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冰峰：我們是不是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和方式來討論下《有種》項目？請介紹下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組織、策劃這個項目的出發點和過程。 張元：前年，我把自己過去，九十年代拍攝的一些圖片，也包括電影的部分截圖做了一些影像平面作品，像1993年拍的《廣場》，1999年拍的《瘋狂英語》，還有跨越了七、八年時間拍攝《金星》，從他的變性手術開始，一直到過了幾年成為一個女人，以及建立家庭之後，她的個人生活故事。 還有像1991年拍的崔健的錄影帶的一些圖片和截圖。開始討論這個計劃的時候是一年前，在與館長傑羅姆，及曉彥、小暉討論的過程中，他們希望我們做一個新的東西，當時有幾個選題，最後選了這個《有種》的概念；在某種程度上是延續過去《北京雜種》的概念，當時我關注的是那些不在體制內，也不在機關裏，還能夠生存的搖滾樂手、藝術家，還有所謂在社會上“混”的那些人，他們是怎麼生存的。我從這種角度上開始一個新的構思，我想知道，今天的這些年輕人，特別是八十年代出生的年輕人怎樣構思自己的生活和生存；雖然現在我已經超過了這個年齡，但是我想回頭去看，當初我們在拍《北京雜種》那個年齡時候的這些人在怎麼生存，一下子就選中了這個選題。 一開始我準備只做一個圖片展，但在前幾天做的對這些年輕人的整個訪問過程中，突然發現有特別讓我震驚的一些東西，也可以説是一些讓我驚喜的東西，所以，這個計劃的發展估計不會是一個簡單攝影，而是會發展成一個關注八十年代出生的年輕人生活的切片似的東西，深入到這些年輕人生活的內心世界和生存狀態，過程中有很多東西是讓我很驚異的。我覺得這個作品不僅僅是簡單的平面作品，而且也不是一個形式上的東西。所以我現在對這個計劃特別感興趣，也覺得很有意思。 董冰峰：《有種》這個項目由哪些具體內容構成？比如攝影、錄影或其他媒介的作品？ 張元：攝影，除了平面的東西以外，實際上也要做長時間的掃描，因為在我們選出來的這些具有代表性的人，年輕人都有很長的訪問，這個訪問同時也要在展覽當中出現。 董冰峰：這些人都是最近的一批，集中在九十年代？ 張元：80年的，不超過30歲的這一批年輕人。 董冰峰：項目中的這些訪問，跟你在九十年代制拍攝的影片在內容上有沒有直接關係？ 張元：跟我過去拍的電影沒有關係，只是概念上有一些結晶。我也是想找一種對比。因為原來的方式不同，原來在北京拍《北京雜種》的時候，因為我也是那個年紀的人，而且我的生活狀態和那個東西也有一些接近，周圍有很多的朋友，實際上當時沒有用現在這種方式（類似田野調查）去發現，如果今天讓我直接去走進他們的生活又不太可能，所以就用自己來或者朋友推薦，還有，我們登出一個廣告，然後讓敢於面對我們的鏡頭去“講故事”的一些人。我覺得採取這種方式也是比較有意思的。 董冰峰：這個項目叫做《有種》，看起來很像是很正面、積極的一個闡釋。通過這樣的影像的訪問和記錄，你覺得最終會達到一個什麼樣的結論？ 張元：我在拍攝的過程中，我覺得個人的生存狀態都千姿百態，有積極的人，也有很頹廢的人，特別地不一樣，現在有很多人還住在五塊錢，幾塊錢一天大通鋪裏，也有每天都在想整容的人，要把自己改變成另外的人的人，也有包括同性戀者，還有那些非常艱難的進行搖滾樂創作的年輕人，我覺得他們每個人都是很不一樣的。 如果要説積極的話，就是大家還都在生存著，還存在著希望；每個人內心中還是有希望的。 董冰峰：最後呈現出來的是不同的視頻片段或畫面？還是一部完整的作品？  張元：最近這段時間圖片就應該完成製作，錄影部分已經完成了，我準備在春節以後籌劃拍攝一部電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