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2001年，貿然答應上海《藝術世界》開辦專欄一年，照例不知寫什麼，於是請讀者月月來信，相與閒聊。這裡摘取的是最末一期，事後給別家報刊轉載，編者存心聳動，取文中一句話為題，沿用如上。今年見《南方週末》一篇質疑“外語教育”的長篇專文，作者的議論比我專業多了，極有説服力，大約三點：一、外語教育的定位與初衷，大可存疑；二、外語教育推行即久，並未奏效；三、外語考試于“教育法”無據。社會上則另有二説，一是個別大學已自行制定相對靈活的外語考試措施，一是國家擬針對不同學科局部改革外語考試製，改以“語言考試”，重視中文檢驗，外語僅佔少數考分，聊供參考雲。但以上均屬“聽説”，無處求證。目下，我所接觸的各地藝術學生，一如既往，為外語教育戲耍作弄，苦不堪言。 】 近日感冒，嚏涕交加，泡杯熱茶，又得給“交談版”按期寫字了。今次是我末一回在這欄目上胡説，索性借這小小的版面，談論藝術教育。年內至少有十幾封來信指責今日的藝術教育，而我目前的角色正是一名教員。教員又怎樣呢，就我所知，關於教育的批評必定無效的，我也不過空談，唯其空談，但願不致被刪除吧，以下摘錄四位讀者的意見—— 青島市一位稱我“伯伯”的麟麟説：現在的美術學院高考是不公平的，是一種模式，流水線製造人才，誤人子弟。許多啟蒙者關注這一問題，但難改中庸，僅是“關注”。湖北的李青雷説：最憤恨的是中國的藝術教育，一邊説藝術如何如何，一邊又不改革！江蘇的立人説: 小生不才，承蒙現有的優越的教育制度所賜，暫且無緣接受高等教育……福建的吳曉帆説: 我為中國的藝術教育感到悲 哀與憤怒。有天才的人總是被那可嘆的分數拒之門外。想像力是無法培養的，而藝術最最需要的想像力早已被我們“偉大”的“應試教育”扼殺光了，那些考試真正公平嗎？考生中有幾個真正鍾愛藝術？這個時代的人缺乏夢想與追求，找個好大學，找個配偶，生孩子，再讓孩子接受應試教育，渾渾噩噩過一生……學院的教條主義培養出一撥撥所謂美術工作者，但誰是藝術家？ 這幾位讀者顯然都是少年，青春大好，前途無量：“無緣接受高等教育”的立人，電腦來信工整清潔；自稱是高中生的吳曉帆，鋼筆字相當漂亮，落款加簽的英文“YOUR FRIEND”，更是龍飛鳳舞，比美國孩子的英文書寫還*……偏是這樣的歲數，總要叫喊“悲哀”、“憤怒”、“不公平”。他們説得對不對？那是落榜者的怨言嗎？他們的際遇能否代表其他人？假如有哪位好學生出面反駁，為當前藝術教育描繪另一幅美好圖景，我極願傾聽，但我同情與我交談過的各地藝術院校校內校外的許許多多年輕人。回國教學以來，我的感受是：90年代藝術學院的教育，遠不如80年代，遠不如“*”前十七年，甚至遠不如藝術學院全部關閉，但藝術教學並未窒息的“*”十年——在那些年代，我們對學院無比嚮往，對藝術滿懷信念。中國自“五四”前後創辦藝術學院迄今，八十多年過去了，我們的藝術學院從未像今天這樣臃腫龐大，像今天這樣充斥辦學的教條。 許多人士，許多專著，都在診斷中國當代教育的大病，去年北京教育學家*先生送我一本他所編輯的書《我們有話要説》，所有篇幅均對當代教育的種種錯失與斑斑惡果，剴切痛陳。然而大病既久，仿佛無病：我確定，那些文字在目下空前“繁榮”，高叫 “改革”的教育大局面前，只是風中的雜音。別的科目、大學究竟怎樣，我不清楚，以我任教的見聞，現行教育政策強加於藝術學院的種種規章制度，只在變本加厲。變本加厲是為了什麼呢，當然，是為了“加速教育改革”、“完善教學管理”、“振興人文教育”…… 我猜，楊先生的書，應該更名為“我們無話可説”。 