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冰峰：你覺得這次的項目和以前相比，在製作的方法上是否有改變？比如你的《媽媽》或者《北京雜種》裏面會有“重疊的場景”，但《廣場》和《兒子》就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種方式，那麼現在這個《有種》的項目又有什麼不同嗎？ 張元：我這次是希望和過去的東西還得有一些對應，因為今天我看，例如搖滾樂隊，在和他們進行深入對談的時候，我發現他們的精神理想，有很多方面，雖然有一些語言表達方式和崔健，包括和後來的何勇、竇唯有一些區別，但是基本的方向還是一致的。有的時候，你在驚異他們變化的同時，也在驚嘆很大的相似性。像裏面有一些行為藝術家，他們想希望實現的東西和張洹他們當時對一些理想也很近似，因為當時都是一些年輕人，年輕人身上有很多希望和很多追求上的共同點，感覺到有一些東西沒有變。  董冰峰：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從個人判斷來説，你還是傾向於記錄功能大於電影的美學性或者是敘事的表述？ 張元：我相信電影的記錄功能，而且我覺得這樣一種功能，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是這個時代的鏡子。小時候老師在罵我們的時候，經常有一句話叫“你撒泡尿照照。”就是在這個影子裏你會知道你自己到底是一個什麼樣子，我們到底生存在一個什麼樣的環境當中。 董冰峰：謝謝。我想通過這些問題和答案，大家會比較全面的了解《有種》項目。那麼對本次項目的策展人郭曉彥女士來説，應該會對這個項目有更多的理解和不同的判斷？ 郭曉彥：近幾年，創作與介入現實關係是大家關注的問題。很多人覺得進入現實找不到真正的切入點。這裡面，台灣一些知識分子有一個觀點，是説知識分子應該保持著最起碼的態度，對社會，比如説面對社會不公或者社會問題，知識分子至少應該有一個自我懺悔的態度，就是跟不跟整體社會合謀。我覺得張元作為一個藝術家，他的一定的獨立性是很有代表性的，對某種事物和現象的關注，也表明瞭一種態度。我覺得從《北京雜種》的拍攝能體現這種態度，這種“介入”還是因為他自己有一種源自自己的態度。 張元：你剛才提到文學，特別是左派文學，我覺得中國文學當中，我自己閱讀的時候，發現一個對於我來説的一個缺憾，中國有一個詞叫“報告文學”，所謂的報告文學也是經過了非常誇張的修飾，很難讀到最紀實性的東西，或者是最深入的那種調查、訪問和最深層的觀察，就是説這樣紀實文學也缺。 我們在西方書店裏面轉的時候，總會嚴格地分出小説類和紀實類，就是在我們這裡到底有多少真正的紀實類的東西，當然也可能是因為我們那個體制的原因，是不是有點怕看這種徹底真實的東西，但是中國還缺這種東西。實際上我們不知道我們自己生活是什麼樣子，也不知道我們城市當中是什麼樣子，對於世界來説，這兩年影響最大的當然是在我們的奧運會，奧運會的開幕式、閉幕式，全世界很多人在看，包括我們的閱兵，這是我們這個國家的一種形態，但是除了的北京大的氛圍下，在一個、一個窗戶裏面住的那些人，包括住在地下室的人，住在畫室，住在各個角落裏邊的人，他們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真實生活，別説是西方人，連我們中國人自己恐怕也很難去知道，我也想看到。因為每天都忙忙碌碌地做自己的東西，做所謂的藝術，那麼到底是生活在什麼樣的地方，這對於我們來説也有意識要看到。 董冰峰：我想起來你在拍《東宮西宮》之前，首先是看到李銀河和王小波的那本書——《他們的世界》。那是一個調查報告，我對這個“線索”印象比較深。 張元：實際上在做《東宮西宮》的時候，我最早是有一個題目和角度，可是對這個事件並不是很了解，就是因為加拿大的一個學者，一個女的社會學家，她找到我，跟我聊天，她建議我是不是要認識一下李銀河和王小波，我跟他們見了以後，李銀河跟我建議的，説：你還不如跟王小波寫這個劇本，當時我沒有看過王小波的書，只看過一本書，很小的冊子，很薄的，我説：“好。”後來王小波，寫了好幾稿了，王小波拿給我一本書，是台灣給他出版的，叫什麼《王二風流史》，就是《黃金時代》，台灣為了賣得好，給他起了一個《王二風流史》，我幾乎當場，到半夜把那本小説讀完了，才覺得真了不起，我原來只看到王小波一些雜文，沒想到和這麼好的一個小説家合作，那個東西也使我和王小波見了很多的同性戀者，首先從訪談開始，所以很多電影也都是用這種方式。  像拍《過年回家》，我也是去了十七個監獄，見了三十多個殺人犯，都是死刑緩期的，也是通過那個角度去做的。有的時候，這個也可能是我們了解社會的一個途徑，所以到現在我還留著去十七個監獄的錄影採訪，那些人也不知道現在到底變成什麼樣了，那些採訪還在，可能有二十幾萬字，三十幾萬字的採訪，當然我覺得這些記錄，可能到最後在某種程度上的價值會超過電影。 郭曉彥：是在記錄一個時代的某個側面。藝術家，在八十年代似乎有很明確的“對立面”反對體制，要爭取展覽權，爭取發表的權力和某種抽象的自由；現在似乎有點看不清，你到底要對付什麼東西。所以，是不是通過你這樣的一種田野工作，我的想法是，這裡面也有對自己判斷的矯正和正視。你要清楚你是生活在一個怎樣的現實土壤裏面。這樣，你的作品才會有一種真正的生命力。我們對這方面很期待，一個像《北京雜種》這樣的帶有強烈態度的計劃，也期待能發現我們這個時代有那些很不一般的生命，在自己的世界裏構築對世界的理解，對生存的理解。這是大家都想在計劃中看得到的。 董冰峰：同意，不管是藝術家，還是電影或戲劇導演，關鍵是針對社會現實和當下的角度及立場。 張元：本身我覺得“越界”對於創作來説也會是有意思的事情，也沒有辦法界定，話劇也可以去拍電影，電影記者也可以去寫作，也可以去拍圖片，越界本身也是一個對話。 藝術家有自己完整的精神世界，光在自己精神世界裏面去完成藝術作品也是可以的，可是藝術還要有很多其他的方式，現在每個人都畫一個東西到底，而且只畫自己便於收藏，便於去認定的同一個形式，我覺得也不是一個固定的創作方式，而且這種方式，肯定最後也沒有什麼意義，也帶不來新鮮感。 董冰峰：那其實張元導演準備這次個人項目的時間是非常短的？ 張元：我喜歡這種工作方式，最近也在看過去拍的那些東西，包括前段時間，我拍的一些，就覺得放不進來，因為我在同一個時間裏面去製作的東西，它有一股氣，就像畫一張畫一樣或者就像拍一個電影一樣，它與我自己是同一種感情和角度，我喜歡這種工作狀態。即使以我拍電影的製作方式，一個團隊工作，我雖然是攝影係的，我現在裝膠片也不是那麼敏感了，也不是那麼快了，我原來是裝膠片的高手，現在也需要別人來幫我，我喜歡一個短時間裏面，帶有一種規定的時間裏面，去創作的那種感覺。 董冰峰：對，這個項目製作時間還是很緊張的。 張元：也很好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