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間：2009年4月18日 地點：伊比利亞當代藝術中心放映廳 主持：張亞璇 嘉賓：周強，馮艷，彭姍 一年之前，“這裡發生了什麼？”，這個在某種程度上對過去十年獨立電影工作進行了某種回顧——當然不僅是回顧的展覽，在放映和文獻展之外，組織了幾場論壇。這些論壇各有針對，或是想討論一些迫切的問題，或是想激發出有意義的對話——有關獨立電影發行的話題就是其中之一。 中國獨立電影的傳播和發行是在國際範圍內展開——從來如此。現場的三位嘉賓各自提供了自己的角度和經驗，同時涉及劇情片和紀錄片，主要談到歐洲和日本，同時也引申出各種與獨立電影製作和傳播有關的話題。 通過這些談話，我們可以直接或間接了解到當下中國獨立電影的生態；也能得知，這世界的另外一些地方，跟我們所在有著不同的文化建制，它們提供出別樣的環境和空間，而中國獨立電影的發展又在多大程度上依賴它們；另外一件可能不常被獨立電影工作者們意識到的事，是合作的重要，因為無論獨立的電影還是獨立的個人，佔有的資源總是少量的。 整個論壇持續了大約3小時。整理出來篇幅巨長。因此分兩次發表。這裡是第一部分，主要是周強作為監製，談與賈樟柯電影有關的製作和發行經驗。 張亞璇 2010年3月24日補記 張亞璇：我首先介紹一下在場的三位嘉賓。第一位是周強，他作為西河製作的監製，從《站臺》開始跟賈樟柯一起工作。這一位是彭姍。她作為電影製作人，與應亮一起一直在自貢拍片，他們的作品包括三個長片與一些短片。請彭姍來，主要是覺得在中國的獨立電影裏，他們的工作有一個非常特殊的地方，就是用非常低成本的方式拍片，資金可能來自於一些基金、獎金，形成了一個自我生長的能力。這種能力對獨立電影非常重要，我想讓彭姍談一談他們的經驗，就是拍片的資金從什麼地方來，拍完以後通過什麼渠道發行，獲得一些收入，然後用這個收入來支援下一部電影的製作。國內獨立電影製作中有這種能力的組合還是不多，他們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 另一位是馮艷——紀錄片導演，她的作品是《秉愛》。請馮艷到這裡來，是因為《秉愛》這部作品，在過去的兩年裏，除了參加一些電影節並獲得了很好的反響外，今年三月份又在日本的院線系統有一個發行。但是這種發行又跟周強參與的賈樟柯電影在歐美地區的發行方式非常不一樣，我也想讓馮艷也談一下她的影片在日本發行的經驗。 他們三位會從各自的角度提供一些不同的經驗。我覺得這些經驗，有可能對中國現在如何推廣獨立電影以及將來我們有可能以什麼方式來建立一些模式提供啟示或者參照。這就是我們今天組織這個論壇的初衷。 周強：我想從我的工作經歷來談。我從1995年開始參與獨立電影的工作。當時我讀完研究生的課程回到了香港，開始在香港獨立短片比賽工作，當時是這個比賽的第一屆，今年已經是第十四屆了…… 一開始在香港，可能（電影）環境也不是很好，（年輕人）沒有太多的機會，也沒有太多的人參與。大概是從2001年、2002年開始，香港電影發展局開始有一些基金資助拍電影的年輕人，他們就有了這麼一個小小的機會。我就是在那兩年的工作裏邊認識了一批很年輕的獨立電影工作者，包括現在的拍檔餘力為、賈樟柯。當時他們也（互相）不認識，就是把自己的學生作品拿出來比賽，等於是通過這個短片比賽，我們開始走在一起拍片子。然後這十幾年的過程裏面，我其實也一直有跟一些新導演合作，包括韓傑、唐曉白等等。 可以説，能想到的融資方法跟發行方法，我們都嘗試過。對我來説前面的融資和後邊的發行是相通的，等於是從一開始還沒拍的時候，就應該想到發行的問題。這是你看到劇本之後就要面對的一個問題。因為有很多資金的來源，其實都是發行商的錢。 在中國，很多獨立電影資金的來源是一些海外的基金，比較有名、有規模的像法國外交部有一個南方基金，還有鹿特丹、瑞士、瑞典、美國、加拿大等有一些跟發行有關係的基金，也有一些基金是從劇本階段開始贊助的，但更多時候，他們是從後期階段才參與。因為在幫助一個新導演時，他們很難看懂這個新導演的才華在哪？很多時候是看過片子以後，哪怕是一部分的片子，他們才能確定這個錢給出來會有怎麼樣的結果。這種方法，還是比較主流的。 到某一個程度，當一個新導演開始被人認識，就可能有一些更大的基金，比如法國的南方基金能夠申請到。但是南方基金特別是這兩年也開始有財務的問題。還有就是因為中國的發展，南方基金這兩三年都沒有批過一個支援中國電影的製作計劃。 