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我自己”起的題目——事情是這樣子：《收穫》雜誌明年改版（真抱歉，我從未讀過《收穫》），編輯説是要開闢作家或藝術家談論“自己”的專欄，在電話裏幾番情詞懇切向我要稿子，終於推託不過，我説，非要寫，出個題目，發幾句問吧，於是電傳傳過來，給了這題目。 我不願談論我自己。我的家不挂自己的照片、自己的畫——不為什麼，也沒想過為什麼 。平時偶爾發表文字，編輯索要照片，我也不寄。不知起于何時，中國的書刊作興發表一張以至一張以上的作者照片（十九彩色，彩色照片真難看）。我不明白：為什麼要麻煩讀者看自己？你怎麼知道讀者願意看見你？ 可是好幾位編輯語重心長勸過來：“隨俗吧！這是讀者的願望。” 誰是讀者？他們在哪？就算真有讀者坐在我跟前，我也不知如何“説説我自己”——人只要是坐下寫文章，即便寫的是天上的月亮，地上的蒿草，其實都在“談自己”，而我是讀到文章裏出現太多的“我”字，便起反感，因我向來怕見進門坐下滔滔不絕大談自己的人。 今歲我回國存身，不走了。人一旦成了所謂遠來的和尚，歸國的遊子，即便仍是黃臉一張，“讀者”總不免過來瞧一眼——採訪，座談，約稿，熱乎乎地，都是抬舉，都該解作善意。好吧，豁出去，我就三陪小姐似的陪一陣，陪過一陣，總會四散的吧，然而難辦的是臨了還要提供自己的照片拿去印，怎麼辦呢，挨得過初一挨不過十五，我終於屈服，就範，隨了幾回“俗”。新近接受 ELLE雜誌（即叫作《世界服裝之苑》）的採訪，就給要去幾張與家人一起的照片，因編輯説是要給讀者“親切感”。事先徵求女兒的意思，不料她就高興叫道：YES！同學們可以在ELLE上看見我！——她倒預先知道誰是她的“讀者”了，而且中文版ELLE拿到美國去，怕是比法文原版還吃香。 自己拍照自己看，沒什麼。誰手邊沒有自己的相片呢，可是一朝發表流佈，譬如在ELLE連篇累牘的朱唇、香肩、玉臂、秀腿之間忽然撞見“我自己”，我登時變成身份不明的“讀者”——昨天， 11月號ELLE上了市，封面是美國影星“甜寶貝兒”布蘭妮，側身斜睨著，一對豐乳在滑亮的銅版紙上幾乎跌出來。打開，翻下去，心驚肉跳，闖了禍似的：“我自己！” 在“我”與“自己”的畫作之間，感觸怎樣呢？9月，我的個展在北京展過，10月即開始了從湖北發端的巡迴。在武昌那個空闊陌生的展廳，我又目睹一百六十多幅大大小小自己的畫從貨櫃裏一件件取出：有點親膩，有點煩。二十年來年年辦展，自己的畫，自己早已看熟、看厭，每當這樣的打點佈置自己的展覽，我多少像是置身事外，並茫然驚異於自己的冷漠。這茫然的驚異，外人不易覺察，我心裏是知道的，此刻無妨説出來：那其實出於一種難以棄絕的自顧與依戀，仍算是輕微的熱度吧。 但這都是後臺的“內心活動”，紙面上的“文字處理”。人在現場，“我”與“自己”往往還是不知如何坦然相處，猶如當年初出道。 只要有觀眾，我向來羞于走進張挂自己作品的展廳中去——不為什麼，也不知為什麼。多年前讀到一篇關於馬奈的回憶文字：他也竟羞于走近沙龍裏自己的畫幅跟前去，朋友拉他，他固執拒絕，停在遠處。我知道，我豈能自比馬奈，但是人同此心。幼年在體育場看見球手投中，滿場叫好，那球手卻總是埋首疾步跑開去，毫不理會周圍的響動，而那神色又分明聽見並知道周圍的響動的。胡蘭成對此自有他的説法，他似乎格外傾心於他的説法，他説：古人箭中靶心的一刻，每在心裏叫聲“慚愧!”為什麼呢？因為此時是“在眾人裏看見了自己”。 放學了，一群小孩子，歡天喜地連打帶鬧，這時最怕爹娘冷不防竄出來，連名帶姓叫回家。 貢布裏希説：“沒有藝術，只有藝術家。”是嗎？好像是這樣。真的是這樣。每在大畫家的回顧展廳裏徘徊不去，我常會想起那位羅馬總督手指耶穌説的話：“瞧——這——個——人。”是啊，我常想，真有所謂“藝術史”麼？沒有這單個單個的“人”，藝術史是什麼？ 在作品上簽署姓名的傳統是十分晚近的故事，相傳始於喬多。喬多的時代，相當於我們的元末吧？中國藝術家的署名史，似乎要久遠得多了。但我們可知道兵馬俑的作者是誰？敦煌的作者又是誰？ “藝術家”一詞是翻譯過來的。在敦煌與兵馬俑的時代，那些偉大的作品並不被看作是藝術，“藝術”一詞，也是翻譯過來的。 紀德（抑或是福樓拜？）説：“呈現藝術，隱退藝術家。” 簽名只是簽名。如今滿世界的油畫行貨張張都簽名，在中國，許多作者用的是拼音字母，斜體，飄逸，粗看以為是英文，是法文，其中最快的快手，一天能刷幾十張。真的，在行貨上，沒有“藝術”，只有“藝術家”。 我長久迷惘于委拉斯開茲的魅力。在他的畫中，只見藝術，不見藝術家。 小時候翻墻越界，手腕子給大人捉牢了，拽到辦公室，桌子一拍: 講！此刻，我若犯事敗露扣在局子裏，我將被迫“説説我自己”，正式的説法，即“坦白交代”——我願坦白，我自認很坦白，只怕我説出的話，編輯、讀者不要聽。