我們無話可説。百年來中國最優秀的藝術家倘若活在今天，正當就學年齡，將會怎樣掙扎？——天生下湖南齊白石、安徽黃賓虹，必須在今日“考前班”通過愚蠢的石膏素描與水粉畫測試才能獲得“國畫”本科生准考證；天生下我們的徐悲鴻林風眠，必須呈交超過所謂四級或六級外語考試分數，才能在中國境內報考油畫專業——且慢，潘天壽、傅抱石、梅蘭芳、於是之、劉詩昆、侯寶林、常香玉、李連杰之流，今天想要求師收徒嗎？好！管你是畫國畫唱京戲演話劇彈鋼琴説相聲敲大鼓翻筋斗，統統必須考外語！他們的朝氣、性情、才華與想像力，是在就學期間不斷填滿各種學時學分，預備日後的“考研”、“考博”，否則不可能以本科學歷換飯吃。徐悲鴻著名的人生信條不是“一意孤行”嗎，我們且看他將怎樣被今天的現實擊得頭破血流：這一切僅僅是開始，他們必須交付至少五到十年的青春，編一份真真假假虛虛實實的專業履歷，明裏暗裏疏通無數關節人事，有心無心耍弄許多實出無奈的上策下策，才可能混到個“助理”、“副高”、“正高”，住進一居室、二居室、三居室，揣著附有頭銜的名片，混得像個人樣子。以他們的天資，很可能通過節節考試，但哪來時間專心致志發奮作畫？以他們的毅力，很可能照樣作品迭出，但所謂“量化管理”要的是表格，不是藝術；以他們的才華，很可能發財致富，但恐怕不是我們所見到的境界；以他們的抱負，或許在行政地位上脫穎而出，但休想對我們口口聲聲“中華民族”的藝術，乃至文化有所作為；以他們的性格，必定不甘受制，那麼，我們試來設想他們在今天會被置於怎樣的處境？
所幸都是假設：這些前輩從未身受這等奇罪，別説他們，今天，凡在藝術圈混得開，坐得穩，多多少少有點成就的藝術家，捫心自問，仔細算算，沒有一位是90年代藝術學院荒謬森嚴的教條鉗制下出了道而成了功。可憐今天十七八歲的少年兒郎，校門在前，關卡重重，怎麼辦？！ 當今藝術教育的諸多頑疾，罄竹難書。僅就招收新生、錄用才俊、晉陞教職而不分青紅 皂白一律考核外語並作裁判依據這一制度論，便是藝術教育的死症——其根由，與什麼外語、知識、學問、教育，均不相干，因説來話長，不説也罷，此處余皆不論，單來看看此一死症的乖謬與後果： 據説，推行外語教育是為便於同所謂國際“接軌”。以人文藝術學科論，此乃大謬，不值細説。日本與中國，均普及外語教育，日本的“國際地位”有目共睹，然據留日十餘年歸國任教的設計家陸志誠介紹，日本經已廢除人文藝術學科的外語考試。再看天津美院青年教師馬樹清一例，他説，十年前投考慕尼黑藝術學院時，教授問及德語程度，他只能用德語回答一句：“我不會説德語”，語出，遂當即錄取。相似案例，在出國藝術學生中不勝枚舉。而英美德法諸國青年若是投考本國藝術學院而非得通過“中文”考核而後始得錄取，將成何體統？ 據説，掌握外語將有利於同“世界先進學術資訊”進行“交流”。此説于理工醫科等專業汔無疑義，但證之藝術專業的知識結構與修習規律，則純屬神話，跡近謊言。各門類藝術自有豐富的專業“交流”方式，天生其才，即便文盲或聾啞也竟無妨，古今中外，未曾接受學院教育，甚至喪失某種官能而卓然有成的大藝術家，多不勝數。音韻旋律造型色彩形體舞姿等等，根本就是無國界的“世界語言”，此乃常識，個別藝術家或可借外語略盡輔助之效，但僅屬極次要的工具之一，殊不足道，才思敏銳言語犀利如畢加索，畢生不能背全二十六個字母；而在歐陸各大語系中，通曉數國語言原為常態，並非異能。俄國人納博科夫以英語寫作，捷克人昆德拉以法語寫作，鋼琴家魯賓斯坦可説五國語言，但其成就必在文才超邁技藝過人，不在掌握語種的多寡，因天下沒有一位藝術家憑藉外語而能全其天分、成其業績，此亦毋庸置言的常識。 