未來我們融資的途徑需要有一些調整。很好的是中國國內現在能夠找到錢的途徑也開始多了起來，很個別的例子可能會有一些比較好的結果，但目前對獨立電影來説還是一個不穩定的情況。 張亞璇：有兩個問題：第一個你説南方基金最近幾年都沒有投給中國電影項目，那你個人覺得這裡面的原因是什麼？第二，你説你們的融資渠道可能會發生一些改變，國內的民間資本有越來越多的可能性……那這種融資渠道和資金來源會對你們的製作産生什麼樣的影響呢？ 周強：幾年前開始，南方基金內部有很多討論：因為中國的國力還有經濟在增長，他們在考慮要不要把中國從贊助的地區裏面劃出去。他們整個名單針對的是所謂第三世界，還有以前的殖民地，非洲的或者越南這種，而且是支援發展中國家的那些獨立電影人。你能夠看到，它是一種外交行為. 這幾年（他們）一直在談，也有一些法國的朋友、監製跟我們聊過這個事情。我們也直接寫信給外交部，反映我們的需要。因為獨立電影——不是主流的中國電影，我們的基金來源其實很小，生存空間也很小，所以需要説服他們，要他們把中國留在清單裏邊。還是成功了。 只是説他們在審批的過程裏邊，一年有四季，每一季有一個委員會，那個委員會可能有三到四個人，是法國的監製、發行商輪流的，每個人只能參與兩三次的審批。他們還是比較公平的，有很好的機制。但每次能夠通過審批的機會很小，是因為全世界清單裏面有那麼多的國家，他們一次就給三個。以前還好一些，最近幾年更有心理上的一種因素，委員會裏邊的監製可能關注的是南美洲的電影，你發現他們批給南美洲的電影多了。可能他們對現在的中國獨立電影有一些懷疑，這也是我能感受到的。 另外比如説一個法國監製要求拿那個錢去拍一個南美洲的電影，得到的機緣更多，是因為他可以配合南美洲很多不同的基金，加起來就有一個更大的融資的可能性，而在中國是比較單一的，在這方面會稍微吃虧一點。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國內資金？ 張亞璇：就是你們的融資途徑，從跨國資金到民營資本的調整，對你們的電影製作會産生什麼樣的影響？可能現在我們很難清楚地去描述這幾年來賈樟柯的電影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但這種變化是一定存在的，我想聽一聽你個人的感受，尤其是你從製作的角度怎麼看這個事情。我想有的時候這種改變是由資金決定的，體現的是資本的力量。 周強：在這個問題裏面，我們會把持一個原則，就是這個錢的背景，你用了以後會有什麼相應的東西要給出來？要是説這個資金會讓你失去很多創作的自由，可能這個錢我們就不用了。 為什麼我們到現在還是比較少用到很商業的投資？因為很工業的投資確實有一個很強大的監管制度，他們是做生意的，可能把錢放在第一位，會有一些創作上、製作上的管理，這種管理會讓我們覺得不安。現在用國內的錢，我們的策略是像預賣的關係。就是不管電影廠還是什麼樣的錢，我們之前會説好會分給你什麼東西，包括DVD版權還是電視版權，然後製作就是我們自己管了。 當然我們所有人，包括在座的所有工作者，你的電影拍出來之後要面對一個審查的制度。這個審查的制度，是所有人都不知道會怎麼樣的。在這個過程裏面只能靠導演的態度，他想通過還是不想。他要通過的話，就要有他的智慧，他的方法，包括在創作上的一種智慧去面對、去解決這個問題。因為這個問題是很實在的，是在我們前面擋住我們的。如果説我們不想發行就無所謂了，導演就覺得不用想太多的東西很舒服，不用太去面對這個事情。但結果就是中國的市場你沒法參與進去， 這就是我們的原則，就是基金背景，對我來説很重要。沒有什麼老闆會干預我們的製作，還沒有出現過，我們最後面對的就是審查。 比如剛剛拍完發行的《二十四城記》，我們的錢都是來自於地産商——華潤在成都的一個分公司，它給錢以後就沒有管過事情。其實他們的觀點是一個宣傳，反正片名叫《二十四城記》——它一個樓盤的名字——它就滿足了。它也知道我們這個片子會管理得很好。我們也去了戛納，他很滿足就夠了。反而在審批的時候，它給電影局的信可能是有幫助的，可能就會暢快很多。你可能比我更了解中國官場的那種東西。所以這部片子是有官方資金背景的，他們還是放開了一點，雖然還是有剪。 我們六本片子，每本剪了兩三分鐘的對白，大概是這種損失。所以在中國放的片子是不完整的，但還是能看，能發行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