在電影節當中扮演了一個什麼樣的角色。就鹿特丹電影節來説，選片人和主席之間的選片機制是怎樣的？因為每一年報名的影片應該是非常多，可能是幾千部，你們如何通過團隊的工作來篩選出需要的電影？ 葛文：可能5000部？也包括短片。主席的角色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不同的主席在如何為電影節塑形的問題上有不同的想法。現任主席有來自藝術界的背景，他不是電影策劃人或影評人，而是來自藝術機構的策展人。所以他跟以前的主席有點兒不一樣。他對於事情如何運作非常感興趣，具體的選片基本上就由選片人來決定。但當然他也看電影，他對於他要把什麼樣的電影納入到這個電影節裏面有想法，他是以這種方式參與選片和策劃。 另外一個問題是，選片工作如何進行？我就坐在你坐的地方，前面有個電影螢幕；我也看很多dvds，我的同事們也是。我們旅行，跟作者會面，我們收到更多的dvds和電影，我們看更多，開始列出一個單子。有時我們立刻（跟作者）説來鹿特丹吧，有時你覺得這個電影很有趣，但還要等等看，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前一個階段接近尾聲，我會有一個大致的輪廓，對我感興趣的東西；然後我會有一個粗略的看法，對某個地區我們可以選多少部片子；也要（在數量上）平衡每年非常重要的一些電影和還沒在其他地方放過的新電影。我們就是這麼開始工作。它並不總是根據個人趣味。有時有個東西我覺得有意思但個人並不是很喜歡，我把它給一個同事看，他可能會更感興趣。另一個問題是，什麼電影我們會立刻説行？怎麼決定立碼兒要邀請的電影？一個很有名的説法，在這個電影節第一任主席的傳記裏，他説，“不是我在看電影，是我的肚子在看。”我沒有一個很大的肚子，他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