理工醫科等專項外語的語意和語義，規範精確，通行世界，各國學生習而用之，其必要，其效能，無可置疑。然文、史、哲及藝術門類詞語，在各國母語中最是難以把握，僅以“藝術”（ART）一詞為例，即在歐陸各語系中，因地因時有過多種定義、歧義與變化，譯成他國詞語後，迄今誤解不止，爭論不休。中國語文深奧精微，無論文言文白話文還是當今翻譯體文字的傳授與應用，也以文史哲及藝術類詞語為最難，莫説從事創作實踐的藝術學生，便是文史專家怕也錯謬纍纍，殊難精而通之，如此，竟苛求千千萬萬藝術學生以外語作“學術研究”之用，豈非説夢？而國外藝術的大量資訊，自有國家高等外語專才專事譯介，外語教育若假設藝術家可憑修習外語而直接解讀浩如煙海的外語文本，其昧于常理，尤甚于政策制定者的無知。 外語考試製的另一理由倒是出於純粹“中國國情”。據説國內教育界“關係學”猖獗，有鋻於此，乃特設外語難關遏止之，以正 “學術尊嚴”雲。惜乎此舉貌似上策，實屬下策：如所週知，“國情” 歷來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外語考試製的嚴厲實施，無非繼續催生更惡劣更精緻的應景對付與弄虛作假，亦必先為教條之輩、功利之徒所舞弄。最近北大教授揭一醜聞：該校外語試題制定者的苛酷，達于病態，以至測試美國學生，也竟難倒，譯成中文，同樣無法解答……而因外語分數是藝術學院考研、考博的最佳敲門磚，全程通行證，多少年紀輕輕的機會主義者索性與外語巧修“關係學”，獨以外語高分昂然入學翩然畢業者，在藝術學院司空見慣：“學術” 既因“關係學”貶值，又遭投機者公然戲耍，何“尊嚴”之有？ 要之：人文藝術學科外語考試製流弊，非在外語教育，而在政策的依據與制定。回看外語教育的歷史，清末民國實屬正常而優異，唯爾後獨尊俄語，繼之一概廢除，再是80年代三令五申全面推廣，此一矯枉過正的惡性迴圈，乃發為我們民族忽亢忽卑或拒或從的文化心理並發癥。我們且旁看奉英語為“國文”的美國，尚且因各族裔團體持續反對“英語霸權”，至今未敢在國會悍然通過全國統一的英語教材。未來，中國的中小學生卻可能拜普及外語教育之賜而朗朗上口説外語，其“學貫中西”之狀，或猶勝於殖民時期吧，然而殖民者何曾稍作語言同化之夢，以外語教育作教育大綱之一，強加中國人文藝術學院的炎黃子孫？外語教育的定位，終取決於人文教育的整體，中國人文教育百年劫難，已有公論，而今外語教育的政策思路，依然是人文教育迭遭污損的後遺症綜合症之一端，其病根，即行政掌管學術，罔顧教育規律，其惡果，是人文狀況將繼續承受壓抑，難以振拔。五十年來，我們有導彈飛彈原子彈，我們的文化巨擘在哪？ 外語教育不等於人文水準，已如上述，而藝術學院外語考試的酷政實施有年，貽害眾生，實已積重難返：其一，十多年前，教育界人士即直指我們的考試製度是一項“汰優制度”，人文藝術學科外語考試製尤使此一“劣勝優敗”的過程行之有效——前三名前五名優秀考生因外語落榜者，屆屆有之，無校無之，“擇優錄取”既難落實，“精英培育”自亦空談，在校生專業品質連年下降，“博” 不如“碩”，“碩”不如“本”，已是各院校公認的事態。其二，可造之才別無出路，唯擱置專業苦攻外語，及至通過，藝技荒疏。我認識幾位投靠五次至八九次而因外語分數落榜的“老生”，其境遇較之吳敬梓筆下的范進，尤為可哀，因范進畢竟考的是中文。其三，為外語考試製所逼，碩士博士名額索性聽任外語學院次等生濫竽充數、頂替冒充者，無校無之，此亦中國式“政策”與“對策”鬧劇的絕佳雙簧。