編輯在電傳裏問：什麼因素、什麼時刻使你萌生了、確認了要當一名“藝術家”的想法？ 我不知道，也不記得。至今我羨慕能夠留起絡腮鬍子的人，我真想知道是什麼因素、在什麼時刻，他們的鬍子開始“萌生”，並 “確認”為絡腮鬍子，而我卻沒有。 編輯又問：面對現在藝術學院最年輕的藝術學生，如果他不知道您，會如何？ 在今年出席的幾次座談會上，“最年輕的學生”遞給我的字條會這樣的提問：“請談談您的初戀，還有中年的慾望。”底下加個小括弧，歪歪斜斜寫著：“一定要回答呀！”我“會如何”呢？我説，在我的青少年時代，男生女生根本不講話。至於中年的慾望，請諸位等到中年再問吧。 編輯還問：聽説兩次您的流淚，一次是在倫勃朗畫前，一次是在學生面前。 胡説！我從未在“倫勃朗”或“學生”面前流過淚。在別的 時刻或場合，我確曾縱容過自己的眼淚，有時，那簡直是歡欣的經驗，但除非“刑具伺候”，我絕不招供詳細，直到我願意將之轉化為別的敘述方式。羅蘭·巴特在他追念亡母的著作《明室》中，母親以及母親的照片是貫穿全書的話題，可是在書中的大量照片裏既沒有他的母親，也沒有他自己。他坦白，但什麼也沒交代。他説： “我要發表心靈，而不公開隱私。” 年輕的達利初訪畢加索：“先生，我今晨抵達巴黎，沒去盧浮宮，先來看您！” 畢加索應聲答道：“你做得對！” 藝術家自當如是看自己。凡·高同志要算是倒楣的，但他在給親兄弟的信中説：“有一天，全世界會用不同的發音念我的名字。” 這算是“隱私”還是“心靈”？20世紀初，據説散在巴黎蒙馬特高地的“盲流畫家”中有位老兄每天早起將腦袋伸出閣樓天窗對著大街吼叫著：我是天才，我是天才！ 看來我不配是個藝術家，不因謙虛，或因我是中國人。少年時，我在窮山溝裏好像曾經躲進被窩偷偷默念過“我是天才”之類譫語，因是過期太久的陳年“隱私”，可以“發表”，聊供讀者笑一笑。當代中國藝術家總算敢於公開求聲名，放狂話，遑急曠達，曠達而遑急，似也漸與西方人連同一氣。我就不止一次在國中關於藝術的文字中讀到引自安迪·沃霍的話： “每人出名五分鐘。” 二十多年前，我時或被人告知我已出了名。近年回轉來，小小美術圈的同行居然依舊記得“陳丹青”。只是這點若有若無的小名聲，與“我自己”有什麼關係？是什麼關係？每見圍上來要求籤名的“最年輕的藝術學生”，我總是感到委屈而失措：替他們委屈，替他們失措。我簽，但即便是倫勃朗或畢加索此刻坐在正對面，我一定不會走上去要求籤個名。我會目不轉睛看他們，假如能夠，我願為他們捶背，洗腳，倒尿壺。齊白石説他甘願給青藤八大磨墨理紙當走狗，絕對真心話。 編輯的電傳還説：即使現在，也有人不斷在對《西藏組畫》做解讀。不見得吧，要真是那樣，我該怎樣解讀這“不斷的解讀”？那是我的“聲名”還是“我自己”？關於那些畫，倒是四川美院一位學生説得最痛快。他生長在拉薩，與我老交情，看到後來一撥撥畫家跑去畫西藏，他脫口而出：打倒陳丹青！ 上個禮拜我遇見了陳丹青，真的！還是在湖北，講座過後，同學們又擠過來要簽名。忽然人叢裏鑽出一位能説會道的小姑娘，江西人，屬羊，與我閨女一般大——大家哄笑了：原來這姑娘與我同名又同姓——名叫“丹青”的同志我知道好幾位，同名同姓，現前面見，卻是第一回——我們彼此瞪著，傻笑，不知如何是好。她要是個男子，與我同齡，我就可以模倣安迪·沃霍聰明而善良的惡作劇，聘請這位陳丹青為我拋頭露面開講座。不是嗎？在眾人的朗聲哄笑中，我倆終於並排站站好：這回是我要求與“陳丹青”合個影。 臨了，陳丹青同志一定要我為她寫句話，我就寫： 丹青：你怎麼也叫陳丹青？接著簽了我的名。 但隨即我就後悔了：憑什麼人家不能也叫陳丹青？我該這樣寫: 丹青：我也名叫陳丹青。 （2000年11月1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