然以上症狀雖也難堪，尚可維持各校門面，其遺患藝術教育至深且巨者，猶在以下方面：其一，為外語過關，學生從成年到而立之歲，光陰耗費，精力渙散，智慧受挫，內心懼憎，學院的辦學宗旨，學生的求學意志，為之不倫不類——藝術，已削弱為藝術學院次要而曖昧的點綴。其二，外語教育貽誤殃及的學業之一，正是外語，當初制定政策的那點剛愎之心與良好目標，為之淹沒，因外語的工具性蛻變為升學的工具，外語，不折不扣成為交還校方以備上報的一紙學分。至於學生的知識結構與文化修養究竟是否因此提升，無人過問，因所有教條的實質，無非向上負責。其三，尤有甚者，不少院校對外語落榜者網開一面的籌碼，是交付數倍的高額學費，近年已躥升到五六萬元之譜：既是收錢，何談考試權威？收錢，又何必非考外語？教育産業與學術招牌造成赤裸裸的利益交換，使“外語”早就淪為“應試”和“過關”的同義詞。其四，中國種種考試積弊久已生成畸形的“考試文化”、“考試人格”，在我到過的十多所全國或各省市重點藝術學院，不曾遇到一位外語和藝術相得益彰，同樣優異，並對二者充滿熱情與信念的學生，滿目所見，是不知所從而不得不從的集體表情，那是被考試怪獸過度強姦後的“無表情”。吳曉帆説：“你知道嗎？有人説今天的藝術學院是白癡收容所！”不，校園青苗絕不是白癡，今日藝術教育倒仿佛存心要將活蹦亂跳的生命一個個養成“白癡”：説來也是常識，外語水準的高下，必取決於中文的良好根基，我在各校講演中收到的數百張字條，十之八九文理不通，隨處出現常用詞語的錯別字，無論是書寫還是言説，中文，正在大專院校全面淪喪，中文教育，才是迫在眉睫而追之已晚的頭等大事！外語考試製還想繼續盤剝、離間、侵蝕新青年起碼的中文思維與表達水準麼？有一天，這外語考試製陽謀若是果然逼出藝術學生普遍的外語水準——天曉得那是怎樣的怪物：一群在中國本土滿口英文或日語的中國藝術家？——那絕不是中國文化的福音，而是一場荒誕劇。但我不相信那是可能實現的勝景：教條的果實，只能是教條，今之國家的專業中文與外語文本尚且錯誤百齣，藝術學生的外語水準可想而知，至於怎樣對付四方八麵包圍而來的“世界”，希望或在於中小學乃至幼稚園的外語教育，藝術學院，則招生規模倒是越來越大，收取學費越來越高，更兼以上教條的捆綁勒緊之效，藝術學院的學位，藝術學院的藝術，藝術學院的聲譽，經已大幅度貶值，並將繼續貶值。
嗚呼！三十年前的“文革”，“中央五七藝校”明令三代工農出身者始得入學；三十年後，炎黃子孫必須拿出六級外語分數才能上榜……吳曉帆在長達四頁的信中最後問道：“我愛一切的美，我該如何自學？”説實話，我不知道，空話倒有一句，但也是大實話： “美”，不收你銀錢，不考你外語，你“愛一切的美”，這“愛”，就會激勵並引導你如何自學。我們古代的大畫家王冕同志少年時窮得只能放牛，有一天，他在牛背上看見雨後美麗的晚霞，大為感動，從此畫起畫來——在我們五千年藝術史燦爛輝煌的記憶中，根本沒有今天這樣 的所謂“藝術學院”。 以上所説，只是當今教育機體的局部“潰瘍”：何必認真！我們的國家正在富強，國運，真是擋不住地好。人文教育藝術教育怎麼辦呢，不必驚怪：那是我們上百年文化命運天災人禍的總報應—今日的所謂人文藝術學科，只是國家教育事業的擺設與點綴，競起高樓的藝術學院，説破了，只是眾人的飯碗。慚愧，我也正在混這碗飯吃，我該時常提醒自己：何必認真。 版面用完了。來年，《藝術世界》還想哄我辦一道專欄：每月聊一幅所謂“世界名畫”。我不敢答應。我得歇歇，多畫畫，多看書，好好學中文。難為大家陪著我結結巴巴聊了十二個月，我謹向逾百位捧場來信，尤其是我未予回應的讀者，鞠躬致歉，鞠躬致謝。（2001年11月11日） |
